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年的春天来得晚，四月中旬，伴随一路绽放的樱花，我在日本中部地区穿梭、观摩、探访、交流，细细品味樱花之国的风土人情。在短短几天时间，就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日本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国度。

　　活着的民俗

　　代表团首站是名古屋市。一下飞机我们就被拉到名古屋市郊犬山城。犬山城是一座建在山丘上的古城堡，被称为日本建筑国宝，始建于日本江户时代，至今已400多年历史。

　　当我们向犬山城，一路攀爬、一边赏樱时，人越来越密集，锣鼓喧闹声越来越大。只见人群簇拥着一座木制塔车正在巡游。原来遇上了当地的春祭，是当地民众迎春祈福的一项民俗活动，有点像中国农村的社火。木制塔车名叫“神轿彩车”，高约10米，彩妆遍身，华贵精美，塔下有轮，由十多名壮汉推行，塔上坐着七八名孩童在不时高声吟唱，壮汉和孩童都身穿日本和服。塔车跟随着大批民众，在犬山城前市街往返巡游，犹如中国的彩车游行。据了解，这些彩车由当地町目的老百姓集资建造，每逢时节就出来巡游。塔车上的孩童需要交纳一定费用才能上去，尽管这样，孩童还是争先恐后报名。看着巡游百姓虔诚的步伐，听着孩童童稚未脱的歌声，这种民间习俗已经深深种在日本人的生活里。

　　在日本各种民俗活动非常普遍，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民俗，都经常举办各种民俗活动，而且得到日本民众的积极参与，每到民俗期间，大街小巷挤满了人。我想，日本人的精神密码和灵魂特质，正是通过这些民间文化活动，向一代又一代传承。

　　相形之下，中国的传统民俗更多地存在于旅游表演、博物馆收藏、历史书籍以及人们的记忆中，它已经相当程度脱离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为丢掉了民族生存记忆而遗憾，更为失去建构自己灵魂的宝贵财富而痛心。

　　礼仪之邦

　　在日本的几天时间里，给我们深切感受的是日本的“礼”。在人际之间交往中，“礼”始终作为其中的核心和媒介。我们在和日方接触和交流中，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比如在初次见面时，交换名片是必不可少的礼节。在交换名片时，伴随笑容、鞠躬、问好，虽是程式，却很自然。我出国带一盒名片，几天时间竟基本用完，换回同等厚度的日本人名片。在名古屋中日新闻社里，由于我们一行加翻译、加在日华人摄影家有10人，日本写真协会为了对等接待，其会长、理事等也出来10人。这些令人尊敬的老摄影人大都六七十岁，他们西服革履，有些人还是特地坐公交从家里赶来。其实会谈时间很短，大多数人说不上话，他们只是考虑礼数要周全。

　　在惠那市，当地政府观光部门接待我们拍摄古驿站一条街。为了表达隆重的礼仪，观光部门的石原美保子女士特意穿着和服接待我们，当时正下大雨，美保子长衣款款、白袜木屐打着伞走来，让我们非常感动。中午用餐时，他们又陪我们吃饭，我本以为是日方请客。后来才知道，我们花我们的钱，他们花他们的钱，他们自己是AA制。看来请客吃饭，是礼仪的要求，并非高消费的必然。

　　礼是一种仪式，是一种形式。通过以礼待人，表达对人的尊重。礼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心灵的沟通。国内对礼的理解出现两种极端，一是认为礼只是形式，有没有问题不大，致使“失礼”现象普遍，粗俗泛滥也就不难理解；二是认为礼要厚重，只有厚礼才能打动人，其实厚礼往往会演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这一点，似乎日本人比我们国内一些人理解得更深刻。

　　现代忍者

　　在高山市三之街町，我拍到一张日本古代忍者盔甲和兵器，它破旧不堪，锈迹斑斑。据了解，忍者是日本江户时代开始出现的一种特殊职业，接受忍术训练，主要从事间谍活动。在现代日本，忍者早已不存在。然而通过观察当代日本社会，“克己”、“坚韧”、“容忍”的一些忍的精神，似乎在日本人精神中得以传承，许多日本人成为了现代忍者，这在东日本大地震中日本老百姓的反应和表现得到体现，也在我这次短短访问中得到印证。

　　访问期间，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张立国先生对我们说，他在日本已经20多年，他从来没有见过日本人打架，吵架就见过一次——两个出租车司机不知何原因互相瞪眼，一会儿就散了。在日华侨唐丽女士说，日本人不会轻易说出自己的不满。比如在餐厅吃饭，不管菜如何难吃，你问他肯定说好吃，而且津津有味吃完，绝不会向餐馆当面提意见，至多下回他不来这个餐馆。日本人“忍”的精神可见一斑。

　　市场经济社会人际交往频繁密切，出现矛盾争端很自然。西方人的逻辑是，有不满就喊，就要抗争，在斗争中争取自己的利益。东方人讲和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让矛盾公开化。尽管日本学习了吵吵闹闹的西方政党政治，但在日本民间社会，忍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挥，成为促进和谐的重要因素。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高发、频发，一些人开始秉承另一种逻辑——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快感就喊，不舒服就叫，似乎社会遍布不公，人们全有不满。人们心中充盈着喧嚣和浮躁，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其实忍的境界，包容着内心的安详和生活的圆融，当你无法一切都如意时，不妨先忍一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