1月31日，“人民艺术家”、半岛公司官方网站入口查询荣誉委员秦怡迎来99岁生日。近日，上海市文联和上海影协相关领导看望慰问了秦怡，带着众人的牵挂和祈福，祝她健康、平安！

　　今年也是秦怡从艺82周年。1939年秦怡参演个人首部电影《好丈夫》，后在重庆、成都等地演出话剧。1946年，秦怡回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并担任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至今秦怡先后参演40余部影视剧，塑造了无数经典形象。哪怕年事已高，她依然追逐着电影梦。93岁时，为拍电影《青海湖畔》，她登上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 95岁时，她还在电影《妖猫传》中客串角色。

　　直至现在，秦怡心心念念的依旧还是电影—— “人民艺术家”她当仁不让，“最美奋斗者”她名副其实。

跑个小小的龙套也好啊

　　牛犇入党，秦怡是他的介绍人。2021年年初，87岁的牛犇和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探望了秦怡。“我跟她说‘你要活120啊’，她立马答我说‘那可不得了’。”牛犇高兴地说，“她一辈子都那么努力，那么爱惜自己作为一个演员、一个共产党员的‘羽毛’，我要继续向她学习。”

　　秦怡和牛犇闲话家常的时候，佟瑞欣就在一旁安静地聆听。他说那一刻感触很深很深，很难想象那一代电影人对电影的情愫究竟有多深沉。“真的就如她所说的那样，‘只要活着，就要工作’，对于她，电影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佟瑞欣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探望秦怡，秦怡正和女儿一起打着拍子唱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眼睛里闪着光，“我觉得，有些东西对她来说就是永远刻在心里的”。

　　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上海影协主席任仲伦的讲述里。有一次他去医院探望秦怡，秦怡说想出院。“出去做什么呢？在医院里有医生护士时时关照着，不是很好吗。安心休养好身体，这也是全国观众的期望。”任仲伦这样劝她。

　　“出去了我可以拍电影呀！”秦怡回答，“悄悄进剧组，跑个小小龙套也好啊。”

　　“我被深深感动了。”任仲伦慨叹。在和秦怡认识并密切交往的这几十年里，这种感动始终萦绕着他。电影、电影、电影，他们之间聊得最多的，或许就是这个词——这是一位老电影艺术工作者，或者用秦怡自己的话说，一个“中国电影的老老影迷”，内心最朴素最赤诚也最热烈的愿望：要一直创作下去，一直拍下去，一直和观众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讲，秦怡就是上海电影、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任仲伦说，“长期以来，从她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感召。她对电影的那份无可比拟的热爱让人动容。”

　　表演艺术家梁波罗也视秦怡为心目中的偶像。虽然两人仅在2013年的儿童影片《心曲》中有过合作，但经常在本地或外地的一些公益活动、朗诵节目中碰面。2015年，梁波罗的自传《艺海波澜》准备出版，他想请“老大姐”秦怡作序，又觉得她毕竟年事已高，参与的社会活动又多，一番请求说得多少有些诚惶诚恐。然而秦怡非但欣然应允，而且写得极其认真。“几个月后，她把我带去的书稿还给我时，稿子都被翻旧了。说明她是一页一页认真看过，然后写了这样一篇序。这让我非常感动。”梁波罗感慨地说，“我觉得她这个老前辈，一直非常平易近人。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境遇，她都能够宠辱不惊，当真是艺术大家的风范。”

　　无论角色大小，哪怕只是一个龙套，只要在电影拍摄现场，秦怡始终全神贯注、精益求精。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从源头上、从生活中寻找艺术灵感，她用满腔的热情为文艺事业奋斗。对秦怡来说，干文艺不是“为谋生”，而是“为理想”。

拍我有啥拍头，我要拍电影

　　2015年，由秦怡出品、编剧并主演的剧情电影《青海湖畔》上映。而为了拍摄这部电影，时年93岁的秦怡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上一待就是三个月。

　　之前，女儿金斐姮就反复劝过她，没有一个子女愿意让90多岁的老母亲吃这种苦，“这样的高原，我都上不去”。可她也深知母亲骨子里的倔强与坚持，自己根本劝她不住，因为这是秦怡心心念念一定要做成功的事情——“每次有人来看她，她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做电影这一行的，就总要拉着人家说剧本。为筹措拍摄资金，妈妈甚至想过，要把家里住的房子卖了。”

　　时任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也曾是这个项目坚决的反对者。“我跟秦怡商量，你想拍电影，我帮你拍一部你的纪录片，在摄影棚拍，用你的经历折射上海乃至中国电影的发展，不也很有意义吗？可秦怡拒绝了，她讲：拍我有啥拍头，我要拍电影。”

　　佟瑞欣就是那个和秦怡一起上青海拍戏的人。他用微电影的形式，将秦怡在青海的拍摄生活记录了下来，并将影片取名为《非凡》，而这个词，也正是秦怡带给佟瑞欣的最直接的感受。

　　当《青海湖畔》摄制组爬上高原，相对年轻的队员都有些气喘吁吁。大家劝秦怡赶紧坐下来休息一下，被创作的兴奋所激励的秦怡疑惑地反问他们：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坐下来？金斐姮笑着说，生活中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有点迟钝的人，也许是她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别的、在她看来比“自己”更重要的地方。

　　经历了这次拍摄，佟瑞欣觉得自己在秦怡的感召之下，也“变”了。“她的艺术‘脚力’，她的扎根生活的韧劲，都带给我极大触动，反过来也促使我在艺术事业上不断鞭策自己。”前几年开始佟瑞欣发起并创办了上海公益微电影节，秦怡毫不犹豫地答应做顾问，给予了很多“底气”。“对很多人来说，秦怡就是我们的精神引领。”

　　陈鲤庭执导的《遥远的爱》是秦怡主演的首部电影。她曾问耄耋之年、躲进小楼三四十年的陈鲤庭“您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做，但精神很好，秘诀是什么呀？ ”陈鲤庭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书，在书里，我的世界很大……”其实秦怡也是如此，呆在家里也经常看书、看报，写写东西，“使年迈的双足尽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这边讲“不要不要我没钱”　那边“哗”几十万就捐掉了

　　事实上，在金斐姮的印象里，秦怡一直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母亲。与很多“名人子女”不同，母亲从不会倚仗自己的名人身份而为子女去谋求点什么，恰恰相反，她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并反复告诫他们，“我的任何事情，你们都不要参与”。

　　读书、找工作，女儿的这些“人生大事”，秦怡虽也像普通母亲一样关心，却从未对她“施加援手” 。而直到退休，金斐姮也恪守与母亲的约定，从未参与母亲工作相关的任何事情。“55岁之前，我对她的工作细节几乎一无所知。后来我老了，她也老了，她才让我帮着她做一点事。她工作上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这就是秦怡。

　　与秦怡创造的艺术形象同样重要的，是她的社会形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重大事件面前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已经是秦怡的一种习惯。

　　有一个细节让任仲伦印象很深。

　　秦怡的儿子金捷住院，她亲自在病房陪护照料。好心的医生看在眼里，悄悄对前来探望的任仲伦说：“小弟”住在多人病房，秦怡又是大明星，会不会不太方便。任仲伦于是建议秦怡，为“小弟”换一间单人病房。不想秦怡强烈反对，连说不要不要不要，“单间价格很贵的，我没钱的”。

　　可就是这个连呼“没钱”的秦怡，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时，却二话没说，一下子拿出了二十万的积蓄，“哗”地一下全部捐给了灾区。什么叫心里装着人民，什么叫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从她的身上，你能看到对这些表述最具体也最生动的注解。

　　人品高洁，艺品高尚。秦怡为今天的电影工作者树立下了最可宝贵的榜样。

　　“只要活着，就要努力”，她对艺术的孜孜以求，使得她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如此丰富而有价值的作品，创作了许许多多深入人心的经典银幕形象。

　　“不为谋生，为理想”，她将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给别人，赢得一代又一代观众对她的爱戴与敬仰。

（本文由上海市文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