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创新误区（2013文艺气象·戏剧篇·年度话题）

标题书法：廖 奔 版式设计：宋 嵩

　　最近看到某剧评，称赞某戏曲新戏，叙事性不亚于电影，音乐欣赏性不亚于音乐剧，思辨性不亚于话剧，表演程式不亚于传统某剧种，并以为“颇具当代感的结构、形式和表演创新，与具有现代多义性的剧本一起，共同促成了该剧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获得新生的标本之作”。读到此，令人不禁诧异。看来，在这位剧评者的心中，不仅电影、音乐剧、话剧等是判断戏曲艺术“获得新生”的参照“标本”，而且当下戏曲的创新似乎也应是上述多种西方艺术在中国戏曲身上的“嫁接”？其实，当下以类似思维“拯救”戏曲的人并不少见。我不敢说剧评者对中国戏曲的本质和魅力一知半解，但如果以如此理念创作新戏，必然是远离戏曲艺术的本体，如此与其说是让传统戏曲获得当代新生，还不如说让戏曲艺术自我迷失，结果恐怕是戏曲还未获新生就已经被“阉割”了。

　　现代多元文化影响之下，戏曲面临着严峻挑战，而创新正是当代戏曲把握机遇、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的关键，也是最为艰难的课题。一部中国戏曲史就是一部传承发展创新史。但是，戏曲的创新必须要以坚实的传承为基石，是“推陈出新”，是“返本开新”，是传承中的创新，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创新。从“生戏熟曲”的观赏习惯，从戏曲众多的流派艺术、不同剧种剧目的广泛移植等方面，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戏曲在传承中谋创新的重要性是如何的不同于西方话剧、歌剧。

　　学贯中西的著名导演艺术家焦菊隐早在1954年北京的一次剧目座谈会上讲继承和创新时就说过：“是继承优秀民族遗产去进行创造呢，还是突破一切向着话剧的方向发展呢？”“如果我们所要决定走的路子，是脱离戏曲自己的基础，确定地要向话剧和新歌剧的方向发展，要使首都的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曲艺和曲剧，都变成‘话剧加唱’，那就成了另一个问题，这里就不谈；而如果我们要努力做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话，那么我就在这方面提供我的一些意见。”的确，如果当代的戏剧舞台借助电影、音乐剧、话剧等重新“嫁接”出某种新的戏剧样式，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还是京、昆或地方戏的当代发展的话，必然之路是推陈出新，是“返本开新”，就必须要有对传承的尊重甚至敬畏之心，就不能违背戏曲创新发展的规律，更不能简单地用话剧改造戏曲，用写实改造写意，用所谓的现代性改造戏曲的民族性和草根性。实践已经证明，抛却传统、自由“嫁接”的创新，其结果往往并不遭人待见，也代表不了未来戏曲。当然，戏曲创新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但是，创新受到戏曲艺术内在质的规定性的制约，“戴着镣铐跳舞”需要戏曲创作者的聪明才智。

　　在当下的戏曲舞台上，我们能看到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即小戏大戏化，地方戏京剧化，传统戏曲话剧化、歌剧化。这样的“创新”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众所周知，小戏灵活机动，生活气息浓烈，“二小戏”、“三小戏”的喜剧样式，最能体现基层观众的审美欣赏情趣。十年前我在山东的一次小戏节上看到五音戏《王小赶脚》，迷人的风采至今记忆犹新，但我们当下缺少新创优秀小戏，看到的却是很多小戏吸收了京昆后，人为地“抻”出了大戏，空洞无物，不接地气。地方戏更是一方风土人文的产物，乡土乡音最关情，但现在很多地方戏新创剧目的特色和个性模糊了，开场已经半天，却不能识别是什么剧种。我们有时还看到一些新创剧目，喜欢打上某某剧种音乐剧的名字，以为音乐剧就一定比戏曲高明。显然，小戏需要学习借鉴大戏，但变成大戏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地方戏需要学习借鉴京剧，但不是把自己变成京剧；同理，传统戏曲需要现代化，需要学习借鉴歌剧、话剧，但不是戏曲基因

　　的“异化”。

　　当代戏曲的创新，更需要尊重国人的审美传统，需要尊重当下观众的审美趣味。为什么当下的一些主创者非要用西方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和改造中国戏曲和中国观众？观点鲜明，人物鲜明，鲜明到好人是俊扮，坏人一定要丑化，这就是戏曲的审美。谁说传统戏曲不讲个性？不讲形象？它只是善于用程式化、行当化去表现个性化的形象。不同剧种的剧目是可以相互移植的，但不同剧种和艺术家在二度呈现时却必须充分体现出个性化的再创造。这就是戏曲艺术的个性和中国人看戏的传统。

　　我们期待当代戏曲人能够真正传承和发展中国戏曲的美学精神，创作出既深受当下欢迎、又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优秀作品。当下戏曲创新误区的产生，我以为主要原由在于戏曲人自身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失落。戏曲是最典型的民族艺术，是中国人永远的审美家园，但在市场经济和西方艺术面前，一些戏曲人脱离观众，失却了应有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难免在创新发展上走入误区。当下的戏曲理论界、批评界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失语而失去了理论和批评的引领作用。一旦戏曲批评成为创作的附庸和廉价的吹捧时，批评者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品格，被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活力（2013文艺气象·戏剧篇·年度关键词）

宋宝珍

2013年的话剧发展，总的形势是令人鼓舞的。各地话剧院团在经历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试水阶段后，已适应市场经济规律，逐步明确了自身定位，创作活力增强，剧场演出丰富多元，戏剧展演活动频繁，戏剧界的文化交流持续进行。

　　内容与形式的活力——

　　以现代意识开掘传统资源

　　近来的戏剧创作不仅在题材上向传统文化靠拢，表现手段上也是传统与现代并重。郭宝昌导演的话剧《大宅门》通过家族企业“百草堂”药店的变迁与家族成员的情感纠葛，表现宅门文化及传统伦理的力道。田沁鑫导演的话剧《青蛇》，从古老的民间传说中开掘妖、人、佛三界的相克相生。赖声川编导的话剧《如梦之梦》以近8小时的演出探究生命机缘、沧桑之变的人生旅程。王晓鹰导演的《伏生》，展现秦国硕儒伏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毁家丧子、佯癫苟活以延续文化命脉的故事。对传统文化的倚重，也体现在青年戏剧人对创作资源的寻找上。黄盈编导的《黄粱一梦》与赵淼编导的《署雷公》以及至乐汇演出的《破阵子》，都在历史回望中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热情，又在当代视阈中重新发掘了传统的寓意。除了这些新创剧目，国家话剧院与北京人艺还将多部保留剧目复排，推广上演，《哥本哈根》《纪念碑》《活着》《小井胡同》《天之骄子》等都体现出时间积淀、不断打磨的成果。

　　剧场与市场的活力——

　　多元定位下的多样共生

　　在改革中寻找市场定位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直坚持经典与创新并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他们推向市场的作品不仅有观众群集中的悬疑剧，也有针对现实的政论剧，还有表达亲情、爱情的都市剧。话剧《原告证人》与《无人生还》都出自英国悬疑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之手，剧情紧张，布局缜密，结局离奇，在工作紧张的都市青年中，颇能引发推理解谜的快感和情绪释放的愉悦。原创方面推出的《资本·论》以世相评说与现实讽喻反映了话剧发展面临的经济困境，以及过度的商业化给艺术带来的困扰。由小说改编而来的话剧《推拿》在舞台上表现一群盲人的生活和情感，其中既有偏执心、功名欲，也有纯真之爱、人性之美，真实可感。

　　2013年，依然活跃的小剧场戏剧走过了唯先锋论与唯市场论的自我掣肘，一方面以各自的特色打造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北京人艺继续实行制作人制，调动市场营销积极性，其演出的小剧场戏剧《解药》《燃烧的梵高》《坏女孩的恶作剧》《明枪暗箭》等，涉及原创、改编、翻译各种类型，却都体现了探索人性，表现人的现实处境和存在价值的努力。

　　这一年北京青年戏剧节上演出的新创剧，如《署雷公》《中国的鬼魂》《美好的一天》《进化论》等，也让人们看到了正在成长的青年戏剧人美学追求的不同特征。《署雷公》遵循一贯的不着一言的肢体表演；《中国的鬼魂》融汇了叙事、再现、影像、多维时空的表演；而《美好的一天》形式奇特：观众入场时配发可调频耳机，18位来自社会各界的演出人员，在场上讲述真实的私人故事，喋喋不休，众声喧哗。这或许是网络时代的缩影，是现代人生存处境的隐喻。

　　展演与交流的活力——

　　以交流合作促进对话学习

　　2013年先后有以色列卡梅尔剧院、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美国洛杉矶剧院、柏林德意志剧院的作品来华演出，在借鉴外来戏剧文化的同时，东西方戏剧的合作也已经开始。年末北京人艺演出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特邀莫斯科艺术剧院导演皮德罗夫与王鹏共同执导。演出利用LED视屏映射出种种画面，参与情境构成和气氛调动。而《青蛇》在制作方面也显现了国际视野：它的舞美、灯光、音乐分别由德国人、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设计，荒山空蒙、灵蛇转世、水漫金山的意象营造颇富诗意。

　　2013年的话剧，演出不再拘泥于整一结构和对话叙事，而是多重元素融合，舞台时空的呈现上更加自由灵活。在网络时代，碎片化的信息、发散性的思维、电子屏幕的广泛运用、各种表现性素材的整合拼贴，让话剧演出显现出多姿多彩的样貌，凸显进行时、未定型的当下特征；与此同时，如何强化戏剧的思想价值，提高剧本的文学质量，提升演出的恒久魅力，仍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2013文艺气象·戏剧篇·年度推荐

评剧《赵锦棠》

　　天津评剧院创作演出

　　旧戏换作新人立

　　周汉萍

　　传统戏《朱痕记》在历史上有包括京剧在内的20来个剧种排演过，而经花淑兰、小白玉霜的演绎，成为评剧的看家戏。《赵锦棠》正是改编自这部戏，从《朱痕记》到《赵锦棠》，剧名的更改显现出创作者对于创作重心的调整挪移。

　　《朱痕记》歌颂忠、孝、节、义等传统美德，批判见利忘义、残害他人的鄙劣行径，强调“故事性”、“传奇性”，作为妻子的赵锦棠仅是故事中的一分子。而新编戏《赵锦棠》让“妻子”成为舞台的焦点人物，剧情着意刻画她对爱情的忠贞、对婆母的孝道、对苦难的坚韧，凸显了东方女性秀外慧中、忍辱负重的人格力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反复运用，提升了剧作的现代性，赵锦棠不是封建纲常的盲从者，而是具有真挚感情和独立见解的女性。舞台艺术是“角”的艺术，饰演赵锦棠的曾昭娟博采众长，使唱腔更加符合人物情感发展的需要，表演更加细腻传神，实现了艺术的跳跃，将赵锦棠的形象鲜活地立了起来。

　　家庭稳定了，社会才能更和谐。在婚姻家庭中，女性的作用超过了“半边天”。赵锦棠身上体现的善良、孝道、坚韧，在今天不仅不过时，相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昆剧《红楼梦》

　　北方昆曲剧院创作演出

　　红楼新梦氍毹篇

　　王蕴明

　　北昆版《红楼梦》的可贵，不仅在于首次用昆曲演绎红楼故事，更在于主创人员以传承为前提，以超越为追求，用昆曲神韵传达小说精神，既传统地道，又能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开创了戏曲舞台上全景式展示《红楼梦》的新生面。

　　全剧遵循原著的文化精神和美学意蕴，在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前提下，充分展现了贾府兴衰及清代晚期的社会情状，扩展了剧作的社会历史容量；在舞台构思上亦别具一格，比如同台展现宝玉成亲和黛玉之死的场景，以这样的反差表现宝玉与黛玉的心灵感应和生死相恋，极具感染力。

　　昆曲古朴清雅的艺术特色在剧中得到了完美呈现。唱腔设计运用古老的昆曲曲牌原腔，原汁原味，音乐舒展清醇、韵味古朴；导演对冷热悲喜的节奏、分寸把握得当，冷热相济，悲喜相因，冷而不酷，热而不躁，喜而不淫，悲而不惨，舞台布局疏密相间、简洁明朗、层次丰富，服装清新雅丽，成功地传达出昆曲清寂雅淡的韵味。

　　该剧新老演员对人物的内在体验和舞台体现亦见功力，唱、念、做、舞，典雅而富有生气，赢得满堂光彩。

　　秦腔《花儿声声》

　　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作演出

　　高亢缠绵两相宜

　　刘 茜

　　秦腔和花儿尽管都是西北音乐的代表，但它们风格的殊异，决定了要将其放到同一出剧目中，需要作曲家的巧妙编织。秦腔现代戏《花儿声声》在这方面的探索是，主要人物在戏剧矛盾激烈或承担叙事任务时一般都唱秦腔，而在表现情感的线索时都使用更加生活化的花儿。秦腔的高亢、花儿的质朴缠绵，与以“花儿王”为主人公的故事，从形式到内容做到了水乳交融，强化了戏剧主题。

　　这种独特的创造，至少产生两个层面的研究价值。其一，戏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在戏曲中增加花儿的表现，是对戏曲艺术本身的丰富。在这个新剧目里，花儿音乐占据了足够的分量，呈现出异质又共融的效果，是一种创新。其二，对更好地打响地域文化品牌有启示。广泛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的花儿，表现内容虽然丰富，但以情歌为多。如今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有各种方式，演唱花儿的情境越来越少，这让它的传承面临困难。而在《花儿声声》里，花儿借戏曲得到了另一种舞台形式的传承，通过与高亢豪迈、能吼出西北人的魂和胆的秦腔共同演绎，让观众尽情领略了“西北风”的强大感染力。

　　昆剧《景阳钟》

　　上海昆剧团创作演出

　　历史深处起悲歌

　　王评章

　　《景阳钟》改编自传统戏《铁冠图》，后者在清末、民国初年、抗战期间多次演出，成为反抗异族入侵和统治的集体情感表达，但因涉及对崇祯的肯定和对李自成的否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列为“禁戏”。

　　《景阳钟》用辩证唯物史观，审慎合理地删除了涉及李自成的部分，对崇祯进行合乎历史逻辑的复原与深化，客观表现他的刚愎多疑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增加历史批判的力量，又谨慎保留他宵衣旰食、勤政廉政的另一面，维持戏的悲情色调，使精美的传统表演和音乐有所附丽。这就使得同情之中内含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又不破坏同情赋予艺术形式的魅力。

　　然而，《景阳钟》并不到此为止，而是借崇祯之死，寄托明末清初文人士族集体的痛苦与自责。崇祯之死象征了国家、民族毁亡之痛，通过崇祯的孤独自杀，展示文人士族在亡国之时的“缺席”，以及无可补救之痛。这才是这部悲剧真正的力量，是精美的艺术形式巨大的、不竭的情感、历史、文化支援。

　　《景阳钟》的创作对我们有两点启示，一是对传统戏的整理改编在经过了批判阶段、重造阶段之后，现在应有更多的文化敬畏和理解；二是艺术形式固然可以作技术的抽离，成为更加符号化的通用语言，但是特定的内容和情感更为根本，永远具有激活形式的无穷力量。

　　京剧《将军道》

　　沈阳京剧院创作演出

　　慷慨伟烈将军道

　　薛若琳

　　新编历史剧《将军道》是从遥远的“铁血先秦”传来的慷慨之歌。

　　它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在统一六国中，秦王嬴政和大将王翦错综微妙的君臣关系。嬴政，是一统六合的君王；王翦，是纵横万里的将军。他们心中同样有九州四海，肩上同样有三山五岳。在剧中，秦王既具“雄心”，又存“疑心”。其雄心是摧枯拉朽的统一之志；其疑心是倾全国兵力尽交王翦，王如反戈一击，秦则休矣。王翦既有“大道”，又有“小道”。其大道是忠心耿耿为秦王统一大业尽责；其小道是深知秦王会犯猜忌，故而做胸无大志之态，看上去似乎只是为了借出征打仗捞一点田产和宅院的私利罢了，以此法让秦王放心。从“雄心”和“大道”来讲，君臣目标一致；从“疑心”和“小道”来讲，君臣各怀心思。以往不同剧种的同类题材，皆批判秦王的疑心太重，同情王翦委屈太多，而《将军道》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公正地评介秦王，肯定他的雄才大略，深刻揭示了在征伐六国错综复杂的战争中，君臣之间发生的思想碰撞、性格冲突和认知差距。《将军道》诠释的“举重若轻”的智慧、“虽万人吾往矣”的信念、“泰山崩而色不变”的勇气以及“敢以只身平天下”的担当精神，令人感慨万千、心驰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