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在无数文学大师站立过的地方，莫言用长长的时间回忆了自己的母亲——一位隐忍、坚韧、慈悲的中国女性。“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他没有宏阔地使用“母亲”一词的内涵。但也许，在这篇用汉语写成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母亲”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丰富的征象。如同马尔克斯当年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川端康成的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样，文化借助它们的作家向世界发声。

　　莫言在演讲中向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献上敬意。福克纳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也将“高密东北乡”带到了世界文学的中心。这两个分属于密西西比河岸和黄河河岸、相隔太平洋的“故乡”，成了文学史上遥相呼应的经典。

　　细细聆听这篇演讲，能读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规律：每一次文化对话，都有激烈的碰撞和话语权争夺，但在每一次碰撞和争夺里，巨匠们又能穿越时空握手；没有每一次的世界性文化融合，民族文化谈不上确证自身的身份，但能彰显其世界意义的，恰恰又是它的民族性特征。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反省，显得比任何民族都艰难和纠结。与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相伴随，民族文化、伦理、语言都受到了深刻的检讨。这种检讨是中国在“千年未有大变局”面前所必须面对的文化涅槃，在“历史变为世界历史”面前所必须完成的角色转型，只是其中的过犹不及和矫枉过正，也在我们对中西文化的判断上，留下了思维方式的阴影。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规模不小的中国知识群体站在了西方文化的视角上，将自己的文化视为“他者”，视为现代性中的“外来者”：可能美丽，但神秘、蒙昧、未开化、没有“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立足之地。这种站在西方看东方的角度，不仅是文化的不公平：为中国文化强加了一套价值判断标准；也是为历史障目：不相信中国能走一条西方之外的“他选”之路，掩盖了以民族文化为基点完成现代转型的可能。

　　文明可能有此强彼弱的事实判断，但不应有孰优孰劣的价值褒贬——这种宽阔的态度，恰恰是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教给它的子民的。当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从此使基督教布道全欧洲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儒释道文化融合的魏晋时代。“出世”与“入世”、“性空”与“无为”，通过魏晋玄学神奇地兼容于文明的宏大构架中，造就了中国文化千载相传的基因。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中世纪到来，欧洲进入漫长的经院哲学时代时，中国正处于文学艺术河汉灿烂的唐宋王朝，整个文化吸纳和消化外来思想的胸襟与弹性，让多元共存、和而不同成为民族文化独有的特征。

　　这种独特的价值和其中包含的文化交往伦理，正越来越为世界所关注。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拥抱西方的热情一样，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很多西方学者今天正力主透过东方回看西方，以中国文化伦理矫正、平衡西式思维。正如致力于比较哲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安乐哲所言，“把个人纳入关系结构的儒家哲学，很可能会革新我们对全球关系的认识，而中国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会担负起‘平天下’的责任”。

　　同样，他的另一句话也提醒了我们在文化软实力上应有的忧患意识：“（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中国文化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在一个被学者们称作“文化热战”的时代，制度、价值观、文化的展现和输出，与硬实力的提升几乎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国际竞争”的真正内涵。“文化仍是个谜”的传播效果，不仅不匹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也深深辜负5000年的历史文明。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就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其电影、广告、文化产品模式几乎划定了全球的标准；1998年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也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策略，今天的“韩流”已经冲出了亚洲。不是只有中国的“孔子学院”遍布世界，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德国的“歌德学院”、日本的“日语学习中心”都在努力向全球扩展。这些符号性的学校背后，是各民族文化向外拓展的巨大张力。

　　对于这场激烈的文化与价值竞争，中国应该是有分量的参与者。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应该为这种文化碰撞提供规则和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一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国文化在世界面前“活起来”，是自信也是自觉，是必然性也是应然性，是一种民族文化自我伸张的势能，也是一份全球化时代的责任。

　　泰戈尔“穿过”英语世界回到了恒河岸边，马尔克斯“穿过”西方回到了亚马孙河河畔，莫言也将世界文学的镜像定格在了一个长满红高粱的中国乡村。200年以来，很多有识之士漂洋过海，向西方文明寻找中国的答案；现在，让我们穿过世界，回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