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中国文学立方体

时间:2012年12月26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

2012,中国文学精彩而热闹,如同一个色彩绚烂的魔方,呈现着其丰富多姿的每一面。制图 / 杨刚

莫言获奖:

  中国文学的新坐标

  在编辑莫言获奖的那一期报纸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文学的荣光》,题目遭到了不少朋友的吐槽。但莫言获奖那一刻,荣耀、荣誉确实是当时我内心最真实、强烈的感受。这么多年来,文艺界一直在呼唤大师的出现,而大师居然就在我们身边。微博上很多人惊叹,自己居然和莫大师有过一面之缘,居然在书架上找到了莫言签名的作品,或者曾和莫大师一桌吃过饭、一起开过会,甚至,有人因在自家的小区里看到过莫大师在晒太阳而兴奋不已……这种感觉,有一点点奇妙。

  全世界没几个国家能有中国这样悠久的文学传统与丰厚的文学遗产。但清末以来,东西方发展的差距使国人丧失了自信心。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能处于怎样的位置,人们始终缺少准确的判断,如同一艘航行在广袤大海上的巨轮,没有自己的坐标。这也使得我们格外在意外人的眼光与评价,以至于汉学家顾彬一句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竟能引起一片哗然。所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来得很是时候。

  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究竟好不好,眼睛最亮、最有资格评价的还是中国读者。我始终怀疑,中国那么多种多样、具有高度表现力的文字,到底有多少能保留在译文中?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瑞典文学院的几位老先生是否能准确领会?就莫言小说而言,我佩服他文学世界的汪洋恣肆,惊叹于他旺盛而持久的创作力,敬畏他在小说中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但莫言却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而且,我认同一些批评家的评论,莫言的文字是泥沙俱下有些潦草的。同时,莫言小说中一些涉及暴力的部分,也并不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阅读。但是诺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莫言获奖也是实至名归。我在因莫言获奖而感到骄傲的同时,更为那些中国一线的作家尤其是我喜爱的作家而骄傲。虽然他们最近几年已经不大可能获得诺奖,但他们是和大师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所有人都在夸莫言好时,也可以有人指出莫言小说中的问题与不足。这并不是攻击,而是出于真诚的交流。

  在莫言之后,希望有更多作家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讲述美丽中国的故事;莫言获奖,让中国作家找到在世界文学中的一个坐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对于当代文学,人们不能期待每五年甚至每三年、每一年都得有经典问世。在浮躁的年代,作家需要有一点时间沉下心去写作。

  莫言获奖,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阅读,一些超市的图书区,莫言的作品已经成为排名第一的畅销书,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近几年智能手机、电子书的流行,成为促使阅读回暖的一个良机,莫言获奖,或许能成为增进国人阅读的助推器。在手机、电脑上轻轻一点,安装上几本电子书,候公交、坐地铁、等朋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篇好的文章,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真快。或许2013年世界读书日到来时,我们能看到中国阅读率已经在悄然上升。

小说改编:

  电影向文学寻富矿

  《搜索》《白鹿原》《一九四二》《万箭穿心》,这几部国产电影在今年均有不俗表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改编自文学作品,其中,尤以《白鹿原》的改编最为引人注目。在四部原著中,《白鹿原》影响最大,改编难度也最大。近百年的时间跨度,白鹿原上白鹿两家几代人轮番登场。作为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且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品,小说故事早已为读者所熟知,小说人物形象也深入人心,电影该如何去表现,考验着导演与演员的功力。《白鹿原》上映日期一拖再拖,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影片最终的呈现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改编成败,观众心中各有一杆秤。相比《白鹿原》,其他几部电影改编压力可能会小一些,电影的成功也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搜索》改编自网络小说《网逝》,这篇小说当年曾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也是首部入围国家级文学大奖的网络小说,引起了文学界广泛关注。从观众的反馈看,小说为电影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故事,成为电影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九四二》是导演与作家完美合作的范例。在原著《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描写的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是饿死的300万人,这就是小说的主角。但这些是不可能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的。电影保留了小说的精髓,同时增添了小说中不曾有的人物、故事、起承转合,让电影血肉丰满。电影《万箭穿心》在改编时尽量尊重著名作家方方的原著,但一些情节上的调整,比如几个残酷的段子的删节,使电影更接地气,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有资料显示,自电影问世以来,70%以上的电影都是改编自文学原著,其中主要是改编自小说。文学改编电影,中外成功的范例数不胜数,有美国电影研究者指出,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总是最有希望获得金像奖。在著名导演李安的作品中,可以列出一长串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卧虎藏龙》《断臂山》《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中国当代作家中,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且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高粱》)、王朔的《动物凶猛》(《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没事偷着乐》)等。这些改编大多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一个时段的热门话题。电影改编不仅成就了导演,同时也让一些演员脱颖而出,如王宝强,就因为参演由刘庆邦短篇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而受到关注并逐渐为大众熟知。

  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尤其是大片曾因蹩脚的剧情广受诟病,缺少一个好的剧本成为国产片的短板;而《天下无贼》《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及今年几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成功则再次提醒人们,在加强影视编剧的同时,不要忘记文学这一富矿。

  拒绝转载:

  文学杂志的生存困境

  如果文学杂志还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黄金时期,月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份,《收获》或许不会这么激烈地批评选刊、拒绝转载;选刊也不会压低转载费用,却有可能像早年那样,举办各种笔会活动,邀请原创刊物的编辑参加度假休闲……

  但这些都是美好的想象。现在,文学杂志的发行量能上10万份已属不错。当年文学期刊是作家扬名立万之地、是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之地,再往前推,五四时期,杂志是新文学的发生、壮大之地。但现在,文学青年对杂志的倚赖已越来越轻,他们更多地选择在无门槛的网络上纵横驰骋;已成名的作家,身后则紧跟着众多文化公司、出版社编辑,稿子刚刚写成,新书立马就能推出,配套的宣传研讨、图书签售也会迅速跟上。在网络文学、图书出版、影视新媒体娱乐多重夹击之下,文学杂志的生存空间正变得越来越狭窄。蛋糕变小了,同室操戈在所难免。

  作为一个报社副刊部门的编辑,我深知约稿,尤其是约到原创稿件的困难:编辑需要对作家有充分的了解,需要关注作家的最新动态,需要和作家建立良好的、长久的个人关系,在编稿过程中,需要和作者进行反复的沟通协调……《收获》称选刊付出的劳动无非是“踮一下脚,摘下桃子”,给的转载费用“连给编辑买眼药水都不够”,虽是气愤之言,却见出原创刊物编辑们的辛苦。

  但选稿对于一家负责任的选刊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全国上百家文学刊物,有影响的也有一二十家,一期基本有几十万字,如何沙里淘金,尤其是不以名气论英雄,以自己的眼光发掘优秀新人新作,考验编辑的眼光与责任心,也是一项浩大的、艰苦的阅读过程。他们的劳动,同样不应一笔抹杀。

  对于选刊的态度,作家们则明显宽容很多。很多作家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选刊转载,这是一个成名的途径。对于地方作家,选刊更是重要,因为省、市期刊影响力小,覆盖面窄,地方作家的作品如果不通过转载,发表了没几个人读到,跟没发一样。作家们认为,对于读者来说,小说无论在哪本杂志上看到都是原创。

  那么,如何既能满足作家的需求,又可以尊重原创?《收获》提出的意见确实值得参考: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规范转载,转载必须征得作者和原发刊物的同意,转载和首发应当有一定的时间差,给原发刊物留出一定的空间,而不是几乎同步地抢发。另外,文学选刊应提高稿费和转载费,办出自己的特色。

  今年6月,云南理论版刊物《大家》被曝出因收取版面费遭遇停刊检查。《大家》是一本曾经很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收取版面费原是为了弥补当前经营上的困难。《大家》的处境是很多文学杂志的缩影,在市场时代与多媒体时代,文学杂志如何生存将是一个不断被讨论的话题。

纪念《讲话》: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70年前,在延安杨家岭,面对百余名文艺工作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思想指引下,解放区涌现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荷花淀》《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作品,并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丁玲现象”、“何其芳现象”、“赵树理现象”,《讲话》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年直接参与《讲话》定稿整理工作的胡乔木曾经说过,《讲话》主要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在时代背景与社会语境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讲话》的原则是否依然适用?

  5月20日,为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有关方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座谈会”。铁凝在座谈会上指出,在《讲话》中,有一个词处在核心的、关键的位置,这个词就是“人民”。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人民”始终鲜明地镌刻在中国文学的旗帜上,为中国文学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座谈会上,作家李迪生动的发言则回答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他说,生活是一口井,离了井,没水喝。为写好《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李迪连续四次到丹东,春节、“五一”都在看守所过,跟干警同吃,跟在押人员同住。《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已完成十万字,李迪说,他还要写,还在写,写不完,因为,这一口生活的井好深!

  当文学不再服务于政治,当某些文学创作越来越滑向个人化私语的深渊、越来越闭门造车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越来越看重市场与炒作时,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们,需要重新打量文学与人民、与生活的关系了。

民族文学:

  不一样的眼光

  2012年,是少数民族文学特别受到重视的一年,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讨与活动最为密集。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鲁院第12期少数民族作家班作家重返母校,令“鲁十二”学员欣喜的是,两年前结业时,刘云山曾来到鲁院亲切看望大家,并与学员们“约定”,邀请大家适时重返母校,他也将再来与大家见面,今年5月22日,刘云山兑现了自己的“约定”,再次来到鲁院,亲切地与各族学员交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从5月26日到7月10日,中国作协“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系列研讨会”先后举行了五场。9月,时隔将近10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京召开,并颁发了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近几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完成了一次大检阅。

  就是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神奇英俊的年轻猎人,百步穿杨,没有什么飞禽走兽能逃过他长着眼睛的利箭。这一天他正在捕猎一头牝鹿,牝鹿以逃生的本能,飞一般奔跑逃命,不料眼前出现一片汪洋大海,前无去路,后有追杀,在无可奈何之下,它转身变成一个美丽少女,千娇百媚,结果同猎人拜了堂,成了亲。写到这个故事,汉族诗人基本上都是赞美猎人执意追求的勇敢精神。但回族作家高深听了这个故事却在诗中写道:“生与死转化成恩爱,猎人和猎物结成夫妇。这美丽动人的传说,美化了弱者的屈服。”高深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少数民族作家,因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社会环境、生活习俗的独特,观察事物,认识生活,家国情怀,必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眼光,其感受也会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收获。作为中国文学版图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少数民族文学正以其不同的眼光书写着中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

方韩之争:

  我们能相信谁?

  2012年初,关于文学最闹的事儿莫过于方舟子质疑韩寒。

  我不是韩粉,却对韩寒颇有好感。没看过《三重门》,因为读大学时,中学里的那些事已引不起兴趣,韩寒在书中所表现的叛逆态度,我也并不全部认同。但随着韩寒作为80后文化偶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浏览了几篇他关注社会问题的博客后,我看到了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韩寒,当年在韩白骂战中狂傲不羁的青年身上多了几分社会责任感:直击社会问题,在文章中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韩寒正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改变着人们对一些公共事件的看法。

  我从内心排斥方舟子,因为他似乎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方舟子对于韩寒的质疑,我很难赞同:文学创作本就是想象、移花接木的事情,怎么可以像物理化学实验一一坐实?即使历史著作,许多细节也是在合理想象的基础上写成的,与当日的情形不能完全画等号。一个作家,而且是少年作家,多少年前说过的话,可以那样去一句一句分析吗?谁没有说错一两句话、记错时间地点人物的时候?

  但渐渐地,所谓众口铄金,当方舟子步步为营、当韩寒给出不算漂亮的回击时,我内心怀疑的种子也开始生根发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新时代的智子疑邻。

  在天涯网上,有一篇发表于2012年1月21日、名为《深度解析“韩寒挑战方舟子”一战究竟谁赢了?》的帖子,目前已经更新到一万多页。但浏览之后,我依然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方。方韩之争最终也没能尘埃落定。综观持续将近一年之久的方韩之争,最让人感叹的是诚信的缺失。方舟子作为打假英雄,有着不少铁杆的拥泵;韩寒年少成名,粉丝更是有几十万上百万。可就是这两个人,公众却质疑他们都心怀鬼胎:方舟子打假,背后有着怎样的阴谋与小算盘?而韩寒呢,无论他自己、他的父亲、他的朋友怎么辩解,哪怕是重印当年的手稿,人们依然要质疑,要从《光明与磊落》中发现隐藏的与被抹去的不光明不磊落。两个有着如此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却遭遇普遍质疑,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最后,我还是愿意看到方舟子继续打假,毕竟,我们身边理性质疑的声音与眼光确实太少了,能够让人们接近事实真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韩寒呢,想必更多人也不希望他纠结于自证,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自证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更优秀的作品。这样说对韩寒不一定公平,因为有些人一出道就能写出最好的小说,以后便再难超越。但愿韩寒不是。

基层作家:

  文学照进每个角落

  这是一个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人们似乎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但现实的另一面是,依然有那么多人,无论是田间地头的农民,还是从农村到城里的打工者,痴情文学并将文学作为精神支柱。这些写作者,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能够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研讨会,并接受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国家级媒体的采访。这些写作者也让人们看到,文学之光可以照进现实的每一个角落。

  在湖北,为了写作,有人甚至卖了房子卖了牛,写下的废稿纸摞起来比人还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满、儿女吵闹,他们都绝不回头。最终,在湖北作协的帮助下,这些农民作家不仅完成了小说创作,还结集出版了作品;在“苦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有一位双腿残疾的农民王雪怡,在炕头上坚持写作20多年,被誉为宁夏的“史铁生”;在吉林,48岁的打工者杨成军在干活之余,在工友们都进入梦乡的深夜,他用手机代替自己陈搁多年的笔,在被窝里用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写下了许多农民工想说、想要表达的文字,然后用手机发给妻子阅读……

  其实,我不赞成农民作家、农民诗人,打工作家、打工诗人的说法,拿起笔,大家都是一样的写作者。但是,加诸作家之前的这些身份标识却在提醒着人们,当一个非专业的文学工作者激情澎湃地投入文学创作,或者一个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的农民、打工者将文学看做是生活的必需时,这个社会文学金字塔的底座有多么坚实厚重。只有有了这样的文学土壤,才有可能诞生更多的文学精品。


(编辑: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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