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宪江西瑞昌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副会长。长期在高校工作，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后到文化部机关工作，主要从事文化政策和文化理论研究。先后担任文化部政策法规司研究处负责人、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专著有《世说新语研究》《含咀编》《文化建设论——王能宪演讲集》；校点古籍《魏叔子文集》。主持文化部理论建设重点工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丛书》，主编《中国文化如何应对WTO》、《足迹——著名文学家采访录》等。

演讲人：王能宪 时间：3月26日 地点：半岛公司官方网站入口查询

　　我们拥有五千年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于玛雅文明也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但他们都先后中断了，唯一延续至今的只有我们中国。我们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可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怎么样呢？在座的都是搞文化工作的，我们心中都有数。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还不够完善、文化产品还不够丰富、文化贸易逆差还相当突出。那我们为什么偏偏要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呢？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从宏观上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与认识。

从国内来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30多年的历程中，我们对文化和文化建设，有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发展、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我们曾经有过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的教训，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一手硬”“一手软”。这个大家都经历过，深有体会。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在1991年的时候，我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进入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工作，刚上班不久，我的老家江西省文化厅在庐山召开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参加，我陪同康式昭司长一同前往。庐山图书馆馆长听说文化部来了人，就来会上找我们，说无论如何要请我们去庐山图书馆看看，我们便利用会议间隙去了一趟。

　　庐山是一座特殊的山，庐山图书馆也是一座特殊的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很多重要会议都在庐山召开。那一代领导人除了开会还要读书，因此庐山图书馆从其他地方调集了一些领导人要读的书。加之解放前很多西方资本家在此建造别墅，由于战乱主人走了，但房子和书籍都留了下来。所以，庐山图书馆的馆藏有其特殊的价值。当时的馆长徐效钢是一位严重烧伤的退伍军人，《人民日报》曾几次长篇通讯介绍他的事迹，非常不简单的一位同志。他就任馆长之后，搞了一个图书馆扩建工程，想把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图书馆的条件改善一下，因为资金缺口，工程没法完工。我们去的时候，一楼二楼已经有老师在讲课，顶上渗漏的水用脸盆接着，滴答滴答地响。三四层的书库书都已经搬进去了，但因为楼封不了顶，这些珍贵图书在潮湿的空气中霉变。工作人员顺手拿了一本给我们看，里面有宋庆龄的签字，天头地脚还有她的英文批注，十分珍贵。书架上一些民国时期的报纸也都在霉变。馆长请我们去看看，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想想办法，但殊不知文化部也没有这方面的经费，我们也爱莫能助。最后图书馆的同志拿出一份东西，竟然是蒋介石当年盖庐山图书馆的手谕。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蒋在庐山尚且盖了这座图书馆。我们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这么重要的地方，这位馆长要改善一下这里的条件，就这么艰难！这样的事例我在文化部十年经历了太多太多，在座的有不少是从文化部过来的，包括我们文联的同志们，大家到地方、到基层，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慨。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文化建设的思路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从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提出两个文明建设，到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再到“三个代表”的提出，一直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与文化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十七大提出“两大一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两大”实际上更早是在文代会、作代会上就提出来了，“一新”是十七大正式提出来的。据说十七大的文件初稿拿到各省市、各部委征求意见，不少部委和省市就这句话提出了疑问。因为“新高潮”这类词语带有极左年代的色彩，建议是否删去。锦涛同志与起草组同志讲，经过再三考虑，还是保留了。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与“文化自觉”联系在一起，则是十七大召开前夕，即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中央党校的讲话一般都认为是为党的代表大会定调子的。总书记讲话之后，《求是》杂志跟我约稿，要我以总书记的原话“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题写篇稿子。当时我在广州出差，完稿后交给杂志社。稿子送中宣部的领导审阅后，以“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在10月份第20期发表，正好是十七大召开期间。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在前面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来的，既水到渠成又有了提升和飞跃。当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长期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和战略任务。但是，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和任务是大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央全会对文化方面先后作出了三个“决定”（或者叫“决议”）。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是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第二个是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去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第三个。第一个《决议》提出两个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且明确提出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温总理在作代会、文代会上与文艺家谈心就提到创作自由问题。2008年“五四”前夕，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也明确提出了“学术自由”。

　　第二个《决议》，最突出的一点是强调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而且明确提出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大剧院两项文化设施建设。两项具体的文化设施建设写进党的全会决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全国加大文化投入、加强文化设施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因为在我们国家，高层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意识非常关键，高层没有这种意识很多事情就办不成。

　　第三个《决定》是就文化和文化体制改革专门作出部署，最突出的亮点，一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二是把文化产业培养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关于文化产业的问题今天不谈，还是来说说文化强国。我记得十几年前，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蒙同志以《我们应当树立文化大国的形象》为题，在“两会”期间作了大会发言。到1996年，第二个精神文明的决议出台之后很多省就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王蒙同志跟我聊到这个情况时说“总算有了回应”，但是又不无遗憾地说，“文化大国”还是没有提出来。如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王蒙同志应当感到欣慰。这里之所以要回顾这段历程，是要说明建设文化强国这个战略思想和目标来之不易！这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经验的总结，思想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