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晚上，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德哥尔摩这座曾经诞生过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城市（他的名言被用锃亮的不锈钢镶嵌在市中心一条繁华的步行街地面上）向全世界讲了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一个来自中国北方农村的孩子如何成长为风靡全球的成功作家的故事。

　　不管你喜不喜欢莫言这个人，甚至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讲的那些离奇粗粝的故事，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那些故事触发了这个星球上许多人的共鸣。在这个人们的讲故事能力日益退化的时代，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文学奖作出了它的判断，也给出了一个方向。

　　讲故事能力的丧失

　　大约五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复旦大学旁听一场关于中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其间，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中文系主任滔滔不绝的演说气得我差点没把桌上的茶杯朝他扔过去。他的发言中充斥着佶屈聱牙的词组和长句，例如“不易获得性”、“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的‘中国问题’遮蔽了主体的在地属性”等等。

　　如果他的头衔不是某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的话，我肯定不会那么生气。我也算是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了，不仅在很小时候就囫囵吞枣地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这些公认的名著，甚至还饥不择食地读了许多诸如《荡寇志》《平妖传》《七侠五义》之类文学价值一般的作品。因此，我当时真想上前质问这位教授：你说的是人话吗？李白、杜甫和曹雪芹教你这么说中国话的？

　　无疑，那场关于中国文学前景的研讨会加深我对中国文学前景的悲观。假如中国大学里的中文系教师都是这么说话和思考问题的，中国文学的读者不流失才怪呢！当我们从一天天打开的国门外舶来越来越多的新鲜观念以后，何以我们自己连好好说话的能力都萎缩了呢，遑论讲述好听有趣的故事？

　　许多人——包括莫言的批评者们——会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归咎于社会环境：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后来又加上了商业化的逐利氛围，最近又变成了技术进步导致的社会变迁，这些可能都是原因，但如果政治是主因或根源的话，那就等于宣布：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比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文化上要更加自由和开放。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真正生气的不是这个时代缺乏文学大师，而是到处看见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时代受害者的那种拙劣姿态，仿佛只要把他们从享受着纳税人供养的温暖的作协大院扔到风雪交加的雍正年间的大街上或破庙里，他们就一个个都会写成《红楼梦》似的。

　　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大大地退化了，我们甚至已经失去了讲故事的热情。如果说我们民族历来不擅长思辨的话，我们的祖先在讲故事的方面却是不会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就拿被莫言本人当作导师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如果他读到过《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的话，相信即便不是甘拜下风，也至少会肃然起敬。而后者的作者蒲松龄，正是莫言的一位伟大同乡。

　　回归故事的成功

　　失去讲故事能力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任何时代都需要故事，精彩的故事永远都有听众。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着一本名叫《故事会》的民间文学杂志，创办到现在已有近半个世纪。尽管它从不被人认为是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刊物”，但其发行量却一直高居全国乃至全球期刊前列。这就是故事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魅力，遗憾的是，这不是一个能够令人振奋的正面例子。因为《故事会》的故事水准距离我们应该达到的高度毕竟有太大的差距。那么，真正的好故事在哪里？会讲好故事的人又在哪里？

　　这是一个宏大无边的问题，而且注定见仁见智，但至少莫言给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清晰答案。在恍若童话故事般的斯德哥尔摩，莫言告诉那些热切地想要聆听中国故事的西方听众：好的故事说到底就藏在母亲心里，飘荡在故乡田野上，等待着具有天赋的人去挖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讲故事方式，但故事的本质是永恒的。而那位可笑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却错把刚刚进口来的“最新款”话筒当成了故事本身，久而久之竟忘记了母亲是怎么教他说话的！

　　这就是连接斯德哥尔摩与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条隐秘纽带。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艺术一直困扰于“如何才能被世界接纳”这个问题，莫言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了母亲说的那些，通往斯德哥尔摩的道路才会向我们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