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叙事的别样风景

时间:2013年10月29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黄桂元

  与传统的书写套路不同,《陕北红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堪称红色叙事谱系中的“另类”。对于一位生长于沿海都市的60后作家,那些遥远的陕北老区往事,无论其年代还是地域,都不可能给武歆提供任何与“红色叙事”有关的直接经验。然而武歆具有发现和融合的能力,他善于择取散落在革命岁月深处的“边角料”,展示其碎片式、鳞爪类的“潜流状”生活形态,探寻历史真相,表达伦理关切。这种“轻”处理的叙事策略,产生了曲径通幽的陌生化效果。

  武歆与红色叙事结缘,始于已改编成38集电视连续剧的长篇小说《延安爱情》。2010年以来,作为中国作协首批“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武歆曾数次在陕北老区“出没不定”,风尘仆仆,一路辗转于吴起、志丹、米脂等地,寻觅、观察、走访、吸收、体验,并查阅海量资料,既“当局者迷”,又“旁观者清”,从而收获了与传奇、民俗、口传、神话、奇幻等词汇有关的内容素材,自是百感交集,欲罢不能。小说中的“我”,即一路被大家称作“武老师”,剥开岁月沉积的外层,潜入历史和心灵的内核,见微知著,举重若轻,并以足够的叙述耐心,将形形色色的故事置换为现代小说文本。

  《陕北红事》共有六章,拆解开来,可看作六个精致的中篇小说。故事千奇百态,而又自成一脉,在同一个主题叙事的背景下分进合击,相互印证。可以看出,武歆确定了“写什么”之后,在“怎么写”的环节上可谓煞费苦心。由于年代久远,故事经过民间百姓亲疏有别的口口相传,其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通常都有数个版本和说法,枝蔓繁杂,旁逸斜出,扑朔迷离,影影绰绰。武歆从边缘潜入,由缝隙渗透,一般不进行主观评价,只提供客观的事实和疑点,反而增加了叙述的内在张力。

  比如《对峙》。1935年,“阴阳师”上官丘埋葬过一名因伤而亡的红军传令兵,由于死者的一只黄色牛皮包与尸体无法剥离,他便把传令兵和牛皮包一同掩埋。事后红军团长段兴安带人数次找到上官丘,要求他提供死者的葬处以配合掘坟,均遭拒绝。这种紧张“对峙”延续了十几年。段兴安掘坟是有道理的,与传令兵一同掩埋的黄色牛皮包里装有重要文件,只有掘坟才能挽回损失;上官丘拒绝配合也是有道理的,“阴阳师”掘坟刨墓有违职业操守,更可能遭天谴而家破人亡。十几年后,当上官丘决心配合掘坟时,段兴安却已牺牲。上官丘临死前花高价请人仿造了一只黄色牛皮包,并叮嘱传之子孙,当年的对峙也演变为一段佳话。

  小说不去展示两军对垒的正面战场,也没有摹写叱咤风云的铁血英雄,而游走于乡土寻根与民间认同之间,捕捉“庸常”中的异常,凸显日常里的无常。很难说其间有多少是纪实,有多少是虚构,在陕北老区岁月语境里,故事被不断肢解、切换,又被不断拼接、还原,既有结实的叙述密度,又有疏朗的流动感。

  《统万城》的故事发生在俗称“白城子”的统万城遗址,更像一个传奇的爱情寓言。大户子弟折双秦爱上了貌美手巧的莲莘。莲莘虽为民女,但很有主见,不管媒婆如何踏破门槛,内心的择偶尺度从未动摇,“她不愿服从于任何男人,哪怕这个男人能够上天入地”。莲莘拒绝折双秦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俩不是平等的人”。为实现“平等”关系,折双秦加快倾家荡产,早日让自己成为一贫如洗的穷光蛋。他四处施舍、行善、捐助,还拿出一大笔钱冒险救活了七位奄奄一息的八路军战士。鉴于其种种善举,边区政府甚至想让他参选参议员。他的心思却只在莲莘身上,并无其他兴致。他的求爱很真诚也很笨拙,几至家破人亡,仍被莲莘拒绝。绝望时他加入了八路军,身心有了变化,终获莲莘的芳心,并一同奔向延安。这个故事算不上惊天动地,却也惊世骇俗。

  小说脉络疏密相间,叙述节奏疾徐有序,并常常有意游离主线,或隐或现,时断时续,且不说破,点到为止,即使真相已白,却仍留下缺口和“破绽”,供读者反刍和回味。同时,武歆的叙述善于营造悬疑氛围,将其揉入旅途细节,乡俗见闻,风景点染,器物状写,用看似松散而随意的白描串连,却化作内在引力扯动故事脉络。

  陕北的苍天厚土不仅有秦砖汉瓦、王朝废墟,更屹立着现代中国革命圣地,由此引起武歆的一次次叙事冲动。他认为陕北老区不应退出革命历史记忆,特别是那些“发生在陕北的‘红事’,非常具备‘陌生化’的特质”。所谓“红事”,并不等同于人们一向理解的“史诗叙事”“战争叙事”“英雄叙事”,应呈现更为开放和丰富的阐释空间和叙事语境,这也是其生命力和魅力之所在。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说过:“如果思想家不能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任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这意味着,有叙事抱负的小说家同时也应是有价值诉求和理想坚持的思想家。《陕北红事》就是坚实的印证。

  (作者为《文学自由谈》杂志执行主编)


(编辑: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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