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的书写套路不同，《陕北红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堪称红色叙事谱系中的“另类”。对于一位生长于沿海都市的60后作家，那些遥远的陕北老区往事，无论其年代还是地域，都不可能给武歆提供任何与“红色叙事”有关的直接经验。然而武歆具有发现和融合的能力，他善于择取散落在革命岁月深处的“边角料”，展示其碎片式、鳞爪类的“潜流状”生活形态，探寻历史真相，表达伦理关切。这种“轻”处理的叙事策略，产生了曲径通幽的陌生化效果。

　　武歆与红色叙事结缘，始于已改编成38集电视连续剧的长篇小说《延安爱情》。2010年以来，作为中国作协首批“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武歆曾数次在陕北老区“出没不定”，风尘仆仆，一路辗转于吴起、志丹、米脂等地，寻觅、观察、走访、吸收、体验，并查阅海量资料，既“当局者迷”，又“旁观者清”，从而收获了与传奇、民俗、口传、神话、奇幻等词汇有关的内容素材，自是百感交集，欲罢不能。小说中的“我”，即一路被大家称作“武老师”，剥开岁月沉积的外层，潜入历史和心灵的内核，见微知著，举重若轻，并以足够的叙述耐心，将形形色色的故事置换为现代小说文本。

　　《陕北红事》共有六章，拆解开来，可看作六个精致的中篇小说。故事千奇百态，而又自成一脉，在同一个主题叙事的背景下分进合击，相互印证。可以看出，武歆确定了“写什么”之后，在“怎么写”的环节上可谓煞费苦心。由于年代久远，故事经过民间百姓亲疏有别的口口相传，其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通常都有数个版本和说法，枝蔓繁杂，旁逸斜出，扑朔迷离，影影绰绰。武歆从边缘潜入，由缝隙渗透，一般不进行主观评价，只提供客观的事实和疑点，反而增加了叙述的内在张力。

　　比如《对峙》。1935年，“阴阳师”上官丘埋葬过一名因伤而亡的红军传令兵，由于死者的一只黄色牛皮包与尸体无法剥离，他便把传令兵和牛皮包一同掩埋。事后红军团长段兴安带人数次找到上官丘，要求他提供死者的葬处以配合掘坟，均遭拒绝。这种紧张“对峙”延续了十几年。段兴安掘坟是有道理的，与传令兵一同掩埋的黄色牛皮包里装有重要文件，只有掘坟才能挽回损失；上官丘拒绝配合也是有道理的，“阴阳师”掘坟刨墓有违职业操守，更可能遭天谴而家破人亡。十几年后，当上官丘决心配合掘坟时，段兴安却已牺牲。上官丘临死前花高价请人仿造了一只黄色牛皮包，并叮嘱传之子孙，当年的对峙也演变为一段佳话。

　　小说不去展示两军对垒的正面战场，也没有摹写叱咤风云的铁血英雄，而游走于乡土寻根与民间认同之间，捕捉“庸常”中的异常，凸显日常里的无常。很难说其间有多少是纪实，有多少是虚构，在陕北老区岁月语境里，故事被不断肢解、切换，又被不断拼接、还原，既有结实的叙述密度，又有疏朗的流动感。

　　《统万城》的故事发生在俗称“白城子”的统万城遗址，更像一个传奇的爱情寓言。大户子弟折双秦爱上了貌美手巧的莲莘。莲莘虽为民女，但很有主见，不管媒婆如何踏破门槛，内心的择偶尺度从未动摇，“她不愿服从于任何男人，哪怕这个男人能够上天入地”。莲莘拒绝折双秦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俩不是平等的人”。为实现“平等”关系，折双秦加快倾家荡产，早日让自己成为一贫如洗的穷光蛋。他四处施舍、行善、捐助，还拿出一大笔钱冒险救活了七位奄奄一息的八路军战士。鉴于其种种善举，边区政府甚至想让他参选参议员。他的心思却只在莲莘身上，并无其他兴致。他的求爱很真诚也很笨拙，几至家破人亡，仍被莲莘拒绝。绝望时他加入了八路军，身心有了变化，终获莲莘的芳心，并一同奔向延安。这个故事算不上惊天动地，却也惊世骇俗。

　　小说脉络疏密相间，叙述节奏疾徐有序，并常常有意游离主线，或隐或现，时断时续，且不说破，点到为止，即使真相已白，却仍留下缺口和“破绽”，供读者反刍和回味。同时，武歆的叙述善于营造悬疑氛围，将其揉入旅途细节，乡俗见闻，风景点染，器物状写，用看似松散而随意的白描串连，却化作内在引力扯动故事脉络。

　　陕北的苍天厚土不仅有秦砖汉瓦、王朝废墟，更屹立着现代中国革命圣地，由此引起武歆的一次次叙事冲动。他认为陕北老区不应退出革命历史记忆，特别是那些“发生在陕北的‘红事’，非常具备‘陌生化’的特质”。所谓“红事”，并不等同于人们一向理解的“史诗叙事”“战争叙事”“英雄叙事”，应呈现更为开放和丰富的阐释空间和叙事语境，这也是其生命力和魅力之所在。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说过：“如果思想家不能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任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这意味着，有叙事抱负的小说家同时也应是有价值诉求和理想坚持的思想家。《陕北红事》就是坚实的印证。

　　（作者为《文学自由谈》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