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的哲学困境与全球化语境

　　当今时代，文化自觉问题被置入这样的语境：全球化已经成为物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事实，经济一体化浪潮日盛一日，空间战胜时间，空间化代表着现代化；多样化、地域性、差异性、传统化、时间性、民族性面临着全面转型或坚守，传统从时间深处而来，在今天的崭新空间里能否谋得立足之地立身之所？各种各样的文化跻身在一个共有的舞台和平台，谁也无处遁形，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碰撞、竞争、交流、比较、渗透、融和、纠缠、交叉，此消彼长，此起彼落。一种文化何在？文化何为？文化何去何从？每一种文化的创造主体都不得不思考、回答和选择这样的时代命题。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重组而带来的文化变迁。今天的文化语境还在于这个时代的技术革新和科技革命。这是一个由科技革命带来全面信息化变革的时代。基于信息科技的信息时代使人类文明从工业时代、工业文明再次大步前进，一跃而进入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这种“全球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世界进入了同样和同一的时间与空间，人类开始了跨越时空的互看，开始了互不在场的面对面生活。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更加确证了人类社会的“大同”目标，即人类彼此不可分离、谁也离不开谁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

　　全球化时代无疑为人类发展带来福祉，但全球化本身也表明了一种挑战、应战，并且它也夹带着对不同处境下各民族、各国家无形的、不可预测的负作用和负影响。

　　文化在此种时代生存与发展，文化的遭遇和遭际会是什么呢？许多人在此中对文化问题茫茫然而不知所措了。文化自觉的提出，正是由此而生。

　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

　　20世纪9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最早在学理上提出了“文化自觉”，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文化自觉”的学术意义。他提出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的境界和目标。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倡导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几乎与其同时，冯骥才也对当下的中国文化生存、发展、走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投入巨大的热情、精力、思考、行动于文化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起，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一种文化小说的新探索、新主题、新题材、新体裁。《神鞭》《炮打双灯》《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俗世奇人》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进入90年代，冯骥才的写作发生重大转向，进入了非小说的写作阶段，并且开始了他的文化批评之旅。虽然他的文化小说都具有相当意义上的批评指向，但他的散文化思想型的文化批评更加彰显了思想的敞开、直击、锋芒。从《谁在全球化中迷失？》发轫，他写作了《当代大众的文化菜单》《弱势文化怎么办》《文化的粗鄙化》《伪文化三害》《文化可以打造吗？》《文化空巢及其对策》《警惕地球文化》《文化遗产日的意义》《谁消解了我们的文化》《文化责任感》《21世纪，东方文化复兴的时代》《文化眼光》《文化四题》《文化的情怀》《文化收藏》《文化政绩》《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录》《文化怎么自觉》等等众多文化批评和思考文章，并且于2007年结集出版著作《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这些写作与文字，到处可见“文化自觉”的呼唤、呐喊、解读、阐发。可以说，冯骥才是继费孝通之后把“文化自觉”传播更广、呼唤更切、论说更多的文化学人。假如说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更多的是一种学理、学术、学问，那么，冯骥才的文化自觉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文化设计(或制度)、一种文化行动、一种文化思潮。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是全球化情势下，文化比较中由学理中生成的文化自觉；冯骥才的文化自觉是全球化情势下，来自于文化自省、内视的文化自我觉悟和自我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的判断与宣示。假如说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是21世纪全球化将临、即临形势下提出的；那么，冯骥才的文化自觉则是21世纪经济一体化下，文化失措、失态、失衡、失势、失识而至乱象丛生、险象环生下提出的。两人的文化自觉思想是具有互补和互动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直到本世纪初的前10年，费孝通和冯骥才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高举“文化自觉”旗帜的领军人物。本世纪初以来，党中央把文化自觉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写在了自己的文化旗帜上，“文化自觉”成为党的文化思想，国家的文化理念，全民的文化追求。

　　冯骥才的文化自觉思想大多直指中国文化的内部问题。但是，他的文化思想不仅得益于而且也是建构于他的国际文化视野和全球文化见识、比较的广阔背景，没有这种外在、外来、外位、外观的文化立场、文化比较、文化借鉴，就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冯骥才的文化自觉观。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观念的理解，他身为联合国国际民间艺术组织执行副主席对国际文化思潮的理解，他对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希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文化实践的观察、考查、勘察、调查，使他的文化判断具有世界的眼光。他是从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巨变中发现其中的中国问题和时代问题，他也从中国现实的急烈变革、高速发展、瞬息万变中把脉和发现我们的文化问题。文化自觉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时代自然生成，不得不提的问题。

　　冯骥才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掌握文化规律，把握文化发展本质的问题。做不到这一点，盲目的发展文化，或让文化无目的地发展，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悠悠文明古国，文化危矣，并且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旁边还惭愧于外国人、他民族。此外，文化自觉还来自于我们的现实的文化痛感和令人痛心的文化后果。他说：“当今，是由于人们在现实中痛感到了文明缺失后果之严重，才关注到了文化自觉的必要，关注总是好事，但不是说‘文化自觉’，文化就自觉了。重要的是什么叫文化自觉，谁先自觉，怎么自觉。不弄清这些根本问题，‘文化自觉’最终会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在解释和回答“文化自觉”的内涵时，他首先指出，文化自觉应该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历史阶段和文明境界。他认为从文化的自觉和不自觉看人类文化史文明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发的文化阶段，自觉的文化阶段，文化自觉的阶段。“文化的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反过来讲，如果人类一旦失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茫、杂乱无序、良莠不分，失去自我，甚至重返愚蛮。”(《文化怎么自觉》)

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与文化担当

　　把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时代的标志，这是冯骥才作出的一个独特历史判断。他将文化自觉置入一个新的语境中，他既看见了文化自觉是基于个体的文化意识、文化经验、文化行为，他也强烈意识到文化的整体性、群体性、无意识性。也就是说，对于文化问题，如果不超越个体域限，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文化自觉，要基于个体、个人、个别，也必须进入大众、民族、国家、时代，乃至成为全民性的文化意识。所以，冯骥才的文化自觉思想，经由他长期的文化实践及其来自于现实的切身感受，他指出了文化自觉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结构。他指出：“我对文化自觉的理解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文化怎么自觉》)

　　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国家的文化自觉、全民的文化自觉，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冯骥才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三个层面的文化自觉，才是文化发展的真正的保障。冯骥才曾经指出，文化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顶端、高峰是由精英文化构成，没有巅峰就没有文化高度和文化的地位；底座、塔基是大众的全民的文化，中间是过渡和中层文化。这个金字塔结构，需要国家建立一种文化战略思维和部署，精心地分层级地建构和引导。国家、精英、大众是一国文化金字塔得以结构和实现的主导性力量。文化自觉把知识分子、国家、全民作为文化理想的对象和主体，正是文化建设的科学设计与设想。

　　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在冯骥才的文化自觉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就是文化先觉。冯骥才看到了中西两个历史时段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意义。一是五四之际，我国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策略并付诸实践，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成功范例。二是法国历史上雨果、梅里美、马尔罗对法国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三人都是著名作家，又都不约而同的对文化作出巨大的发声。雨果曾为保护文化遗产写过《向拆房者宣战》，梅里美晚年专事古典建筑保护委员会的工作，马尔罗实施了“大到教堂、小到汤匙”的全国文化普查登记，摸清了法国文化的家底，并确定了法国文化遗产日。

　　知识分子是具有文化良知和天职的这样一种人群，他们必须秉持自己的文化操守，思想先行，文化先觉。冯骥才不断呼吁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这基于两种情状：一是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必须将其唤醒，使其觉悟，从而发声；二是一些知识分子明了世事，但不敢发声、不愿发声，失去了灵魂和脊梁的支撑。所以，冯骥才的呼吁是有所指，有针对性的。他自己同时用自己的行动践行自己的主张，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路径与实践作出了极有影响的表率。他大量著文，直面当下。他展开了对社会文化的系列批判，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人的文化殖民心态(洋楼、洋节、洋流行文化等)，对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文化无知，对文化粗鄙化、文化产业化、文化空巢化、文化政绩化等文化恶疾，对伪文化，对文化濒危、消解、灭亡大声呼喊，等等。他论述当前的文化困境、文化乱象、文化形势，从而指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责任。他呼唤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阐发知识分子的脊梁，设计各种各样的文化重建，赞美优秀文化如大地之花美不胜收。

　　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不应只作用于自我的思想形成和思想表达。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也在于他对国家文化自觉的推动和促成。在这方面，冯骥才的思想与实践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如，以他主持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便可见一斑。自21世纪初以来，冯骥才主持的国家级文化抢救性、保护性、研究性文化工程就有：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与研究工程，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普查、编纂、出版工程，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工程，汶川大地震灾后羌族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口头遗产数字化工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工程，山西绵山神像造像艺术考察与研究工程，山西大同古代雕塑考察与研究工程，天津传统皇会调查与研究工程，等等。这些工程都具有十分强烈的专业性、学术性，是只有专家、学者、文化人、知识分子才能提出和承担的。但这些工程又涉及到广泛的政府行为、政策、资金、规划，涉及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的文化传承人、文化拥有者。可以说，一种知识分子、国家与各级政府、文化民众(文化享用、持有、创造者)三结合的文化机制在这些工程自然形成，共同推动了文化的自觉。

　　又比如，为促进政府文化制度设计更加科学合理，文化政策更有实效，冯骥才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提交政协提案，也有力而有效地推进了国家与全民的文化自觉。他的提案有关于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提案，有关于确立“中国文化遗产日”的提案，有关于加紧抢救少数民族濒危文化的提案，有关于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提前注重文化保护问题的提案，有关于建议重要的古村镇抓紧建立小型博物馆的提案，有关于建议春节假期按民俗规制前挪一天的提案，有关于建议对干部选用建立文化考核机制的提案，有关于建议国家非遗名录制定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条例的提案，有关于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要通过专家审定的提案，有建议国家确立文化建设立体的战略结构的提案，等等。此中建议许多都被采纳并已经成为当下的文化政策、制度、工程、项目、设施、措施，乃至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提案的文化意义，正在推进国家的文化自觉。比如国家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就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冯骥才就此指出：“‘文化遗产日’表现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有了一种自觉的珍惜和尊重。我们中国有无数个文化性质节日，但是这是第一个自觉的文化节日，一个为文化设立的节日。”(《文化遗产日的意义》)

文化遗产的意义及其

　　文化自觉的思想支柱

　　冯骥才的文化自觉思想还突出集中在他对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思考与实践之中。从保护城市文化肇始，他的视野又扩大和叠加至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合体)遗产的活态抢救与保护。这种遗产保护路径，基本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施行的文化遗产保护路径不谋而合。后者的保护思路也是从文化遗产(物质性)入手，而后扩充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扩展并形成集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数字遗产、文化线性遗产、景观遗产、文化空间、记忆遗产等多类别保护，并建构起相应的大遗址保护、整体性保护、景观性保护的现代遗产学和遗产观。冯骥才是推进我国文化遗产观科学化的重要思想家。他对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学术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学科建设任务：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中国木版年画学建构，民间审美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构想，民间美术学重建，田野调查的方法与理论，等等。这些新学科的提出、设计与操作，既是文化保护之现实需要，也是文化实践中的必然和必要的思想升华，更是文化自觉思想理论的有机构成。

　　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逐渐将重点集中在对文化遗产的关注，这是他此一思想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他此一思想最具独创性的思想成果。

　　他自己指出此中根由：“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另一面，是对全球化负面认识上的自觉。”(《文化遗产日的意义》)

　　这是他对文化濒危和濒危文化的严重关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打开了国门，我们也融入了国际社会，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最鲜明地反映在中国的变迁与变化中。文化问题也正是由此而来。最外在的表征是：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场和举国工地上，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商业化、信息化汹涌而来，属于传统的、农耕文化的、手工技艺的、过去时代的、乡土风格的、口传心授的、下里巴人的、远古遗风的、封闭自闭的、地域特色的、少数族群的种种文化样式、形态、物件、遗址、风习，无不迅速瓦解、消失、消亡。都市美国化、乡村洋楼化、节日西方化。人们的文化观念中，历史性残留的奴化、殖民化意识与现代化、西方化、科技化冲动纠缠一体，形成强大的崇洋媚外、无视本土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在实践上缺乏辩证思维，往往习惯于一刀切、一窝蜂、一边倒。于是，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对文化上的非现代化事物的否定之风，即凡是旧的、老的、过时的、不是现代化条件下创造出来的都一概弃如敝屣。与此同时，伴随着农耕、农业而来的传统文明，在人们追求工业化、后工业化、后现代化、信息化、城市化中被极大地放弃和忽略了。我们的乡土建筑、口头遗产、传统技艺、民间表演、老街、老城、老物件、老作坊等等，被大量拆毁、大量摧毁、大量丢弃、大量破坏、大量消失。除了若干所谓国家文物保护对象外，我们的文化实物、文化符号、文化身份、文化环境、文化建造，迅速地烟消云散，绝大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茫然无知。冯骥才是绝无仅有的文化呐喊者。他动用“文化拨打120”“文化临终抢救”、“文化濒临灭绝”、“文化生命”、“文化痛感”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概念对抗上述积重难返的文化麻木和文化不自觉。他号召全面普查，摸清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家底。他在全面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中国文化迅速消亡之中存在着六大文化濒危情势，并确定其为重点文化抢救对象。冯骥才是我国提出文化濒危并施以援手的第一人。他认定的六大濒危文化是：传统村落、民间文化传承人、活态的远古文化遗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口头文化遗产、手工技艺遗产。

　　我们可以看见，这六大濒危文化，如果任其濒危下去，直至无影无踪，将对中华文明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导致怎样的恶果：几千年的伟大的农耕文化从此踪迹全无，辽阔土地上的文化景观无从寻觅，文化多样性符号大大损失，犹如文化恐龙般的文化活化石、文化活奇迹在存活数万年后毁于一旦，多民族的文化图景失去了缤纷和斑斓，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失去了它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文化证明，祖先的天才、祖先的智慧、祖先的创造、祖先的技巧技艺随风而去……文化的存在、传承、创造，一旦被置于濒危和离去的境地，人类的生存就必然发生危机。无视文化的濒危，等于在全球化中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在人们对此浑然不觉时，大喝一声，不仅是文化自觉先觉，更是文化的一种新启蒙。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羌族聚居地处于震中部位，因而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自然灾难给羌族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陷其于极度濒危之中。因为对文化有生命痛感，冯骥才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地震灾难中羌族文化遗产的命运与羌族灾民的生死存亡的关系，想到了如何救援生命、救援羌族文化。他组织策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救灾行动：发出倡议，组织考察，调研研讨，设计救援，实施重建。一本《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及时出版问世，一份《关于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保护羌族文化遗产的建议》及一文《要想到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也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许多建议纳入了相关的文件、规划、政策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濒危名录中采纳和采取了相关建议。(这是人类历史上对突发灾难引发文化濒危、文化危机而采取有效举措的首个中国案例)，是冯骥才文化濒危应对策略的一次极其生动、有益、有效的实践。当然，他组织实施的各种文化抢救与保护工程都说明，他的抢救濒危，不仅是呐喊，更是行动，是行动之后成批成片的文化成果。

　　2012年年底，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实施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公布了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冯骥才在此一工程中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在此之前，他向有关方面提交了专项提案，并在公开场合受邀与共和国总理就传统村落保护进行对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传统错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类文化遗产》，指出了这类遗产保护的独一无二性，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举措和思路。

　　以上，鲜明地彰显了“文化自觉”的思想。显而易见，抢救濒危文化，正在极大地促进文化自觉的实现。(向云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