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等问题也走到了台前，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制约因素和瓶颈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实施主体缺乏有机合作，尚未形成合力；实施主体均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实施策略及传播战略；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亟待构建；通晓国际规则的复合型高端国际化人才缺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客观原因，也有我们自身在对外文化传播观念、体制机制方面的主观原因。就体制机制而言，从国家层面看，文化传播分属多个部委，条块分割，资源分散，中国文化“走出去”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规划；就具体实施层面看，各实施主体之间缺乏协同，相关部委、高校、出版、传媒、研究机构等相互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壁垒，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国文化习俗和文化传播表达方式研究、高端国际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共同参与协同创新的模式和机制，协同创新也存在着政策方面的制约。

　　如何将中国文化“走出去”纳入国家整体战略，与政治、经济的全球利益相结合，如何实现国内学术研究与国外研究的有效互动，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不仅亟须创新理念，更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整合资源，协同创新，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

　　要发挥政府主导协同的高端引领作用。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层面的一项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战略任务，迫切需要全局设计、总体协调，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应建立国家层面的统领协调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总体部署、形成合力；应建立政府协调、高端引领的组织机构，构建协同创新长效机制，促进政府部门、高等院校、行业产业的全方位战略协同，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践模式，为我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实现提供学术、文化与价值的支撑。

　　要发挥高等学校协同主力军作用。在具体实施运作中，应采取政府推动，以民间为主体多方力量参与的方式进行。高校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人才培养、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更好地在对外文化交往中体现尊重文化差异、克服语言障碍和意识形态隔阂，提升文化亲和力和感染力，可以在协同创新，探索新型体制机制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高校要积极总结和借鉴世界主要国家文化传播的有效经验，与其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行业产业以及国际学术机构积极开展合作，打破现有学科壁垒，突破现有人才培养体制，创建高校、部委、研究机构、用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新机制，探索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路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已在此方面作出了一些积极有益的探索。

　　要建立中国文化传播影响效果评价体系。要更加关注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际效益问题，协同各实施主体，建立全球中国文化传播评估效果评价与质量监控机制。全面总结以往一系列对外文化传播实践所取得的成果、经验和教训，并通过对实际传播效果的掌握，切实了解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发展状况，进一步廓清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目标人群与市场定位，开拓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完善对外传播的动态实施组织系统，做到及时评价、及时反馈与及时优化。

　　要建立适应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建立和强化协同机制，是一次创新，需要大胆尝试，不断更新观念，汇聚各方资源和政策，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要把“走出去”和“请进来”结合起来，建立具有学术创新力和实践创造力的高端人才队伍，成立“中外合作、中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机构，采取更为灵活高效的政策保障机制，建立更利于发挥我方主导权和主动权的人才聘用、薪酬待遇、条件保障和项目运作的管理制度。在宏观指导、规范运作的基础上，充分给予政策配套与扶持，充分释放协同创新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体制机制协同创新正当其时，建立中国标准、中国规范，形成凝聚力、向心力，才有核心竞争力。用能让世界理解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机制体制协同将是形成中国品牌、淬炼中国话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