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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杨学义:“走出去”应重视体制机制协同创新

时间:2013年03月08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

  当前,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等问题也走到了台前,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制约因素和瓶颈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实施主体缺乏有机合作,尚未形成合力;实施主体均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实施策略及传播战略;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亟待构建;通晓国际规则的复合型高端国际化人才缺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客观原因,也有我们自身在对外文化传播观念、体制机制方面的主观原因。就体制机制而言,从国家层面看,文化传播分属多个部委,条块分割,资源分散,中国文化“走出去”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规划;就具体实施层面看,各实施主体之间缺乏协同,相关部委、高校、出版、传媒、研究机构等相互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壁垒,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国文化习俗和文化传播表达方式研究、高端国际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共同参与协同创新的模式和机制,协同创新也存在着政策方面的制约。

  如何将中国文化“走出去”纳入国家整体战略,与政治、经济的全球利益相结合,如何实现国内学术研究与国外研究的有效互动,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不仅亟须创新理念,更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整合资源,协同创新,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战略落到实处。

  要发挥政府主导协同的高端引领作用。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层面的一项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战略任务,迫切需要全局设计、总体协调,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应建立国家层面的统领协调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总体部署、形成合力;应建立政府协调、高端引领的组织机构,构建协同创新长效机制,促进政府部门、高等院校、行业产业的全方位战略协同,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践模式,为我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实现提供学术、文化与价值的支撑。

  要发挥高等学校协同主力军作用。在具体实施运作中,应采取政府推动,以民间为主体多方力量参与的方式进行。高校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人才培养、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更好地在对外文化交往中体现尊重文化差异、克服语言障碍和意识形态隔阂,提升文化亲和力和感染力,可以在协同创新,探索新型体制机制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高校要积极总结和借鉴世界主要国家文化传播的有效经验,与其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行业产业以及国际学术机构积极开展合作,打破现有学科壁垒,突破现有人才培养体制,创建高校、部委、研究机构、用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新机制,探索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路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已在此方面作出了一些积极有益的探索。

  要建立中国文化传播影响效果评价体系。要更加关注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际效益问题,协同各实施主体,建立全球中国文化传播评估效果评价与质量监控机制。全面总结以往一系列对外文化传播实践所取得的成果、经验和教训,并通过对实际传播效果的掌握,切实了解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发展状况,进一步廓清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目标人群与市场定位,开拓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完善对外传播的动态实施组织系统,做到及时评价、及时反馈与及时优化。

  要建立适应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建立和强化协同机制,是一次创新,需要大胆尝试,不断更新观念,汇聚各方资源和政策,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要把“走出去”和“请进来”结合起来,建立具有学术创新力和实践创造力的高端人才队伍,成立“中外合作、中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机构,采取更为灵活高效的政策保障机制,建立更利于发挥我方主导权和主动权的人才聘用、薪酬待遇、条件保障和项目运作的管理制度。在宏观指导、规范运作的基础上,充分给予政策配套与扶持,充分释放协同创新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体制机制协同创新正当其时,建立中国标准、中国规范,形成凝聚力、向心力,才有核心竞争力。用能让世界理解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机制体制协同将是形成中国品牌、淬炼中国话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编辑: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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