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柱　1941年出生，河北吴桥人。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历任总政歌剧团作曲，总政话剧团编剧，全军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世纪80年代初弃乐从文，长于创作重大和革命历史题材。相继出版了《李大钊》（获全国优秀图书奖）、《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三卷六部）、《毛泽东周恩来的长征》、《爱的旋律》、《功臣与罪人》、《女囚徒》、《谍海奸雄》、《政坛败将》、《王昆仑》、《周恩来在上海》等传记文学作品。同时参加创作话剧《决战淮海》（获全国优秀剧本奖一等奖）。继1990年创作电视剧《巨人的握手》后，相继创作了电视剧《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回声》、《张学良》、《冼星海》、《八路军》、《船政风云》、《周恩来在重庆》、《解放》、《解放大西南》、《辛亥革命》等。所创作电视剧绝大多数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其中：《长征》、《延安颂》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特等奖；《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获飞天奖最佳编剧奖；《长征》、《延安颂》、《张学良》获金鹰奖最佳编剧奖；《解放》获飞天奖特别奖；《解放大西南》获飞天奖一等奖；此外，获金鹰奖特殊贡献奖、获全军20年特殊贡献奖、金星奖及金星最佳编剧奖等。

电视剧《辛亥革命》宣传海报

我喜读历史，并无师承，自称是史海中的绿林好汉。十年“文革”之中，我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又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兴趣，想从中悟出更多的人生哲理。改革开放伊始，我暗自决定弃乐从文，学习太史公以人带史的传统，写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书，并选定孙中山、蒋介石、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作为这本大书的主人公。那时，为了测试自己的写作能力，我有些心惊胆战地“偷着”动笔写了七十余万字的长篇史传文学《李大钊》、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与人合作）、电影文学剧本《毛泽东的长征》（即后来拍成电影的《长征》）等作品，出我所料的是大获成功。接着，我乘势而上，三十年如一日地写了《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等二十余部史传文学；同时又写了《长征》、《延安颂》、《解放》、《解放大西南》等十八部电视连续剧。有意思的是，我想写的这部大书的开篇《辛亥革命》到今年才搬上银屏，和观众见面。对此，我在电视文学剧本《辛亥革命》的前言中写了如下这段话：“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两次和我约谈，希望我写一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电视连续剧。同时，还明确指示：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告别革命论’，二要写出参加辛亥革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我接受了这项写作任务。接着，我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严肃地思考了如下这两个问题：

电视剧《辛亥革命》剧照：同盟会成立

一、对辛亥革命的认知

　　辛亥革命在人类前进长河中的历史地位等同于奴隶社会取代氏族社会的革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革命，真可谓是功莫大焉，将永远彪炳史册！这也就是我写史诗品格的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的戏魂。

　　辛亥革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仅标志着大清王朝268年统治的终结，而且也结束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实行了2132年的封建王朝的帝制时代”，“把共和的观念推向全社会，使得封建帝制永不能再行于中国”，同时还“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革”。因此，辛亥革命在人类前进长河中的历史地位等同于奴隶社会取代氏族社会的革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革命，真可谓是功莫大焉，将永远彪炳史册！

　　令人费解的是，近些年来一个学术上的伪命题“告别革命论”大行其道，公然宣判这场终结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错了！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前进不是建立在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主观假设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由此，他们堂而皇之地说：自谭嗣同到辛亥革命，受激进主义的影响，在我国开启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阶段，使中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造成社会动乱，妨碍延缓了中国通过专门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实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由此，他们又进而推论并想当然地认为：假设没有维新变法中谭嗣同的过激主张、没有义和团运动，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将会如何强大。换言之，一切志士仁人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发动的历次革命活动是错误的；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而建立的同盟会、国民党是错误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前仆后继的革命则更是错误的！结论：革命只能导致社会动乱和生产力的破坏，中国近现代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上述一个接一个的革命。

　　世人皆知：革命一词不是我国近现代革命家发明的，更不是从西方列强诸国传过来的。稍有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清楚，辛亥革命的大将章太炎先生就曾说过革命二字的出处在《易经》：“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同时，他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革命中还向国人高声怒吼：“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我真不知这些持“告别革命论”的史学工作者读了这段话有何感想？更不知他们何以面对章太炎等这些高喊革命并为之献身的先贤和先烈！

　　另外，自持“告别革命论”的史学工作者一定知道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也一定会记得邹容以弱冠之年撰写的惊世名作《革命军》，如果健忘的话，请再听听他在书中的大声疾吼吧：“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问：清末民初的亿万民众为什么会高举革命的大旗，向着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大道上迅跑呢？是一代又一代高喊革命的志士仁人愚昧无知，还是你们这些宣称“告别革命论”者是脱离现实的坐而论道或历史虚无主义呢？我这个史海中的绿林好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定地宣称：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清末民初的社会精英、志士仁人为什么要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呢？换言之，我国为什么不能采取西方诸国君主立宪的手段而保留封建帝制这个躯壳呢？从东西方文化之比较的观点看，大英帝国在完成君主立宪、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之前，欧洲进行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舆论准备阶段；与之同时，欧洲沿海的国家随着海盗的兴起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重商思想取代了重农主义，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随即登上了历史舞台。再者，稍有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体制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战争较量、从杀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开始的，绝不是“告别革命论”者所说的没有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完成的。

　　反观我国大清王朝的建立，恰好是大英帝国完成君主立宪体制的前后。因此，当时的中国既不可能产生东方的文艺复兴——即取代封建帝制的舆论准备阶段，也不可能形成可以取代封建帝制的强大的资产阶级。自然，从奴隶社会走来的清朝政府也没有坚船利炮成为外向型的海洋大国，并通过“侵略弱小的国家，掠夺不同民族创造的财富，大量贩卖黑奴，向外国输出鸦片”等手段，迅速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须的财富积累。相反，自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此，中华民族在西洋列强和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其苦、其难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清朝末年——尤其是慈禧太后执政之后，对内采取极其残暴的统治手段，血腥地镇压全国各地、各民族的起义；对外采取割地赔款、投降媚外的政策，公然宣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扬力，结与国之欢心”，经她拍板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条约，把祖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割让给了外国！仅一项庚子赔款，金额就高达4.5亿两白银，平均每一个中国人要付白银一两，如果再算上39年的利息，每年都要付出1800多万两白银。更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慈禧太后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竟然把建设海军的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对此，章太炎在她过七十大寿的时候写了如下这副名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寿祝疆无！”

　　这就是腐朽、没落的清朝政府末年的真实写照！

　　令我不可思议的是，持“告别革命论”者为什么还要坚持保留这样腐败、无能的大清王朝的躯壳呢？

　　另外，持“告别革命论”者还竭力推崇康有为、梁启超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他们不仅反对暴力革命而且还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唤醒了我国政体变革的启蒙时期，并导致了实业救国的洋务运动。换言之，中国假设照此路走下去，一定会避免暴力革命且很快会像欧美诸国那样强国富民。我们姑且不论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走你们指出的这条“假设”之路，还是让我们回首这段清朝末年真实的变革历史吧！

　　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遂出现了“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公开承认我国落后了；接着，魏源等先知先觉举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从理论上开启了洋务运动。但是，时人和后人都清楚发动洋务运动的主将是军政大权操于一手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们的思想核心是忠于朝纲，他们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帝制，是清朝末年名副其实的所谓中兴大臣。公平地说，他们开启并推动、领导的洋务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我国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用唯物史观去分析、解剖他们搞的洋务运动，其真实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强国，还要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的造反和东、西捻军的起义。再如左宗棠开办了船政学堂，创办了建造军舰的造船厂，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海军，功在当代！可是在只知靠卖国求荣的清朝政府的统治下，即使中法之战后期在台湾、越南的作战打败了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大清王朝照样向战败的法国割地赔款；再说李鸿章倾半生之力创建庞大的北洋水师，结果一场甲午海战全军覆没，无数的英勇水师官兵葬身大海，把国家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请问：在此国将不国的危亡之秋，国人奋起救国有什么错？持“告别革命论”者责难国民救国压倒了启蒙其真正目的何在？难道为了你们倡导的救国不能压倒启蒙的理念让国人当亡国奴就是正确的吗？

　　就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公车上书吧，他们的本意是想通过和平的手段、借用光绪皇帝的权力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康、梁变法的终极目的是达到“皇位永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性质是改良主义的。即使如此，慈禧太后也不允许，在袁世凯等“后党”军政要人的支持下，维新变法未过百日就遭到了血腥镇压。结果，谭嗣同等慷慨赴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惶恐之中逃离北京、长年流亡海外。请问：持“告别革命论”者为什么不谴责投降卖国、残杀革命志士的清朝政府，反而大加责难谭嗣同等先贤从容就义的壮举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并开启了暴力革命呢？再设问：一个连搞点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都不允许的清朝政府会拱手让出皇权实行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立宪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我们再看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和法国、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等国家，他们为争夺海上霸权、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所必须占有的财富，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相互发动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战争，却没有一个西方学者把启蒙和救亡截然分开，也没有一个学者敢于当教师爷、责难自己的国家救亡压倒了启蒙。如果我们再想一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布鲁诺和大科学家伽里略的命运、再想想法国大革命前的大思想家狄德罗和卢梭的命运，不就更加证明持“告别革命论”者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是一个伪命题吗？

　　简言之，清朝末年的国家机器是腐朽没落的独裁专制王朝，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彻底摧毁它。另外，在中国日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历史已经证明：打着洋务运动的旗帜从事实业救国之路是行不通的；康、梁试图通过维新变法达到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也是死路一条。自然，“告别革命论”这个伪命题也就不攻自破了！

　　结论：我认知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正确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自然，这也就是我写史诗品格的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的戏魂。

电视剧《辛亥革命》剧照：孙中山当选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二、艺术地再现辛亥革命

　　对剧作家而言，所谓艺术地再现辛亥革命，就是利用戏剧载体，艺术地把历史上的辛亥革命化做生动感人的剧作。它要求剧作家在进入创作的时候，还必须刻意地去完成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转化。

　　对剧作家而言，所谓艺术地再现辛亥革命，就是利用戏剧载体，艺术地把历史上的辛亥革命化做生动感人的剧作。对我而言，就是要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写成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因此，它要求剧作家在进入创作的时候，还必须刻意地去完成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转化。

　　就严格的史学意义讲，求得历史的真实是史学家的职责，而如何解读真实的历史，又是由不同史学家的史学思维决定的。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所谓艺术真实是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完成的。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种创作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是受历史真实制约的。否则，剧作家笔下的艺术真实就是虚假的。为此，剧作家首先要吸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其次还要完成由史学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转化。唯有如此，剧作家创作的艺术真实不仅具有史学品格，而且还能超越历史的真实——进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

　　按照我多年的创作习惯，当选定了题材、抓住了戏魂并自认为完成了把史学家的史学思维转化成艺术思维之后，遂进入到电视剧《辛亥革命》的创作阶段。

电视剧《辛亥革命》剧照：彰德秋操

　　1.全剧的风格和布局

　　说到《辛亥革命》全剧的风格，我的定位是史诗品格的长篇电视连续剧。

　　何为史诗？教科书上早有结论。我这个半路出家写戏的“和尚”，向来是不按照教科书上的定义进行创作。况且我选定的全剧风格定位是史诗品格，而不是一部史诗呢！因此，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电视文学剧本《辛亥革命》。

　　所谓史，就是要求我写的《辛亥革命》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面完整地真实地形象地再现从1905年到1916年以辛亥革命为核心的历史风云”，“对历史背景的交待，对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其基本尺度和主要情节都能经得起与基本事实的认真的对照”（李准语）。诚如前文所述，我写的辛亥革命是在完成了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转化之后，又根据“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进行艺术再创作。所谓诗，就是要求我写的《辛亥革命》是一首戏剧化了的长诗，全剧的描写应尽量做到用诗化的语言，主要人物的对话不仅要有特定的时代感而且还要有诗人的激情。唯有如此，才能写出一部史诗品格的电视剧《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从何时算起，史家并无定论。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为了剧情的集中，电视剧《辛亥革命》从发起、成立同盟会写起。辛亥革命到何时结束？史家认为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就结束了。但是，为了完成推翻帝制、反对复辟这两大主题，我有意写到袁世凯之死。我历经长时间的酝酿、痛苦的思索，这十二年风云激荡的历史逐渐在脑海中形成了如下的结构和布局：

　　第一集是全剧的序，写出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各地的反清团体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认同的革命纲领，急需去日本寻找孙中山先生。

　　接下来，我又多次审视辛亥革命的主体，竟然发现是一首浑然天成的五言或七言绝句，十分自然地分成起、承、转、合四大部分。

　　起篇：围绕着同盟会的成立、内部的纷争、回国发动起义以及徐锡麟、秋瑾等壮烈殉国的革命事件展开；

　　承篇：着笔写出镇南关起义、马笃山战役、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不仅要再现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大势，更重要地是完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雄群体的塑造；

　　转篇：以武昌起义、阳夏保卫战、南北议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中心，写出全剧的革命高潮；

　　合篇：围绕着清朝退位、孙中山交出临时大总统、刺杀宋教仁、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登基而死的真实历史，艺术地点出“封建帝制永不能再行于中国”；

　　尾声：袁世凯的复辟戏落幕不久，黄兴、蔡锷等革命的主将也相继驾鹤西去，孙中山对中国革命向何处去陷入了迷惘。我有意通过他与新婚革命伴侣宋庆龄的对话以及全剧结束前的画外音点出新文化运动业已拉开帷幕、中国共产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电视剧《辛亥革命》剧照：秋瑾就义

　　2.浓墨重彩塑造孙中山的领袖形象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舞台上，各个阶级、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粉墨登场，淋漓尽致地表演着他们不同的诉求。但就其社会主要矛盾而言则是两大派，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再是以袁世凯、载沣等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顽固派。孙中山何以成为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领军人物呢？

　　清朝末年，危机四伏，大江南北燃起推翻清朝的烽火。正当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维新变法遭到残酷镇压之时，孙中山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自认改革之路化成泡影，毅然决定甘冒杀头危险，领头革命，并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振兴中华、维护国体”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且向中外昭示兴中会的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不仅是清朝末年第一个建立推翻帝制的革命组织兴中会的人，而且还是提出走向共和政纲的第一人。因此，他无可争议地站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制高点上。

　　随着八国联军在北京的血腥屠杀，同胞的热血擦亮了先知先觉者的眼睛，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影响较大者有湖南的华兴会、浙江的光复会、安徽的岳王会等。待到“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等被捕，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发动长沙起义失败逃到日本之后，中国革命又陷入迷茫时期。

　　恰在这时，孙中山来到了日本，迅速把这些革命的迷茫者集聚一起，发起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十六字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他又提出三民主义并写进同盟会时期的《建国方略》。这时的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先生一生发动过十次反清起义，除去镇南关起义以外均未亲临战场指挥，这是因为清朝政府对孙中山死令通缉不准回国造成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每次起义的思想灵魂和具体部署都是孙中山先生的。起义所需的经费、军火以及失败后的善后款项，也全都是孙中山先生向海外爱国华侨募集的。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黄兴等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疯狂屠杀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身在海外的孙中山先生很快擦干悲愤的泪水，向爱国华侨募集到掩埋七十二烈士以及善后所必须的经费。同时，他非常乐观地向处于革命低潮的同志们指出：失败是成功的种子，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的日子不远了！实践证明，不到半年时间，埋葬清朝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这说明孙中山先生有着超越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家的政治预见。

　　如果再联系就任临时大总统、设立防范袁世凯复辟的《临时约法》、二次革命、组建中华革命党等，都证明孙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真正的主要领导者。那些认为不可过高估计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作用的见解是错误的；那些把孙中山先生比做“搅屎棍”的观点则是别有用心的！

　　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一部作品写得是否成功是要看其主人公的塑造是否完美。因此，孙中山先生作为电视剧《辛亥革命》的领袖，我必须倾尽全力且浓墨重彩地塑造好孙中山先生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孙中山是一位大爱无疆的革命家。用一位艺术家的话说，孙中山先生无疆的大爱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爱江山，再是爱美人。从广义上讲，所谓爱江山，是指爱伟大的祖国；所谓爱美人，是泛指爱不屈的同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无疆的大爱又是密不可分的。细心检点以往同类题材的许多作品，要么是把孙中山当做一个符号、图解辛亥革命中的战例或事件；要么有意贬低或歪曲孙中山先生的形象。前者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后者则是用心不良。我认为，作为艺术创作，除却正确地写出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外，还必须从鲜活的细节入手，才能真正写出孙中山有血有肉、大爱无疆的革命者形象。

　　孙中山出生在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跟着兄长孙眉在檀香山茂宜岛长大。他受过完整的美式教育，是我国第一个允许开业的医学博士，在当时名气很大、收入颇丰。当他看到苦难的祖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悲惨现实，遂毅然投身革命，变卖医院充作革命的经费。

　　随着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革命深入发展，孙中山先生又动员兄长孙眉卖掉茂宜岛的农场，无偿地捐献给革命事业。待到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兄长孙眉希望弟弟孙中山把广东都督一职交给他当。孙中山听后十分痛苦，严厉地批评兄长孙眉这种封建世袭、分封的思想。兄弟二人发生激烈争吵后，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史有所记的话：“在家事上你是我兄长，应该听你的。在国事上我是总统，你听我的。”接着，他拿出一幅“天下为公”的字轴送给兄长孙眉，希望他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

　　这时，昔日的战友、盟弟章太炎业已站在他的对立面，公然宣布退出同盟会，不遗余力地撰文批评南京政府。可是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依然提名章太炎为教育总长。在提名被否决之后，他还是任命章太炎为枢密院顾问。在他看来，章太炎不仅曾是战友而且在历史上对革命是有过大功的人，应当给予肯定。

　　两相对照，可知孙中山先生的无疆大爱有着特定的内涵，那就是爱江山是第一位的。如果再看看历朝历代的皇亲国戚争权夺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进而危害国家，就愈发地感到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品格是何等的高尚！

　　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向海外华侨募集革命所需的经费。在“国内人民流血，海外侨胞捐钱”的号召下，筹募到了数十万美元。令人震愕的是，他竟然把每一笔捐款以及用项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一文钱落入私囊。相反，他经常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一解燃眉之急。就是被同志们误会了，他也从不解释。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啊！为此，我有意把这些生动的情节放到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去展现，这就愈发地增加了全剧的艺术感染力。

　　为了真实地再现孙中山的情感生活——或曰大爱无疆的爱美人，我选择了与孙中山有关系的三位女性：一是元配夫人卢慕贞，再是忠诚战友陈翠芬，三是革命伴侣宋庆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最难写的是领袖们的爱情生活，一度被剧作家视为禁区，经常是避开不写。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在写电视剧《辛亥革命》中敢于闯爱情的禁区。应当说这三位不同的女性——尤其是陈翠芬的形象塑造比较成功，为观众所喜爱。

　　3.写好黄兴等革命家的众生相

　　辛亥革命是一场非常特殊的革命，从发动到发展，其核心成员、基本队伍都是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的精英，他们每一个人也必然会在这场革命大潮中得到洗礼。

　　黄兴自始至终都是辛亥革命的指挥者，他忍辱负重的高尚品德为战友称道，同时也弥补了孙中山性格上的不足，对团结大多数同志革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孙、黄二人终因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道不同，不相为谋”等原因分手了，这对时处艰危的革命是个重大的损失。他们二人也是非常痛苦的。就要分手了，孙中山给黄兴送来一副对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若来时要共尝。”他们二人看着这副对联许久难语，最后淌下了热泪。

　　宋教仁是一介固执的革命书生，同时又是一位“议会迷”，因此免不了和孙中山的意见相左。可是当宋教仁为其执迷的议会道路付出生命的时候，孙中山送了一幅挽联，高度地评价宋教仁的历史功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再如章太炎，他早期不仅与孙中山结为金兰之好而且还写出轰动一时的《驳康有为书》。由于性格的原因，他经常站在对立面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作为编剧，我不仅要写出章氏特立独行的性格，还要写出这位国学大师的风采。就说他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城，依然是在墙上提诗骂袁：“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为革命捐躯的方声洞、林觉民等先烈们都是二十几岁的留学生，他们为了革命的理想和信仰，心甘情愿地献出宝贵的青春。为此，我要用艺术之笔为他们树立一座革命的丰碑！

　　至于被后人引为文化大师的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我只能以敬畏之心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这既是电视剧《辛亥革命》绕不过去的难题，同时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一大特色。

　　自然，对叛变革命的刘师培、孙毓筠等给予严肃的鞭笞。对胡瑛、李夑和等革命者变成筹安会六君子，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就少许给些批评的笔墨。

　　4.重笔写好袁世凯的艺术形象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几度左右清末民初的历史进程，而且他的身上还积纳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之道——或曰倡行数千年的权谋文化。因此，写好袁世凯的艺术形象同样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历经深思熟虑，我决定从以下四个方面着笔完成袁世凯艺术形象的塑造：

　　顺势而为：袁世凯生在官宦之家，成长于官场之中，十分懂得审时度势与宦海浮沉的关系。他早年从军，依靠所谓有用的官长步步高升。为了尽快掌握朝政大权，他甘做慈禧太后最为忠诚的犬马，于不动声色之中参与了弹压维新变法的运动。接着，他又遵命率部进驻山东，遂又把残酷镇压义和团当做向上爬的阶梯。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袁世凯又顺势调回天津，在小站督练新军。短短几年，袁世凯就有了与没落的清朝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袁世凯很早就懂得实力是权力角逐的后盾，当他感到自己的实力已经威胁到朝廷统治并因而可能引起朝廷猜忌的时候，他又顺势辞去一个又一个职务，最后连直隶总督、北洋系的军权一并辞去，只身进京当有职无权的朝廷命官。同时，他深知有兵就有权，遂又在暗中紧紧掌控北洋六镇新军，为他东山再起、取清政府而代预留下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静观待变：随着光绪、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朝廷的权力猝然落到“帝党”的领袖人物——光绪的胞弟载沣等人的手里。在这风云激荡的关头，袁世凯依仗北洋新军躲过了杀身之祸，遂又以开缺回籍养疴为名回到彰德洹上村。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静观待变的蛰居生活。有人说袁世凯在彰德洹上村过着悠闲的垂钓生活，与当年姜太公在渭河钓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否！当年姜太公在渭河钓鱼是静候明主，而袁世凯在彰德洹上村垂钓是为了静观待变，取清朝而代之。请看袁氏内心写照的两句诗：“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另外，他还写过一首五言绝句，毫不掩饰地道出其政治野心：“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同时，为了将来登上九五之尊，袁世凯还通过长子袁克定与立宪派的才子杨度、因炸摄政王被捕坐牢的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为未来与孙中山等谈判预布下了两枚棋子。

　　借势而上：袁世凯在洹上村终于等来武昌首义的枪声，乱作一团的清朝政府只有借助北洋新军南下“平乱”。世人皆知，北洋新军只听袁世凯的，搞得清朝政府无计可施，唯有请袁氏出山，率部征剿。这时的袁世凯不为所动，借“养寇自重”逼迫清朝一步步交权。所谓“养寇自重”，就是明目张胆地借势而上，兵不血刃地夺取军政大权。他一俟登上权力的重心，毫不手软地把所有的政敌踩在脚下。接着，他又借势玩出一石二鸟的两步好棋：一是借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威逼隆裕太后宣布退位，再是借隆裕太后退位压迫孙中山拱手交出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应当说袁世凯这几步棋走得实在漂亮，步步先机，招招应验，是袁氏一生中把权谋玩得登峰造极的时期。

　　造势抢权：袁世凯是深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独裁者。袁世凯为了拒绝南下就职，借造势上演了一出京城兵变的丑剧，吓得北上迎驾的蔡元培等人主动取消迁都南京，使他如愿定都北京，号令天下。袁世凯进而昭告天下无二心，又借造势大摆鸿门宴，公然请业已下野的孙中山、黄兴北上议政。他的表演堪称炉火纯青，不仅骗过了孙中山先生，而且在政治上也为他赢得了不少的加分。从此，袁世凯进入了利令智昏的抢权时期。他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强迫所谓的议会选举他当终身大总统，明目张胆地暗杀反对他的宋教仁，镇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在他完成祭天祭孔之后又匆忙黄袍加身，登上九五之尊。但是历史是无情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他仅仅当了83天洪宪皇帝就结束了一生。

　　作为剧作家，从上述四个方面塑造袁世凯权谋家的艺术形象，我的本意是：希望今天的观众从中悟出更深层次的治国道理来。

　　当年，司马迁讲到《史记》的创作时说，他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积30年之写作经验和教训，不仅深深地参透了太史公的思想胆识，而且还感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最难的是打通历史和今天的时空，让今天的观众从感知历史的真谛中进而解读现实。换言之，剧作家必须把历史当做逝去的桥墩，把现实当做今日的桥墩，在空中架起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大桥，艺术地完成历史和现实的沟通。好在电视剧《辛亥革命》播出之后，各界人士对此命题都发表了高明的意见，我就不再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