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媒体报道，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项目之一的“饶宗颐文化馆”日前在香港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此举并非个例。近些年，特别是香港回归祖国15年以来，香港的文物保护意识一再高涨。前法院变成艺术课堂，旧警署变身文物酒店，医院旧址化身文化园林……一种新的文物保护理念在香港不断被实践、理论化、传播和印证，同时也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惊喜。这个理念，就是文物的“活化”保护。所谓“活化”，即为历史建筑寻得新生命，做一个新用途，让公众得以走进并欣赏这个历史建筑。为此，香港特区政府力推“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如今改造项目已进行到第三期，多座逾百年历史的古迹遗址被改造，在保留传统文明的基础上重焕新颜，创造新价值。

　　曾几何时，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香港作为一个繁华且飞速向前推进的现代化大都市，似乎和历史挂钩的文物保护常常被观察者所忽略。钢铁丛林中，留在记忆中的那些老建筑，那些记录着香港成长痕迹的一砖一瓦，正在一点一点消逝……如何平衡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决定一个建筑物或拆或留？文物保护资金从何而来？怎样和民意进行有效沟通？飞速发展中何以留存城市的历史文化印记？一路走来，香港人正在城市发展中不断思索、求证和追寻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感。

　　首先，“活化”并不等同于某些人所习惯认为的拆迁翻新重建。它既有别于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所造成的盲目破坏，也不同于放弃对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尊重而大造仿古建筑，更不是把文物当作“架上古董”冻结保护而任其衰败。实际上，古迹“活化”是一种关于文物保护的“微循环”，它让静态的文物得以动起来，在外表“更新”的基础上，把建筑的商业、观赏功能进行更深层面的改造，把历史建筑再利用，强化公众参与度，同时为公众带来最大效益，这可谓城市化进程中，扭转、理顺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关系的一剂良药。

　　其次，古迹“活化”更需明确的是，人的生活才是文化遗产的灵魂。香港文保有个特色，即以社区为单位，利用NGO（非政府组织）或社区中心来发动居民共同参与。一个社区生活展馆，作为一种“集体回忆”的载体，三五街坊聚在一起，睹物思人话当年，很好地提升了社区居民对于地区文保的意识和归属感。而与此不同，内地一些地方却以保护的名义进行盲目过度的商业开发，以至于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无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还是某些古镇、古村的保护，大都驱逐原住民，打造“千人一面”的仿古商业街、博物馆、纪念馆，在那里已看不到延续千百年的当地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无论人们去平遥和丽江还是西递和宏村，不光要看静态的建筑、凝固的历史，还要看活态的文化，即人们的生活，是人的活动为景观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像河北蔚县的古村堡，它不再是简单的一砖一物的堆砌，伴随古村堡形成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才是古村堡的灵魂，和古村堡同等重要。要想让这些古村堡活起来，离不开村民，离不开那些伴随传统村落创造的灿烂的民俗活动。否则，古村堡，只能是一个没有内涵的空巢建筑。正因如此，著名学者冯骥才一再倡议，古村落应当进行“活化保护”，不是表面的修缮房屋、恢复旧貌，更重要的是要恢复文化、生活，让后一代人来传承村落所代表的文化遗存和精神价值。

　　再者，古迹“活化”理念还需要被不断传递。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理念之所以产生持续影响，与推而广之、代代相传息息相关。为此，香港特区政府也特别强调以破解传统思维的方式推广文物“活化”保护意识。如推出各种通俗易懂的文物保护政策教材，向全港中学免费派发，让“活化”和保护政策走进课堂。同时，为了让历史建筑更贴近市民，政府通过组织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导赏团，让市民免费游览和体验各种历史建筑及其背后的故事，从而增强大家的文保意识。

　　老建筑记录了港人的欢与乐，见证了香江的血与火，在如今的港式思维中，老建筑俨然并非“负资产”，却多是“传世之作”。它们或带着历史的笑容，或镌刻着世事的沧桑，决不会被轻易推倒淡忘。正是这种珍视，让老建筑连同旧时光一起渗入港人的血液，穿透回望时的障碍，在城市成长中时时照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