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文坛，各种现象层出不穷，各种动向纷至沓来，各种现象与动向都指向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新变”。这一年，作家们的各类创作都在尝试变招，理论批评也在直面新的文学现实中相应变调，网络文学更是在各种合力的推导下深层变异。这一切，使得整体的文坛，在2013年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诸多新的变动，呈现出繁复多样的新的变局。

　　即以最具分量也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来看，在2013年间，不少文学大家与小说名家都有新作推出，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招。这种小说写法上的适度更新，主要表现为观察生活的视点下沉，作品内蕴极具现实性；叙事文笔质朴无华，表现形式上更具故事性。

名家作品直面现实

　　贾平凹的《带灯》，由一个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如牛重负的“维稳”经历，写出了当下底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及其与此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疏导措施。作品不仅在这些错综事象的细切铺陈中，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性意义，而且在带灯这个弱女子以微弱之光照亮弱势群体的作为上，歌吟了深蕴于底层普通干部身上的良善而美好的人性。较之贾平凹以前的《秦腔》、《古炉》，《带灯》不仅在直面现实上入木三分，而且在细节描写上也如数家珍。作品有如一壶上好的陈年西凤酒，既清醇引人，又后劲十足。

　　饶有意味的，是余华和马原这两位先锋小说家，分别以《第七天》和《纠缠》的新作，作了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新的亮相。《第七天》以死人还魂再去赴死的魔幻故事，打通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实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对接，作品以荒诞的艺术形式实现了真实的现实批判，存在的渴望与苦命的绝望始终相随相伴，让人感到无比的痛心与彻骨的虐心。为了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余华在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发生于近些年的社会新闻与网络资讯，这种魔幻与现实的有意对接，使得作品在评价上毁誉参半，却也在市场上热销不减。马原继《牛鬼蛇神》之后新写的《纠缠》，一改过去的先锋姿态与形式追求，以近乎于案件调查、新闻纪实的方式，叙写了一桩遗产遗嘱案件引发的家族夺产大战，由最日常化的生活事象，来拷问贪婪的人性痼疾，呼唤被泯失的亲情、被污损的真情。作品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由细针密缕的家长里短的抖露中，自然而然地揭示出当下社会亲情与人情的溘然变异。余华和马原的这两部作品，都以借助社会新闻性以增强作品现实性的有意尝试，显示出先锋小说家不主故常的新异视觉与力图变法的可贵努力。

　　韩少功的《日夜书》和苏童的《黄雀记》，都是以近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把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链接了起来。《日夜书》在不同类型的知青人物的命运转折里，既写出了个体的知青在集体的生活里的磨损与销蚀，又写出了人的“个性”在不同时期的闪现与回响。知青生活日益成为过去的历史，而他们的“个性”却在人们的记忆中依然不屈地活着。而无论是政治化的过去，抑或是商业化的现在，知青一代似乎一直偏离于社会生活的主流，总是难以真正融入进去。如果说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悲剧显然不只属于知青个人。苏童的《黄雀记》，把艺术的镜头对准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由一桩错判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人生纠结与命运转折，在保润、柳生和“仙女”的成长与碰撞中，探悉了善与恶、罪与罚、沉沦与救赎、绝望与希望的人生况味。作者一方面细写三位主人公乖蹇命运造成的紧张、焦虑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一方面又抒写香椿街上悠然、湿润、幽暗的市井万象与人生百态，冷与暖、动与静、明与暗，既反衬着，又并置着，构成了作品含而不露的内在底蕴。

　　在2013年间，金宇澄的《繁花》，可谓不经意中冲出来的一匹“黑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繁花》是近年来地域文化与时代风情特色最为浓烈的长篇，也是描写当代上海市井生活为数不多的长篇杰构。作品由沪生等人的左邻右舍，狐朋狗友，写出了上海里弄的七行八作，声色犬马，在多声部的视角和话本体的叙事里，小日子、小情趣、小纠葛、小口水，乃至小玩弄、小情色，汇成了丰繁而鲜活的生活万象与人性百态，引动人伸纸疾读，咀嚼回味。金宇澄由处女作《繁花》营造的文学上海的繁华世界，有许多奥秘需要索解，但他在长篇写作中的有备而来和精益求精，却是他首战即大获成功的显见的诀窍。

　　出现于2013年的王蒙的《这边风景》，也是一部十分独特的小说文本。其独特，既在于它是失而复得的一部旧作，又在于它的不加修饰的原样推出。因而，这部写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的长篇小说，既真实呈现了作者“文革”期间坚持写作却又不免“跟风”的实情，又忠实地还原了“社教”在新疆民族地区深入进行的历史图景。这样两种真实，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多重的意义，它既使王蒙的创作轨迹因弥补了“文革”的缺环更加完整，也使萧瑟、稀薄的“文革”文学因此增添了一个颇为厚重的写作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