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千里共婵娟——香港与内地艺术交流回顾与展望」圆桌交流纪实
小组讨论现场
在艺术论坛期间,“共话香港”圆桌交流成为众多活动中最为引发专家学者与听众交流互动的环节。论坛主持人、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总监张子扬,带动香港教育学院文化与创意艺术系兼任教授郑新文、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亚洲演艺研究创办人及总监毛俊辉就如何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建设中华文化共有的精神家园这一话题各抒高见。
●张子扬:此次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的主题是交融与发展。各位嘉宾第一次到内地或香港是什么感受?
○郑新文:我以个人名义到内地旅行比较早,但第一次在专业方面的交流是在1986年,跟随香港管弦乐团到内地演出,去了北京、上海、杭州。当时北京音乐厅刚开一个月,设施非常好。到了杭州,是在老剧院演出,场地很大,声音效果不错。但因为是冬天,没有制暖系统,我们就自己买了暖炉,提前几天开始烧,最后达到要求的温度。那时候的物质条件远没有今天这么理想。
○饶曙光: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内地有很多录像厅,放映的大都是香港电影。我个人在录像厅看了大量香港的电影,包括周润发、周星驰、成龙等主演的电影,通过电影对香港已经有很多了解。第一次来香港是1992年参加香港大学举办的学术交流。当时两个印象特别深:一是香港教授的工资真高,当时接待我们的教授月工资11万港币。我们和香港的学生也做了交流,最突出的感受是,我们对香港电影有很深的了解,但香港学生对于内地电影了解不多。今天的主题是“交融与发展”,只有更多的交融,才有可能促进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电影与文化的发展。我希望有更多港澳台的朋友关注内地电影艺术。
○潘鲁生:我第一次和香港接触不是本人到了香港,而是作品到了香港。1986年,我的画作《零的突破》有幸到香港展出,反映的是许海峰获奖的情况。之后交流的机会就多了。三年前我再次来到香港,最深的印象是香港的文化艺术,尤其是设计是带有引领性的,很多艺术前沿资讯的发布都在香港,特别是服装、首饰、家用电器等知名品牌的顶级设计公司也在香港,香港不仅仅是金融中心,也是当代艺术、当代设计的传播中心,还是世界艺术交流的三大中心之一,但我们对香港的研究还不够。
○毛俊辉:2003年时,我是香港话剧团的艺术总监,我们搞了一出原创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由我导演。这个戏演过后非常受欢迎,并被邀请去北京演出。那时话剧团的经费只够在香港演出,因此未能成行。半年后,我们又受中国艺术节邀请到杭州演出,这次我觉得一定要去了。我自己找了私人赞助,不仅赞助资金,而且把戏从杭州带到了上海。这次演出使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香港还有话剧团,看到了香港的话剧团队与人才,第一次有香港演员拿到了白玉兰奖。这次活动也改变了香港政府的政策,从此对于大大小小的出外演出,有了可以申请的资金。最近这几年,条件更加改善,规模大的团队,已经有了固定的资金进行交流。
●张子扬: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交流与融汇,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都有很多经验,也会有很多纠结、闹心的事情,或者说是交流中的瓶颈,但这个困难必须克服,不然就看不到光明。在这方面,希望大家谈一谈各自的心得与感想。
○郑新文:根据香港艺术发展局所做的调研,香港平均每一周有72个演艺活动。现在香港很多场地面临饱和的状态。我所从事的领域是艺术管理,和这些关系密切。另外我本人在内地工作了三年,并在大学里开设了艺术管理方面的课程。但是香港的管理方法放到内地不一定管用。在上海音乐学院,有老师说,我给学生介绍的那套方法,在内地大概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们觉得学生还是应该好好学习这套规范的国际化的方法。
○饶曙光:内地的电影市场发展非常快,十年前只有十个亿,去年已经达到了130亿,今年能够达到180亿,而香港本土电影票房大约维持在12亿左右。因此现在很多香港电影人都在北上,内地成了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但有一个问题是,香港喜剧片在内地的贺岁片市场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但票房成绩并不理想。很多香港喜剧片在重复上世纪90年代的套路,呈现很强的同质化现象。可不可以回到过去的香港电影?答案是否定的。香港电影北上以后,只能向前看。因为电影和别的艺术不太一样,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众决定的,既然现在面对的是内地观众,就要更多地去研究内地的市场,在保持香港电影过去基本优势的基础上,更多去融合内地元素。内地和香港电影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潘鲁生:传统文化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现在少有关注传统文化对当下、未来国家、民族发展到底能产生怎样的作用。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种子丢了,再想拾起来、再想恢复原生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保护和抢救传统文化,但现在逐渐认识到,如何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财富同样重要。为什么?因为文化是种子,关乎社会发展。我认为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文艺家要做一次倡议,倡议保护共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家园。
○毛俊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服务不是片面地逗逗观众开心。当年,香港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并被邀请到上海、北京演出。但这个戏是广东话,没有普通话版本,在上海、北京公演行吗?北京朋友说,我们有信心。结果演出时反响好得不得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文化差异、语言差异,而是我们的戏打动了观众。我们的特色与表演,舞台上的呈现得到了观众的认同。有了这个基础,就能进一步地交流。内地的专家很用心地分析这个戏,还说有些地方要向我们学习,这是很大的鼓励。真正的文化价值在于沟通与彼此欣赏,彼此多些欣赏,多些鼓励,其他都不是大问题。观众是最好的见证,他们的接受与认同给我们最大的能量。
嘉宾共赏饶宗颐画像
●张子扬:四位怎样看待文化的教育及承前启后问题?
○郑新文:香港拥有非常优厚的条件与艺术自由,体制上比较规范,近几年,很多内地学生选择到香港学习,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可以作出更大贡献。另外,越来越多内地的艺术作品选择香港作为首演城市,这些合作非常有意义。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培养跨文化的艺术管理人才,香港的艺术家可以在这方面作出一点贡献。
○饶曙光:美国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将电影的全球化传播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现在,美国不仅把大量的电影产品推向全世界,同时把电影的标准也推广到全世界。现在很多年轻人自觉不自觉地就把好莱坞作为电影好坏的评判标准。最近三年,我花大力气把美国主流商业院线上演的电影几乎全看了一遍,我有两个重要感受:美国电影正在重新定义电影的标准,借助资本优势和高科技优势,大幅度提高了电影生产的门槛;美国电影越来越游戏化。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该怎样面对?电影的产业票房是一定的,但它所带来的却是国家形象的传播、关乎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如果中国的电影院每天以两块荧幕的数量增长,如果这些电影院都在放好莱坞电影,会对我们的文化造成怎样的致命伤害?我们必须提高本土电影、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另外,电影产业发展不仅仅是赚钱,更重要的是呵护和滋养一个民族的心灵。电影要有票房指标,同时也应该有文化指标、精神指标,这是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个人对华语电影的发展比较乐观,从全球来讲,有好莱坞和宝莱坞,但是如果能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巨大的市场空间、共通的文化底蕴、电影传统、人才优势集聚起来,完全可以创造一个“华莱坞”,一个新的电影中心。
○潘鲁生:任何文化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育的方式可以是多种的,比如很多普及性的素质教育,包括书法、曲艺等等,就可以探讨不同于一般大学教育的模式。另外艺术教育的专业教育严格来说是精英教育。现在70%的大学设置了与艺术相关的学科,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近15年来迅猛发展,艺术学已经上升为第13个学科门类。这是很好的基础,使艺术教育有了快速的发展、科学的定位。
○毛俊辉:人才最重要的是价值观问题,要培养传统的价值观和创新的价值观,有了传统的基础,才可以创新。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文化创新就是求新,其实并非如此。创新必须植根传统的文化土壤。如果没有优秀的土壤,仅是无根的模仿与随潮流是无法实现文化创新的。有了传统,才可以有更大的视野。我曾在美国发展十几年,和美国同行相比,我感觉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懂的是他们的双倍,既了解西方戏剧,也懂我们中国戏剧。今天是中华文化最好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