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青春”还是“伪理想”(文化圆桌)

“大数据”时代的“小时代”数据

　　由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编剧、导演的电影《小时代》以上映首日45％的排片占比，以及两天过亿、三天过两亿、六天过三亿的票房速度，位居内地电影的前三位。以“90后”为主体、数量庞大的郭敬明粉丝与众多业内人士，构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从电影本身到引发的热烈争辩，让《小时代》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特殊案例。

　　在全球电影观众趋向“低龄化”的背景下，青年观众无疑会成为未来中国电影的主力观众。这样的受众势必会影响到电影的创作趋向，他们的观影需求值得关注、引导。我们刊登三篇立场不同的文章，对“大数据”时代的“小时代”现象进行辨析，希望有关电影的讨论能够回归理性，回归不断开放包容的中国电影的“大时代”。

　　——编 者

　　《小时代》的生存之道

　　刘 阳

　　2012年底，乐视影业总裁张昭在接受采访时谈起未来几年的打算：“我们现在要做的，简单地说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电影。”

　　那时候我还不能完全了解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电影”，交互和分享，还仅仅是一个概念。

　　201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3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称，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人，青少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绝对主体和最活跃的用户。与这些现象并行的是，美国人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著《大数据时代》一书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大数据”讨论热潮，大数据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础和依据。

　　依据《大数据时代》所说的思维逻辑——“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小时代》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它的故事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用户群中，它在上映前就在网络上引发大讨论，而它的目标受众正是这些大讨论、点击率和数据流最主要的制造者——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在对这些数据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小时代》获得了最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制作、营销策略，这使它有效地避免了许多电影在面对市场时“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荒腔走板。或者说，它的生产制作和营销推广流程从一开始就是与绝大多数国产影片的做法倒置的，贯穿其中的理念也是与许多电影相左的，它活灵活现地演绎了一部电影在“大数据时代”的生存之道。

　　当然，就艺术而言，《小时代》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关于它的争论也还在继续。这是电影市场越来越大，分众市场开始出现的好苗头。《小时代》更大的意义，是它对电影市场的开掘和试水，对电影生产推广方式的新的探索。

　　“互联网时代的电影”是什么？它不是仅属于青少年的电影，不是仅依靠网络传播推广的电影，它是以大量数据为基础、对观众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后生产和推广的电影，是以市场为目标进行一切开发行为的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将它命名为“大数据时代的电影”——以来自观众和市场的数据为依据，它提供了一种尊重观众、尊重市场的操作范式，从而将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本质得到切实的彰显。

　　《小时代》让我们明白，“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尊重观众，才能适者生存。

　　“炫”，九零后的青春表达

　　李智勇

　　赞美郭敬明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但是，我还是要肯定电影《小时代》。

　　不错。它故事浮夸、造境虚假，感情观肤浅、极端，对青春的认识一点也不深刻，但是，它在记录、书写、表达一种独特的青春形态，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阳光不同，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纠结不同，和王蒙的《青春万岁》、杨沫的《青春之歌》更不同。

　　姑且称之为“炫青春”。这是人类进入到消费时代，都市青少年掌握了一定的物质支配能力之后，在消费欲望、个体意识崛起、青春骚动的混合驱使下，展现出的青春形态。

　　何为“炫青春”？电影中借专栏作家的演讲点出来：世界是个浩渺的宇宙，我们是发出微弱的光的小星球。发光者，炫也。把自己的青春展现出来、表演出来、燃烧出来，把自己的个性喊出来！

　　酷和炫，是这青春形态的一对镜像。炫是特别冲击性的展示，酷是以消解展示的方式、同样冲击性的展示。

　　用这种眼光看《小时代》，才能读懂：在都市中心纯用玻璃搭建出一座大房子，到处都是名牌走秀，带着墨镜的保镖烘托出又帅又酷的老板……这些“大叔”们觉得幼稚、浅薄的构造，为何能打动少年的心，让他们热血沸腾。因为电影中，郭敬明给他了解的人群量身打造了他们理解甚至渴望的梦，这个梦，炫极了。这时候，一切浮夸、做作、浅薄似乎变成了可以接受的。

　　这种炫青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正视物欲，难免陷入拜物教；追求当下燃烧，忽略燃料沉积，其焰必弱……但是，青春心态也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他们对炫青春的拥戴，用浅显的道德说教都无法消弭。我们只有用历史研究者“理解之同情”之法进乎其中，尊重少年的心理，跟着游，才能想办法给我们的炫子弟暗暗递上一些不炫、但关乎深远的养料。但这是下一步的事。第一步，是要挖掘炫的正价值，试着去欣赏“想唱就唱，我最闪亮”哲学。

　　商业包装的伪理想

　　任姗姗

　　电影在中国，常会遭遇意义的“超载”。泛政治化、泛艺术化、泛商业化都会给中国电影带来不能承受之轻。正被热议的电影《小时代》，便是一例新的“超载”。

　　不管票房如何狂飙突进、生意人和粉丝如何欢呼雀跃，单以艺术的标准来评判，《小时代》的硬伤是无法回避的：故事不完整，人物性格标签化，那些被柔光镜过滤后的生活如此地不接地气，更要命的是在物质崇拜下电影肆意地挥洒消费符号。借用张爱玲被引用过度的一句话来形容，整部电影“就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简单站队、粗暴讨伐显然偏离了评论的本质，但是理解不等于过分宽容甚至放纵。一哄而上地捧杀或者棒杀，足够酣畅淋漓，然后呢？对于电影、观众乃至包容多元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环境而言，都于事无补。所以，关于上一段的评价，我要重申“艺术”标准。因为，《小时代》所呈现的是一个网络媒介与消费社会共谋之下的文化多面体，它显然不是故事主导的电影，也不是单纯的导演主导或明星主导的电影，艺术不过是很多面中的一面，电影不过是包裹商业野心的一个炫目的外壳。对它来说，消费诉求远远大于文化表达。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小时代》也非石头缝里蹦出来。尽管这是郭敬明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但当他选择用影像语言重构这一畅销青春文学时，就注定指向今天。就像当年很多文学评论家面对销量过百万册的《小时代1.0折纸时代》所评价的：“图书销量并不代表作品质量和文学含量”。放在电影里，这同样是一句真理，“票房当然不代表影片质量和艺术含量”。

　　但很多观众还是买账。因为《小时代》给了他们现实中喜欢或者追求的东西——华服、秀场、跑车、奢侈品以及不被束缚的自由叛逆。因而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为这些消费者量身打造的。至于其他，根本不在讨好之列。因为这些观众大多属于青少年，电影才会引发关于价值观误导的争议。一部电影真能毁掉青年的价值观吗？假如，我们放眼望去，用浏览代替阅读，用拼贴代替叙事，用传播代替创作，用虚浮代替责任，用商业代替文化……几乎蔓延成这个时代的通病。《小时代》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它放大了吸引眼球的商业元素，而躲避了青年偶像的责任担当。《小时代》当然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商业案例，但这又何尝不是对电影的另一种背负危险元素的超载？我的担心是，脱去了那件缀满所谓“理想、个性”的华丽外衣，《小时代》的“贴地飞行”能持续多久？随着粉丝们长大成人，“小时代”与粉丝的“喂养”关系还能持续多久？

　　中国电影产业的井喷，中国电影与世界文化的交融，必然带来生产方式、话语表达的转变。《小时代》走在了风口浪尖，它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