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尽管在品质上不见2011年那般的一派“繁荣风光”，却也因为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节点，毕竟莫言以长篇小说蜚声文坛。抛却莫言获奖带来的躁动与喧嚣，2012年长篇小说创作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既有新鲜血液的输入，也有“老手”的倾情奉献。他们拿出了革新的勇气，却又跑不了太远，难逃无奈的遗憾，总体上的呈现可谓是“毁誉参半”。

将视野投向既往的历史之上

　　胡发云的《迷冬》、李佩甫的《生命册》、何玉茹的《葵花》、金宇澄的《繁花》、叶广芩的《状元媒》、严歌苓的《补玉山居》、墨白的《手的十种语言》、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余一鸣的《江入大荒流》、陈丹燕的《和平饭店》、许春樵的《屋顶上空的爱情》、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林白的《北往》、杜光辉的《大车帮》、石英的《末代翰林李用清》等，构成了2012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主体风貌。

　　这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艺术表现视野投射到了既往的历史之上。《迷冬》就是以一种个人记忆的方式切入了“文革”历史。通过对于实际上处于时代边缘位置的“独立寒秋”半岛官方网页队的描写而切入那个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所充分突显出的，正是胡发云艺术构思上的别具匠心。“独立寒秋”打破了“文革”时期血统论思想的禁忌，招收了很多“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年轻人。胡发云在充分展示“文革”苦难的同时，也提供一种历史救赎与精神救赎的可能。

　　小说之所以命名为“生命册”，原因在于李佩甫在他这部长篇小说中成功地展示出了包括“我”（吴志鹏）、骆驼、老姑父、梁五方、杜秋月、虫嫂等十多位具有人性深度的生命形态。小说“坐标系”式的结构方式堪称精妙。这就意味着李佩甫以小说叙事的方式在文本中成功地建构一个类似于数学中的坐标系。具体来说，这部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长篇小说，其坐标系那个相互交叉的轴心，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同时又是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的“我”（即吴志鹏）。因为“我”经历了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生命发展历程，所以，以“我”为轴心，李佩甫就能够有效地实现把乡村与城市编织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艺术目标。

　　何玉茹的《葵花》是一部另类色彩的思考表现抗日战争的作品。长期以来，描写表现抗战的文学作品思想艺术层面上的同质化程度极其严重。除了一味地渲染表现所谓的民族仇恨与爱国精神之外，稍有独立思考者难得一见。与同类作品相比较，《葵花》的重要性在于一种人类意识的存在与烛照，试图用一种人类意识来统摄整部作品。

　　金宇澄的《繁花》是关于上海的城市书写。小说中，作家采用散点透视的表现方式，把关注视野差不多平均地撒向了十多位主要人物。以至于，读完整部小说也很难说出小说的主人公究竟是谁。甚至可以说，这部作品的真正的主人公就是上海这座城市。

　　同样以小说的形式对市民生活进行艺术表现的，是叶广芩的长篇小说《状元媒》。叶广芩一系列反映表现满清皇族后裔生活命运变迁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取得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能够在读者中产生不小的影响，与作家的身世存在着某种不容忽略的重要关系。凡属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都与作家真切的人生经验有关。当叶广芩以自己的真切人生经验为底色创作如同《状元媒》这样一种旨在透视表现满清皇族后裔生活命运变迁的小说作品时，自然就会得心应手，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

以懵懂少年的视角透视父辈的世界

　　201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突出亮点是一批年轻的新锐作家集中推出了各具特色的作品，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

　　这些作品主要有：鲁敏的《六人晚餐》、路内的《花街往事》、颜歌的《段逸兴的一家》、冉正万的《银鱼来》、刘建东的《一座塔》、滕晓澜的《双生花》、夏商的《东岸纪事》、郑小驴的《西洲曲》、赵小赵的《我的昙华林》、张忌的《公羊》、马拉的《果儿》、周嘉宁的《荒芜城》、房伟的《英雄时代》等。

　　《六人晚餐》所关注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大中型企业艰难困苦的破产改制过程。然而，与现实关切相比较，《六人晚餐》还对具有精神分析学深度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相当成功的刻画塑造。这部小说主要的人物形象有六个，其中晓白、苏琴、丁伯刚、晓蓝、丁成功等属于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人性深度体现者。只有珍珍，因其特别的性格特征而不属此列，独具一种结构和叙事功能。

　　《花街往事》可以视为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在这部充溢着怀旧色彩的作品中，生命忧伤主要是通过主人公顾小山这样一个歪头少年的成长历程表现出来的。由于天生的歪头，顾小山在成长过程中承受了更多的屈辱和打击。但幸运的是，却也有着来自于强悍姐姐的亲情关怀，有来自于罗佳的朦胧爱情，还有同为残疾人的方小兵的兄弟手足之情。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在充分领受这些好的或者坏的生命馈赠的过程中，顾小山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对于命运、对于时间的深刻顿悟。除了一般的情节意义之外，顾小山歪头形象的设定，还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哲学的意味。

　　颜歌的《段逸兴的一家》对所谓风云“世相”活色生香的生动描述，主要是依托于段逸兴的这个家庭进行的。段逸兴的一家有着某种特殊性，这从几个家庭成员之间不同的姓氏称谓上得到体现。爷爷姓薛，奶奶姓段。由于中国人特别看重血缘姓氏传承的缘故，所以，他们夫妻就商定了如果上一个孩子姓薛，那么下一个孩子就姓段。正因为如此，也才出现了爸爸姓薛，而女儿段逸兴居然姓段。这样一种复杂的姓氏关系，象征的正是这个家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

　　同样以后来者的身份回望父辈历史，进行小说叙事的，还有李浩的《父亲简史》。在小说起始处，李浩说，要想书写父亲的历史，自己迫切需要一个坚实的支点：“所以我选择了镜子。我喜欢镜子，镜子，放置在侧面。我用镜子对准父亲（未曾获得他的允许），并且不止一面：这样，我就有了多个父亲，有了不同的侧面——镜子使父亲从单一中解脱出来，成为复数，获得形象的繁殖：镜子里的‘父亲’远比站在那里、拿着嗡嗡作响的剃须刀修改胡须的父亲丰富得多，甚至真实得多——”在这里，李浩强调，只有对于多面镜子的交互综合使用，方才可能呈现出作为复数存在的父亲。何为复数？李浩所说的复数，是试图凸显父亲在其同代人中的某种代表性。

　　旨在回顾表现一段既往历史的冉正万的《银鱼来》，聚焦的是贵州北部大山深处一个名叫“四牙坝”的偏僻山乡。作家试图通过孙、范两大家族生活状况的描写，透视表现百年国族的历史。小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命运乖谬无常的突出表现以及悲悯情怀的张扬。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孙国帮的儿子孙佑能万丈坑救人的细节上。与范若奎他们残忍杀害红军的行为相比较，对于孙佑能违背父亲意志，执意要回去下万丈坑救出幸存红军战士的行为，只能以一种本能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加以解释，因为那时的孙佑能显然不存在任何政治投机的可能。

　　对这些新锐作家的作品进行扫描分析，就能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懵懂少年的角度出发来讲述父辈的故事、透视父辈的世界，同时突出了青春和成长的意味，并且在小说的形式与精神内涵之间，显然对形式更加看重。

　　不过，这些新锐作家的长篇小说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历史感的缺失。关于历史感，批评家张艳梅说过：“历史感到底是什么？写历史，不一定有历史感；写现实，也不一定没有历史感。历史感是看取生活的角度，是思考生活的人文立场，是细碎的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质探求。”只有在拥有了这种历史感之后，这些新锐作家的长篇小说才可能拥有特别的厚重感，才可能抵达全新的思想艺术境界。

缺少整一的精神，把社会问题简单化

　　说到2012年的长篇小说，一个必须注意的现象，就是部分享有盛名的作家写出了一些虽然社会影响不小，但是认真地细究起来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状况。这些作品包括有马原的《牛鬼蛇神》、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韩东的《中国情人》等。

　　马原是一位富有影响的先锋作家，所以我对《牛鬼蛇神》的出版充满了期待。但是结果发现，这部小说不仅不能够视为“王者归来”，而且也很难说这是一部思想艺术相对成功的作品。尽管马原从形式上采用了一种貌似先锋的叙事方法，比如说每一卷都采用了从第三章起始到第0章结束的逆时序结构，而且，每一章的最后一节“0”部分，也都是跳出故事情节之外的一种哲学探究，但就小说的总体精神表达而言，看不出这般设计的必要性。与其说是一种艺术形式创新，莫如说是在故弄玄虚，硬生生地摆出一副依然先锋的架势来。从根本上说，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不仅应该具有一种完整的艺术结构，而且也还应该有整一的精神哲学来统摄文本。这恰恰是《牛鬼蛇神》所欠缺的。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能够敏锐地抓住“上访”与“维稳”这一根本症结切入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表现，难能可贵。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还仅仅只是第一步，更关键之处在于，作家采用怎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才能够把自己认识到的问题转化为具有突出思想艺术品质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不是潘金莲》的要害。刘震云这个最“绕”的作家，忽然缺少了艺术耐心，把一个非常复杂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明显地简单化了。李雪莲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执意上访，说透了，就是因为受到了前任丈夫的欺骗，然后非得讨一个说法才罢休。读《我不是潘金莲》，感觉就是仿佛在看着一个人非得要扛起一个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扛起来的东西一样，显得特别勉强。在写作《我不是潘金莲》时，刘震云可能过于简单随意了一些。

　　总之，一批年轻的新锐作家以他们各具思想艺术特色的作品加入到了长篇小说写作的队伍之中，是个可喜的现象。有了他们的加盟，长篇小说的基本创作格局，自然也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年轻人总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若干年中国长篇小说的基本走向。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