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报连续刊发言论和报道，对当前文艺作品研讨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以及专家们的讨论进行了关注，引起了文艺界，特别是文艺评论界的广泛讨论。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纷纷致电报社编辑部，表达了对文艺评论现状的看法，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期冀能对营造健康的评论环境有所裨益。

　　专家表示，当前的文艺评论，总体上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对优秀文艺作品能够及时研究与评论，许多研讨会是有质量和有权威性的，这对促进文艺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文艺评论中存在的不足也显而易见，特别是一些作品研讨会上，确实有“圈子化”、商业气息太浓、缺少文艺争鸣、一味吹捧等现象，甚至有些“华威先生”忙于开会没时间仔细审看作品。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参会者的观点大同小异、流于形式、难以出新。另一方面，偶有尖锐意见也常导致轩然大波，批评于是式微。“研讨会评论”模式化现象折射出当前文艺批评生态有滑坡的倾向。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认为，严格说来，有独立的媒体就会有独立的作者，就会有职业的评论家。所谓的“研讨会评论”不是以评论的威信来维系自己的职业，更多的是靠关系。只要没有独立的空间和批评渠道，就很难避免一些不良的现象。而“研讨会评论”也只对看重它的人才起作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说，只要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水平的理论家、评论家就不难发现作品的缺点和问题，只是看他们敢不敢批评、要不要批评、愿不愿意批评。

　　那么研讨会究竟应当怎么开、谁组织开、请谁开？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改善当前的评论环境进行过呼吁。李准认为类似研讨会这样的文艺批评活动比较适合由负责评论或者行政管理的有关部委，或者搞学术研究、评论的第三方来举办会议，并同时承担一些事务性的费用。曾庆瑞也建议有关方面可以用建立文艺创作基金的形式牵头搞创作研讨，同时借第三方的力量团结、组织和培养一批中青年评论队伍，营造健康的评论环境。尹鸿则表示，在新媒体时代，即使不组织研讨会，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微博、博客等自媒体上仍然有一大批自由批评人做一些独立的、自发的批评，他们多少也会受到一些商业因素的干预、影响，但总会保持一些基本底线，为了保住自己的威信还是会有一些平衡。上世纪90年代，文艺界对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曾颇有争议，当时有人说“市场经济打断了文学的脊梁骨”，亦有人说“浑身铜臭也能熏出一个文艺的新世界”。当时有关方面针对这种现象举办了题为“市场经济和文艺繁荣究竟是什么关系”的研讨会，李准曾参与组织工作。据他回忆，当时在选谁参与研讨的问题上十分斟酌，首先要看谁有发言权，谁了解实际情况，又有理论见解，为此还特别请了两位跟这个问题关系最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吴敬琏，他主张一切靠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节；另外一位是吴树青，他主张公有制为主体，依靠国家调节。当时还从广电部邀请了仲呈祥、从文化部邀请了市场局的一位副局长，与会者都是在各自领域颇有研究的学者，都能针对问题提出独立观点。这样的研讨会才可能有争鸣、有交锋，有深度、有锐度。在当时，专家学者能参加这样的会议，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身份，大家都很认真地参会并发言。类似这样的会议还有上世纪80年代有关政治与文艺关系的研讨，现实主义创作的研讨等等。

　　鲁迅曾有言“文艺批评就是挖烂苹果，把烂的挖出去，剩下的就都是好的，就可以吃好的”。毕竟研讨会的目的不单是表彰一个作品或者评议某个奖项，最终的目的更是为了从整体上对创作的提高有所推动。李准认为，主办方首先要做好功课，审查作品、判断作品，要提出问题提出话题，按照题目的需要，找有不同见解的专家进行研讨，这样的研讨才有质量，气氛才能活跃。李准建议，文联、作协和各个文艺家协会，包括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能够拨出专项经费，抓住当前整个文艺创作一些有代表性、影响全局的课题、思潮、观点，集中专家、观众、读者的代表，展开研讨。比如当下对文学史的争论，关于“五四”的争论、历史虚无主义的争论等等。还比如可以望见人间百态的家庭伦理剧，在时间上具有永恒性、空间上具有普遍性的战争题材剧，甚至于业内有些人连经典都定义不清的经典改编剧。唯有如此，专家的批评才不至于沦为“水过地皮湿”的轻描淡写，徒有形式，研讨会式的评论才会发挥出独特的功能。（记者 丁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