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新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度引发观影热潮。短短十几天之内，几乎每一位评论家都在谈论导演想象的奇谲，每一位观众都在解读影片背后的玄妙深意。的确，这是一个奇特的故事。少年派与一只孟加拉虎在海上227天的漂流历程，不禁让我们想到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他的遭际在正常的生活轨迹中难以想象，而这奇幻漂流不时刺激观众去想象，简单的故事、丰富的细节、奇幻的场景、充沛的暗喻、丰盈的指向、影片结尾两个故事的心理抉择，《少年派》提供了强大的解读空间。

　　应该说，优秀的作品为受众提供了开放的读解空间，而受众的解读也为文艺作品的阐释提供了丰富的认知可能，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哈姆雷特也会有一千个读者，正是这“一千个哈姆雷特”和“一千个读者”丰富着我们文艺创作和文艺接受的无限可能，也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可能，让文艺创作始终保持张力和动力，并不断地产生着奇迹。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对文艺作品潮水般的解读中，一股过度解读的暗流也在随之升温。

　　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些新推出的文艺作品，往往在还未与读者谋面之时，已经有声音开始发难；往往还未待观众发表观感，已经被某些声音的喧嚣戳得千疮百孔。这些手中拿着显微镜和放大镜的解读者,在任何一部现实题材作品中，总能看到其对时代的嘲讽，在任何一部历史题材作品中，总能看到其对当下的影射。甚至任何一部女性题材或者儿童题材作品，也能让他们尽情发挥想象，大肆揣度，穿凿附会。他们丰富的想象不仅扼杀了文艺创作的活力、文艺作品的生命，更让写作者、创作者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如惊弓之鸟。11月29日，电影《一九四二》全国公映。在全国各地的影迷见面会上，冯小刚一再恳求，请大家不要过度解读：“希望大家对中国电影表达最大的善意。不该《一九四二》承担的脏水，就别往这电影上泼。”让他心有余悸的是，对《让子弹飞》的过度解读，已经让姜文面临巨大的创作压力。

　　尽管如此，过度解读的声音还是不断响起——有人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看出李安压抑的情欲，有人在《王的盛宴》中看到陆川蛰伏的野心，有人在《一九四二》中看到冯小刚卑微的人性。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鲁迅关于《红楼梦》的那句名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过度解读，暴露的只能是解读者自身的猥琐和无知。

　　在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中，随意附会、捕风捉影导致文艺作品扭曲变形、饱受非议的事例并不罕见。显然，对文艺作品轻率简单的过度解读，是不积极的社会心理的投射。这些投射反过来再次延伸为对社会问题的集体宣泄：管制刀具正当正常的管理措施，被演绎成了“菜刀实名制”；交警部门治理酒驾追责同饮者，被联想到“连坐”制度；某位领导的职务调整，双规的猜测立即充斥互联网……毋庸讳言，越来越多的过度解读，使得事情偏离了真相的轨道，甚至走向相反的方向，鼓噪消极的社会情绪。

　　对文艺作品轻率简单的过度解读，是不完善的文艺批评的外化。过度解读的风潮体现在文艺作品中，是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喧嚣的猜测、揣想、攻讦和谩骂——要么是玩弄文字，在字缝里找观点；要么是玩弄思想，在文本外做文章；要么是穿凿附会，用谎言来哗众取宠；要么是心怀叵测，用扭曲真相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对文艺作品轻率简单的过度解读，是不健康的舆论信息的传递。在信息高速推进的时代，消极的社会情绪选择一切载体繁衍，过度解读的危害性不但难以被识别，反而凭借网络传播迅速扩大，让创作者和接受者深受其害。在一浪又一浪的解读中，文艺作品正在偏离事实真相和理性探讨，偏离艺术价值和美学趣味，走入社会心态、公民心理的误区。

　　今天，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潮风云激荡，各种观念交织互动，文艺对未来社会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对文化建设的结构功能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对中华民族情感记忆、思维习惯、精神感悟、历史认知、观念认同、理想追求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这尤其需要我们在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各个方面为优秀的文艺作品保留适度的舆论空间和接受空间，任何解读都不应该曲解文艺创作的初衷，任何评论都不应该背离文艺创作的功能。

　　不可否认，任何文艺作品都会有瑕疵、有遗憾，如何以健康的批评积极引导创作、保护创作生态、推动文艺民主、造福文化民生、建设生机盎然的文艺园地，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位接受者、评论者的责任。不管是谁、针对谁，在发表意见时，都应该多一些责任心和包容心，少一些个人情绪和宣泄；多一些理性冷静的客观公正，少一些自以为是的推测定性，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待文艺创作的正确态度。

　　回到李安的《少年派》，开放的文本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而在哪里找到批评的边界则由接受者的素养所决定。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少年派”和一只“孟加拉虎”，关于善恶的取舍，决定于我们愿意看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