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文学精彩而热闹，如同一个色彩绚烂的魔方，呈现着其丰富多姿的每一面。制图 / 杨刚

莫言获奖：

　　中国文学的新坐标

　　在编辑莫言获奖的那一期报纸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文学的荣光》，题目遭到了不少朋友的吐槽。但莫言获奖那一刻，荣耀、荣誉确实是当时我内心最真实、强烈的感受。这么多年来，文艺界一直在呼唤大师的出现，而大师居然就在我们身边。微博上很多人惊叹，自己居然和莫大师有过一面之缘，居然在书架上找到了莫言签名的作品，或者曾和莫大师一桌吃过饭、一起开过会，甚至，有人因在自家的小区里看到过莫大师在晒太阳而兴奋不已……这种感觉，有一点点奇妙。

　　全世界没几个国家能有中国这样悠久的文学传统与丰厚的文学遗产。但清末以来，东西方发展的差距使国人丧失了自信心。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能处于怎样的位置，人们始终缺少准确的判断，如同一艘航行在广袤大海上的巨轮，没有自己的坐标。这也使得我们格外在意外人的眼光与评价，以至于汉学家顾彬一句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竟能引起一片哗然。所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来得很是时候。

　　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究竟好不好，眼睛最亮、最有资格评价的还是中国读者。我始终怀疑，中国那么多种多样、具有高度表现力的文字，到底有多少能保留在译文中？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瑞典文学院的几位老先生是否能准确领会？就莫言小说而言，我佩服他文学世界的汪洋恣肆，惊叹于他旺盛而持久的创作力，敬畏他在小说中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但莫言却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而且，我认同一些批评家的评论，莫言的文字是泥沙俱下有些潦草的。同时，莫言小说中一些涉及暴力的部分，也并不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阅读。但是诺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莫言获奖也是实至名归。我在因莫言获奖而感到骄傲的同时，更为那些中国一线的作家尤其是我喜爱的作家而骄傲。虽然他们最近几年已经不大可能获得诺奖，但他们是和大师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所有人都在夸莫言好时，也可以有人指出莫言小说中的问题与不足。这并不是攻击，而是出于真诚的交流。

　　在莫言之后，希望有更多作家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讲述美丽中国的故事；莫言获奖，让中国作家找到在世界文学中的一个坐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对于当代文学，人们不能期待每五年甚至每三年、每一年都得有经典问世。在浮躁的年代，作家需要有一点时间沉下心去写作。

　　莫言获奖，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阅读，一些超市的图书区，莫言的作品已经成为排名第一的畅销书，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近几年智能手机、电子书的流行，成为促使阅读回暖的一个良机，莫言获奖，或许能成为增进国人阅读的助推器。在手机、电脑上轻轻一点，安装上几本电子书，候公交、坐地铁、等朋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篇好的文章，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真快。或许2013年世界读书日到来时，我们能看到中国阅读率已经在悄然上升。

小说改编：

　　电影向文学寻富矿

　　《搜索》《白鹿原》《一九四二》《万箭穿心》，这几部国产电影在今年均有不俗表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改编自文学作品，其中，尤以《白鹿原》的改编最为引人注目。在四部原著中，《白鹿原》影响最大，改编难度也最大。近百年的时间跨度，白鹿原上白鹿两家几代人轮番登场。作为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且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品，小说故事早已为读者所熟知，小说人物形象也深入人心，电影该如何去表现，考验着导演与演员的功力。《白鹿原》上映日期一拖再拖，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影片最终的呈现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改编成败，观众心中各有一杆秤。相比《白鹿原》，其他几部电影改编压力可能会小一些，电影的成功也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搜索》改编自网络小说《网逝》，这篇小说当年曾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也是首部入围国家级文学大奖的网络小说，引起了文学界广泛关注。从观众的反馈看，小说为电影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故事，成为电影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九四二》是导演与作家完美合作的范例。在原著《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描写的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是饿死的300万人，这就是小说的主角。但这些是不可能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的。电影保留了小说的精髓，同时增添了小说中不曾有的人物、故事、起承转合，让电影血肉丰满。电影《万箭穿心》在改编时尽量尊重著名作家方方的原著，但一些情节上的调整，比如几个残酷的段子的删节，使电影更接地气，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有资料显示，自电影问世以来，70％以上的电影都是改编自文学原著，其中主要是改编自小说。文学改编电影，中外成功的范例数不胜数，有美国电影研究者指出，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总是最有希望获得金像奖。在著名导演李安的作品中，可以列出一长串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卧虎藏龙》《断臂山》《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中国当代作家中，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且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高粱》）、王朔的《动物凶猛》（《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没事偷着乐》）等。这些改编大多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一个时段的热门话题。电影改编不仅成就了导演，同时也让一些演员脱颖而出，如王宝强，就因为参演由刘庆邦短篇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而受到关注并逐渐为大众熟知。

　　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尤其是大片曾因蹩脚的剧情广受诟病，缺少一个好的剧本成为国产片的短板；而《天下无贼》《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及今年几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成功则再次提醒人们，在加强影视编剧的同时，不要忘记文学这一富矿。

　　拒绝转载：

　　文学杂志的生存困境

　　如果文学杂志还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黄金时期，月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份，《收获》或许不会这么激烈地批评选刊、拒绝转载；选刊也不会压低转载费用，却有可能像早年那样，举办各种笔会活动，邀请原创刊物的编辑参加度假休闲……

　　但这些都是美好的想象。现在，文学杂志的发行量能上10万份已属不错。当年文学期刊是作家扬名立万之地、是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之地，再往前推，五四时期，杂志是新文学的发生、壮大之地。但现在，文学青年对杂志的倚赖已越来越轻，他们更多地选择在无门槛的网络上纵横驰骋；已成名的作家，身后则紧跟着众多文化公司、出版社编辑，稿子刚刚写成，新书立马就能推出，配套的宣传研讨、图书签售也会迅速跟上。在网络文学、图书出版、影视新媒体娱乐多重夹击之下，文学杂志的生存空间正变得越来越狭窄。蛋糕变小了，同室操戈在所难免。

　　作为一个报社副刊部门的编辑，我深知约稿，尤其是约到原创稿件的困难：编辑需要对作家有充分的了解，需要关注作家的最新动态，需要和作家建立良好的、长久的个人关系，在编稿过程中，需要和作者进行反复的沟通协调……《收获》称选刊付出的劳动无非是“踮一下脚，摘下桃子”，给的转载费用“连给编辑买眼药水都不够”，虽是气愤之言，却见出原创刊物编辑们的辛苦。

　　但选稿对于一家负责任的选刊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全国上百家文学刊物，有影响的也有一二十家，一期基本有几十万字，如何沙里淘金，尤其是不以名气论英雄，以自己的眼光发掘优秀新人新作，考验编辑的眼光与责任心，也是一项浩大的、艰苦的阅读过程。他们的劳动，同样不应一笔抹杀。

　　对于选刊的态度，作家们则明显宽容很多。很多作家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选刊转载，这是一个成名的途径。对于地方作家，选刊更是重要，因为省、市期刊影响力小，覆盖面窄，地方作家的作品如果不通过转载，发表了没几个人读到，跟没发一样。作家们认为，对于读者来说，小说无论在哪本杂志上看到都是原创。

　　那么，如何既能满足作家的需求，又可以尊重原创？《收获》提出的意见确实值得参考：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规范转载，转载必须征得作者和原发刊物的同意，转载和首发应当有一定的时间差，给原发刊物留出一定的空间，而不是几乎同步地抢发。另外，文学选刊应提高稿费和转载费，办出自己的特色。

　　今年6月，云南理论版刊物《大家》被曝出因收取版面费遭遇停刊检查。《大家》是一本曾经很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收取版面费原是为了弥补当前经营上的困难。《大家》的处境是很多文学杂志的缩影，在市场时代与多媒体时代，文学杂志如何生存将是一个不断被讨论的话题。

纪念《讲话》：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70年前，在延安杨家岭，面对百余名文艺工作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思想指引下，解放区涌现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荷花淀》《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作品，并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丁玲现象”、“何其芳现象”、“赵树理现象”，《讲话》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年直接参与《讲话》定稿整理工作的胡乔木曾经说过，《讲话》主要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在时代背景与社会语境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讲话》的原则是否依然适用？

　　5月20日，为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有关方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座谈会”。铁凝在座谈会上指出，在《讲话》中，有一个词处在核心的、关键的位置，这个词就是“人民”。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人民”始终鲜明地镌刻在中国文学的旗帜上，为中国文学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座谈会上，作家李迪生动的发言则回答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他说，生活是一口井，离了井，没水喝。为写好《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李迪连续四次到丹东，春节、“五一”都在看守所过，跟干警同吃，跟在押人员同住。《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已完成十万字，李迪说，他还要写，还在写，写不完，因为，这一口生活的井好深！

　　当文学不再服务于政治，当某些文学创作越来越滑向个人化私语的深渊、越来越闭门造车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越来越看重市场与炒作时，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们，需要重新打量文学与人民、与生活的关系了。

民族文学：

　　不一样的眼光

　　2012年，是少数民族文学特别受到重视的一年，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讨与活动最为密集。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鲁院第12期少数民族作家班作家重返母校，令“鲁十二”学员欣喜的是，两年前结业时，刘云山曾来到鲁院亲切看望大家，并与学员们“约定”，邀请大家适时重返母校，他也将再来与大家见面，今年5月22日，刘云山兑现了自己的“约定”，再次来到鲁院，亲切地与各族学员交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从5月26日到7月10日，中国作协“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系列研讨会”先后举行了五场。9月，时隔将近10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京召开，并颁发了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近几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完成了一次大检阅。

　　就是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神奇英俊的年轻猎人，百步穿杨，没有什么飞禽走兽能逃过他长着眼睛的利箭。这一天他正在捕猎一头牝鹿，牝鹿以逃生的本能，飞一般奔跑逃命，不料眼前出现一片汪洋大海，前无去路，后有追杀，在无可奈何之下，它转身变成一个美丽少女，千娇百媚，结果同猎人拜了堂，成了亲。写到这个故事，汉族诗人基本上都是赞美猎人执意追求的勇敢精神。但回族作家高深听了这个故事却在诗中写道：“生与死转化成恩爱，猎人和猎物结成夫妇。这美丽动人的传说，美化了弱者的屈服。”高深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少数民族作家，因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社会环境、生活习俗的独特，观察事物，认识生活，家国情怀，必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眼光，其感受也会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收获。作为中国文学版图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少数民族文学正以其不同的眼光书写着中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

方韩之争：

　　我们能相信谁？

　　2012年初，关于文学最闹的事儿莫过于方舟子质疑韩寒。

　　我不是韩粉，却对韩寒颇有好感。没看过《三重门》，因为读大学时，中学里的那些事已引不起兴趣，韩寒在书中所表现的叛逆态度，我也并不全部认同。但随着韩寒作为80后文化偶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浏览了几篇他关注社会问题的博客后，我看到了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韩寒，当年在韩白骂战中狂傲不羁的青年身上多了几分社会责任感：直击社会问题，在文章中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韩寒正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改变着人们对一些公共事件的看法。

　　我从内心排斥方舟子，因为他似乎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方舟子对于韩寒的质疑，我很难赞同：文学创作本就是想象、移花接木的事情，怎么可以像物理化学实验一一坐实？即使历史著作，许多细节也是在合理想象的基础上写成的，与当日的情形不能完全画等号。一个作家，而且是少年作家，多少年前说过的话，可以那样去一句一句分析吗？谁没有说错一两句话、记错时间地点人物的时候？

　　但渐渐地，所谓众口铄金，当方舟子步步为营、当韩寒给出不算漂亮的回击时，我内心怀疑的种子也开始生根发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新时代的智子疑邻。

　　在天涯网上，有一篇发表于2012年1月21日、名为《深度解析“韩寒挑战方舟子”一战究竟谁赢了？》的帖子，目前已经更新到一万多页。但浏览之后，我依然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方。方韩之争最终也没能尘埃落定。综观持续将近一年之久的方韩之争，最让人感叹的是诚信的缺失。方舟子作为打假英雄，有着不少铁杆的拥泵；韩寒年少成名，粉丝更是有几十万上百万。可就是这两个人，公众却质疑他们都心怀鬼胎：方舟子打假，背后有着怎样的阴谋与小算盘？而韩寒呢，无论他自己、他的父亲、他的朋友怎么辩解，哪怕是重印当年的手稿，人们依然要质疑，要从《光明与磊落》中发现隐藏的与被抹去的不光明不磊落。两个有着如此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却遭遇普遍质疑，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最后，我还是愿意看到方舟子继续打假，毕竟，我们身边理性质疑的声音与眼光确实太少了，能够让人们接近事实真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韩寒呢，想必更多人也不希望他纠结于自证，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自证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更优秀的作品。这样说对韩寒不一定公平，因为有些人一出道就能写出最好的小说，以后便再难超越。但愿韩寒不是。

基层作家：

　　文学照进每个角落

　　这是一个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人们似乎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但现实的另一面是，依然有那么多人，无论是田间地头的农民，还是从农村到城里的打工者，痴情文学并将文学作为精神支柱。这些写作者，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能够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研讨会，并接受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国家级媒体的采访。这些写作者也让人们看到，文学之光可以照进现实的每一个角落。

　　在湖北，为了写作，有人甚至卖了房子卖了牛，写下的废稿纸摞起来比人还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满、儿女吵闹，他们都绝不回头。最终，在湖北作协的帮助下，这些农民作家不仅完成了小说创作，还结集出版了作品；在“苦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有一位双腿残疾的农民王雪怡，在炕头上坚持写作20多年，被誉为宁夏的“史铁生”；在吉林，48岁的打工者杨成军在干活之余，在工友们都进入梦乡的深夜，他用手机代替自己陈搁多年的笔，在被窝里用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写下了许多农民工想说、想要表达的文字，然后用手机发给妻子阅读……

　　其实，我不赞成农民作家、农民诗人，打工作家、打工诗人的说法，拿起笔，大家都是一样的写作者。但是，加诸作家之前的这些身份标识却在提醒着人们，当一个非专业的文学工作者激情澎湃地投入文学创作，或者一个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的农民、打工者将文学看做是生活的必需时，这个社会文学金字塔的底座有多么坚实厚重。只有有了这样的文学土壤，才有可能诞生更多的文学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