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的文学发展当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它距离我们期待的理想状态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是，历史地衡量，发展和进步仍然是当代文学最显著的主脉，现时代的文学成就不容否定。

　一

　　与此前相比，今天的文学，最根本、最显著的进步，是其性质和功能的转变。

　　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当代文学是政治的简单翻版，充当的是政治的传声筒和留声机，甚至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艺术的独立性、特殊性，以及它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化育功能等等，一律被遮蔽掉。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严格要求下，表现政治、图解政治、为政治作注脚，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文学创作一体化代替多元化，概念化代替生动性，就连文学批评也沦为政治批评。这种政治“征用”违背文学本质和自身发展规律，对文学发展弊多利少，伤害尤大。

　　而在当下，文学复归文学，回到了它应有的发展轨道上，由服务政治的工具转变为人们表达自我、认识世界、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当代文学曾经背负的沉重的政治枷锁已经基本去除，禁区开放，禁忌消解，文学发展获得了自由。在今天的环境下，作家写什么、怎样写，表现什么主题，运用哪种创作方法，由作家根据创作特长和艺术需要自己来决定。批评家对作品的点评褒贬，也不再是唯政治标准是从，拥有了充分表达自己文学主张、文学观点的权利。今天，主管部门对文学的发展仍然肩负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实施，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干预，更不是打板子、揪辫子，而是在尊重和遵循文学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综合运用示范、评奖、批评等专业方式来引导。在这种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文学实现了身份、角色和功能的巨大转变。文学的出发点，更多地从政治的召唤和规训，回到了心灵的指引、情感的诉求。文学从被凌空架高的位置上重新回到地面，回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纹理之中，成为人们在各自范围内表达自我的精神依托。

　　把文学的位置摆正了，明白了文学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学成就，其意义是历史性的。这是因为，文学的性质和功能问题，是文学原点中的原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文学所受的桎梏，主要来源于这一原点偏差，新时期以来文学能够快速发展，也恰恰是因为矫正了这种偏差。原点定位准确，其他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文学的发展才能驶入健康的轨道。

　二

　　一物之通，处处生机。性质和功能的转变，极大地释放了文学的活力，为文学发展带来了生动的局面。

　　首先是作品数量的井喷式增长。以长篇小说为例，在新时期之前的27年，中国的长篇小说总共出版470部左右，平均每年不足20部；上世纪80年代数量有所上升，十年间总共出版大约800到1000部，平均每年80部左右；上世纪90年代初，长篇小说出版一跃上升到年均300部，继之500部、700部，到2000年已经发展到千部。新世纪十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始终“高位运行”，近两年甚至飙升到每年3000部。有人说，数量代替不了质量，只有数量的增长不足以证明文学的繁荣。但是，也必须承认，没有基本的数量保障，文学园地一片荒芜、百花凋零，更谈不上繁荣。

　　其次是文学创作风格和手法的多样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学创作的风格和手法被额外附加政治意义，人为地划为若干等级。受此影响，文学创作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而今天，风格就是风格，手法仅是手法。中国文学以开放包容的心胸，海纳百川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无论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受到同等对待。

　　再次是文学品格和质地的变化。随着文学性质和功能的转变，既往文学中政治因素导致的概念化、符号化逐步式微，文学重心下移，更加切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以往的文学质地坚硬，追求洪钟大吕的震撼感，今天的文学则更加细腻、柔软，更容易抵达人的精神世界，在润物无声中对人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之相对应，进入作品中的人，也由单向度的“政治的人”，还原为多向度的、丰富的、立体的人。在更具体的层面实践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

　三

　　在对现时代文学进行评价时，很多人习惯于把当前的文学与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进行比较。比如，有人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时期，以“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创造了惊人的阅读纪录，作品印数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今天，缺乏这样轰动性的作品。于是得出结论，当下的文学退步了。

　　这种比较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貌似有一定道理，实则难以成立。

　　今天的文学失却轰动效应，难以产生妇孺皆知的作品，根本原因不在文学，而在时代。十七年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是单一，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就是读书看报。一部文学作品面世后，产生万众瞩目、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毫不为怪。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时下可供人们选择的休闲娱乐方式多元多样，极为丰富。电影、电视、电脑、手机等等，将原来高度集中的阅读群大大地分流出去。尤其是在电视和互联网高度普及的情况下，阅读由大众行为转化为小众行为，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信息、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方式。这是时代发展进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与文学的进步退步没有必然联系。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即便再伟大的作品产生，也难以重现当年的壮观景象。

　　并且，由于文学生产和供给的丰富，得以保留的文学阅读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分层，亿万人读一本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十七年时期，可供人民大众选择的文学作品少之又少。人们对某些作品的热衷，很大程度上是被动选择、有限选择的结果。今天，文学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大幅提高，各种风格、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作品应有尽有。人们的选择余地大大拓宽。同时，改革开放也带来了思想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趣味出现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以不同的审美趣味为单元，对应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学，成为当前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中的显在现象。不同群体各取所需、各近所好，不同类型的文学各有所重、各得其所。这是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应有状态。不顾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差异，用有限的几部作品包打天下，表面轰动热烈，实质不是进步，而恰恰是落后。

　　告别了当年一呼百应、万众瞩目的辉煌，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文学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退场了，它依然在场，只不过发挥作用的方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文学站在前台，它的价值直接作用于读者，作品直接被阅读，思想一站式传达。今天，文学更多地从前台退居后场，为电影、电视、动漫等其他大众文化提供思想资源。表面上看，文学消沉了、边缘化了，但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人们依然在“阅读”文学，文学并未远去。

四

　　在对当下文学进行评价时，上世纪80年代文学也经常被作为重要的参照系。一些人把80年代视为当代文学的黄金期，给予极高评价，推崇备至。部分学者近年来倡导的“重返80年代”，名为梳理、反思，实为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怀恋和追忆。以之为参照，很多人认为当下的文学等而下之，不及当初。

　　应该承认，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与之前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相比，的确有非常大的改观。这一时期，得益于“文革”的终结和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生机重现，活力迸发。一批搁笔多年的老作家重返文坛，与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一道，形成了齐整的创作队伍，推出了一批深受读者赞赏的好作品。尤其可贵的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重新接续启蒙传统，张扬激情与理想，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记。但是，如果就此将其视为高峰，甚至认为超越了当下，则为失当之论。

　　上世纪80年代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正处于摸索成长期，与今天相比，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尤其是在寻找文学自身的位置和话语方式上，或者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跟得过紧、贴得过近，或者完全悖离、陷入自我，始终没有进入理想的状态，缺乏当下文学相对从容和淡定的气韵。比如，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均紧随政治而动，密切配合当时对“文革”的声讨、控诉、反思，以及对改革的气氛营造、必要性阐释、艰难性解读。

　　文学当然需要关注和表现社会重大事件，但是，这绝不仅仅是简单地追随和呐喊助威，它应有自己的定力、节奏和表达方式。在技术处理和话语方式上，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更是缺乏文学特质，遗留着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印记。伤痕文学对“文革”伤痕的展示和暴露，过于血泪，失于直白，缺乏“哀而不伤”的美学意蕴。改革文学将其基本框架设定为改革过程中“开拓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则有将改革简单化、臆想化的嫌疑，其思维方式明显延续着之前阶级斗争题材的历史惯性。与之相反，上世纪80年代后期蔚为大观的先锋文学，则悖离了社会生活，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先锋作家在“向内转”的口号诱导下，从生活现场抽身而出，一头扎进自己营造起来的小天地内，精心于形式的花样翻新和叙事技巧的高难实验。其结果是，对现实观照的放弃和故弄玄虚的表达方式，使文学失却了在人民大众精神建构中的进取姿态，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探索、尝试、调整，不断吸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如何处理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才逐步得以解决。既密切关注现实，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又超越了“工具论”的历史羁绊，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才是文学应有的正常状态。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个别作家有时候依然会处理不好这一问题，但是，总体而论，这已经不是时代的通病，不是文学的主要问题。

　　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指出它的问题与肯定它的成就同样重要。严肃准确地指出问题，是为了查明病灶，对症下药，以便根治；客观公正地肯定它业已取得的成就，则是为了总结经验，坚定方向，蓄力前行。不能用成就掩盖问题，盲目沾沾自喜，更不能因为当下的文学依然存在诸多不如意，就一棍子打死，把它说成一无是处，全面抹杀通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努力取得的成就。我们身处现时代文学之中，对它一路走来的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经历的曲折渐变，往往习焉不察，对它现存的各种各样的不足，却有最直观的感知。这极容易导致文学评价中“厚古薄今”的误判。这是今天尤其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