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西部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一种豪迈、粗犷、悲凉的西部风情。这固然是西部文学对整个汉语文学的意义，但却只是意义之一种，若是能从表面的文本特色深入到背后的写作立场和写作现场，西部文学会提供给我们更多元也更深入的启示。

　　坚守本土写作的立场。西部作家的创作植根于西部土地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经验，像新疆的沈苇的《植物传奇》、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都立足于脚下的土地，把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进行有机融合，呈现出别样的艺术魅力。周涛的新边塞诗、赵光明的流浪汉小说和董立勃的《白豆》等作品，也从土地上开掘出独特的题材和鲜明的写法。在甘肃文学界，从邵振国、王家达、柏原到马步升、雪漠、王新军，他们在语言风格上比较接近，朴实无华，不追求华丽的辞藻，方言和口语都是其重要的文学资源。在一个崇尚标准化的网络时代，使用最为鲜活的方言土语来进行写作，很容易被贴上保守、落后的标签。但是，在一个语言越来越规范化、格式化的今天，要保持文学语言的活力，要实现各种文学趣味的多元共生，保持文学的多样性，从方言土语的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本土文学传统中寻找源头活水，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文学追求。

　　拒绝潮流化，专注于精工细作。与宁夏荒凉的地貌和粗犷的民风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宁夏作家的笔下，常常流淌出非常细腻的文字，比如郭文斌、石舒清、季栋梁、漠月、李进祥等的中短篇小说，对人性内在冲突的解剖，写得很细，局部呈现出微雕式的精致，具有一种从容徐缓的审美品格。西部有一批这样的优秀作家，采取精工细作的方式，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于文学的尊重。时下的文学市场充斥着太多赶场的作品和太多复制的文字，在“文学”的幌子下，有很多非文学的杂质混迹其中。从文学层面上来讲，文学的创造恰恰需要慢的环境，正所谓慢工出细活。优秀的西部作家都很专注，很少追新逐异，拒绝随波逐流，在潮流的转换中坚守脚下的土地，就像西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耐旱的植物，总是将根系深深地扎下去，在风沙的袭击中傲然挺立。他们不仅能够慢下来，更重要的是还能够静下来，细细追问人与自然、生存与信念等根本问题，挖掘这片土地上可能转换成现代资源的传统价值。在如今潮流化写作盛行的文学环境中，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沉静的思考。

　　多元文化，孕育更多的“陌生化”和可能性。西部地区是多种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多民族文学创作的互动与共生，也是西部文学的重要特色。独特的民族文化烙印使其语言具有一种回味绵长的韵味，鲜明的地域特色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体验。甘肃东乡族的汪玉良、藏族的丹真贡布和伊丹才让、回族的赵之询等诗人，都善于从本民族独特的精神文化资源中获得营养和启示，他们的创作也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宁夏回族作家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和东乡族作家了一容扎根于脚下的土地，以特殊的执著，关注着生存于干涸酷烈的自然环境中的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如同打井一样，挖掘生命深处的汩汩清流。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与内在的差异性为西部文学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它再次证明，文学从大的文化背景中可以汲取的养分有多么丰富。

　　西部文学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应该打破单一的审美格局，倡导审美风格和艺术探索的多样性。在挖掘西部特色的同时，避免西部特色同质化的书写，尤其是作家个体，更需要不断超越自我，而不是不断复制成功的经验，在封闭的视野中固步自封。当前西部文学呈现出的某种趋同性需要我们警惕，有时候“成也特色，败也特色”，如何成为独特的“这一个”，而又让“这一个”保持活力，是需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