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书写为何停留在浅层次的“谁不说俺家乡好”？

　　●表面化、符号化、地方本位主义如何遮蔽真实的地域？

　　●“人”在地域文化建构中扮演什么角色？

　　●怎样写出现代与传统碰撞下的地域文化新变？

警惕表面化的地域文化想象

　　文学、影视、美术等领域广义的“地域书写”一直存在。近些年来，在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对地域文化的发掘、表现和弘扬更是得到了地方政府、商业资本的合力支持。一批以地方文化、历史、人文景观为主题的作品涌现，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这方面运作比较成熟的案例，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但有意味的是，“印象”本身往往成为地域书写的一个集群症候。我们有太多的地域书写流于“印象”，满足于地域文化素材的堆砌，停留在“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粗浅层面。

　　历史上，地域文化有较为固定的含义，“燕赵文化”“三秦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都有经典的阐释。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就对地域与文艺的关系做过整体描述。循此思路，当前地域书写有充分的可供深耕细作的土壤，应该在此基础上创造发挥。但情况并非如此。

　　有太多以地域文化为表现内容的电视节目热衷于拼贴碎片化的风景宣传片，罗列当地文化门类，对名胜、风俗、服饰、饮食作浮光掠影似的介绍，并拉来一拨拨明星玩现场互动。这种“地域文化——成就——展示宣传”的模式，注重外在包装和噱头，却失于空泛，无意于深层次的历史梳理和文化剖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对地域文化的发掘和展现越来越“服务”于地方，角度单一，诉求狭隘，有表层的实用性宣传，没有深入的文化省思。没有把地域书写落到实处，更谈不上丰富我们的地域文化阐释。相反，为了吸引眼球，本来较为固定的地域文化阐释现在倒面临着被误读、重组、改写的危险，以致沦为娱乐品和消费品。

　　与这种印象式、表面化的地域书写相伴生的是符号化和地方本位主义的认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人口流动较少的古代，地域文化曾经对群体性格的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由此生发的“老乡”等观念，凸显了乡土中国伦理的温情一面。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大量流动，以地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地域文化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不能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整体框架内理解，只是对不同的地域贴上不同的标签，将加剧地域与地域间的疏离与隔阂。影视剧中，开口说港台话和广东话的都是大老板，讲河南话的多是边缘人甚至犯罪分子，讲东北话的则无疑是“搞笑”人物，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印象式的地域指认。这种符号化的认知不仅不能增强群体的认同感，反而容易造成“虚假的认同”和“无意的歧视”，甚至是相互排斥和攻击。前些年出版的《河南人惹谁了》就是“受害者”的一次激烈反弹。这也在提醒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问题的复杂性，警惕表面化的地域文化想象，防止符号化叙事带来的文化误读。

　　需要思考的还有，为什么在不少地方积极申报“非遗”、大力发掘文化资源、纷纷为各种地域文化项目立项的今天，在地方志不断编纂、城市精神纷纷拟定、地方文化特色层出不穷的今天，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更强烈，相反，却流露出一种地域文化归属的焦虑感。“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反映的不正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无法安放的地域归属感吗？我们的地域书写该如何面对这种焦虑？说到底，地域不仅是景观，还是丰富深厚的精神文化，如果没有探到这一精神底色，没有认识到现代与传统碰撞下的地域文化新变，将无法写出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实质和内涵。

地域书写的三个探索方向

　　地域文化的变迁期待着我们认识的更新和书写方式的探索。在我看来，表现地域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新变，丰富地域文化的内涵与意义，凝聚地域文化认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变地方本位主义为开放、融合的现代意识，建立新的地域文化观。刻意强调地域文化，只会自设藩篱，囿于“一亩三分地”；而在现代意识的范畴内，不单把地域作为“旧文化”的寄托，还将其作为“新文化”的载体，承续转型期的连接和转换，建立丰富的地域文化象征和传播途径，更值得研究。根植乡村的乡愁固然难以忘怀，但不可否认，城市文明带来了新的审美范式，我们的地域书写必须观照城乡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包容与转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化思潮中，就已经表露出现代意识从传统中挣扎、突破的渴望，草蛇灰线，一直延续到现在。贾平凹的《秦腔》用挽歌的笔调写了地方戏秦腔不可遏止的衰落。正如小说中写的秦腔和霹雳舞对决一样，非地域化的现代文化形式最终胜出。如何拯救、转换地域文化传统，使其在当代仍然保持魅力，是艺术家需要探索的方向。

　　二是引入“个人”视角，打破地域文化的固化认识。地域文化的概念模糊、象征又富有弹性，像一个巨大虹吸系统中的管道，具有集中、统一的效应，个人的、反思的立场都被遮蔽了。此外，它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仪式感，排斥任何对地域文化的反讽、调侃。某种地域文化的特征一旦被树立，剩下的工作仅是“证明”，这让地域书写变得简单而直接。个人的选择和意见微不足道，而群体的声音、情绪通常会变形放大，这就是地域攻击通常对地域群体刻薄，但不针对个体的原因。但是，我们应当清楚，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地域文化建构的核心。因此，破除对既定地域文化的崇拜，引入个人视角，将成为丰富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补充。独特的“人”将带来独特的地域文化。从文学史角度看，鲁迅的鲁镇与未庄、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都是“地域书写”，但他们都没有局限于“绍兴”“湘西”“高邮”已有的地域文化积累，而是从个人体验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故事，丰富并且创造了新的地域文化。莫言所写的“高密东北乡”从地域上说属于齐鲁，但通过《红高粱》等作品，他却建构了一个敢爱敢恨、洋溢着生命力的虚构的地域文化，让人印象深刻。

　　三是将地域文化与其他审美主题结合，催生新的审美体验。地域元素是民间形成并得到群体认同的审美内容，但过于表面化的堆砌，反而会带来审美疲劳，传播效果受损。如果将其与另外的叙事线索互动，可能更为新颖活泼，易于接受。各地美食本来是电视服务节目、网络旅游攻略的必备版块，“八大菜系”地域特征明显，而各地小吃则受到“吃货”的追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打破了地域界限，以“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为中心，把“地域”的概念落到实处，打破了狭隘的地域界限却又让观众想起自己的家乡，带领大家进行了一次地域特色浓郁的精神还乡。

　　“地域书写”是一个可开掘新意的老课题。对于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警惕迎合、投机心态设下的陷阱，正视和把握具体的文化变迁，在历史视野和现实关怀的双重观照下，展现地域文化新变，凝聚起更多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创造力。

作者简介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