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青伟的长篇小说《村庄秘史》的确曾强烈地震撼过我。战俘经历使革命多年的章义丧失了身份。而没有身份的章义在寻找身份的过程中虽九死而不悔，以至于“他现在只有用死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如果不存在就不会有死亡，你不存在拿什么去死呀？这就是最强大的证明存在的方式”。但是，章义连死的权力也没有，“你有这种权力吗？”这是多么令人揪心撕肺啊！而章义寻找身份就是寻找被认同。在那个时代，章义这种被认同危机是相当普遍的。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被认同危机，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是认同危机。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在反映个体和群体的矛盾的基础上反映了群体的认同和背叛的矛盾。愚公移山虽然“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但他却看到了“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也就是说，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有限力量，而没有看到愚公后代无穷尽的力量。所以，智叟对愚公移山必然是悲观的。而愚公不但看到自己的有限力量，而且看到了后代的无穷力量。因而，愚公对自己能够移走大山是乐观的。然而，愚公却没有看到他的后代在移山上可能出现背叛，即愚公的子孙后代不一定认同愚公移山，至少有些子孙可能放弃移山，而是搬家。而愚公子孙后代只有不断移山，才能将大山移走。如果愚公的子孙不认同愚公的移山，而是背叛，那么，移山就会中断，大山就不可能移走。这就是说，前人的移山精神能否在后人身上得到延续，不仅要保存后代的生命，而且要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这种移山精神。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流行颇广的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种知识分子不认爹和娘的现象绝不完全是说他们不认具体的爹和娘即自己的爹和娘，绝不完全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孝顺问题。这段名言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代不少知识分子就其出身而言，是来自社会的基层，但是他们大多数都背叛了他们的社会出身。中国当代有些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这是一个认同危机的时代。而深刻反映被认同危机的《村庄秘史》在这个认同危机的时代必然遭遇认同危机。

　　而有些中青年文学批评家却逆势而为，积极挖掘和肯定《村庄秘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于是有了《历史记忆与民间想象——〈村庄秘史〉评论集》。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不景气，原因是很多的。中国当代文学界大多从文学批评家身上寻找原因是很不全面的。其实，中国当代作家缺乏接受文学批评的雅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而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环境绝不是文学批评家能够单独营造的，而是全社会主要是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共同营造的。但是，中国当代有些有影响的作家拒斥文学批评的气势很盛，有的作家在受到一些文学批评家的尖锐批评后就不与这些文学批评家来往，甚至视若寇仇。即使不得不来往，也是面和心不和。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成为诤友的现象几乎闻所未闻。这种恶劣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开始抬头，并逐渐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种暗流。1983年，胡乔木针对文学创作达到了繁荣的地步而文学批评却远没有达到繁荣的地步的现状指出：“在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文学批评从来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方面。”(《胡乔木谈文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认为这是因为文学批评家的产生总比作家的产生困难得多。因此，胡乔木提出，我们更需要努力培养文学批评家，更需要爱护良好的文学批评，而这就要求有一种健康的批评空气。可惜，将近30年过去了，这种健康的批评空气在中国当代文学界仍然没有出现。这种健康的文学批评空气之所以难以出现，主要不是因为文学批评家缺乏能力、责任和勇气，而是因为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家缺乏接受文学批评的雅量。

　　其实，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并不是完全厌恶文学批评。他们只是拒斥“说坏处”的文学批评，还是欣然接受“说好处”的文学批评的。可见，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厌恶文学批评，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简单化的、幼稚而粗暴的文学批评心有余悸，恐怕是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这种消极现象一是反映了有些作家缺乏应有的自省，不能自觉地主动地优化自身的精神结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自我调节，必然要导致贫困和腐败。这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审美感知力的退化，是非辨别力的异化，与人民群众离心力的增大。因此，进步的作家总是将自我净化作为一种贯穿文学生命始终的自觉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有些作家固步自封，满足现状，缺乏应有的自省，很难自觉自愿地接受帮助他们进步的文学批评。二是反映了有些作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实，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经不起文学批评，或者一批就倒，那么，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反而，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文学批评中日益完善起来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大多数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反复修改中出世的。而这个不断修改过程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因此，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作家，才拒斥各种文学批评。

　　当然，文学批评的存在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学家对文学批评的接受。至少文学批评还肩负着引领文学消费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任。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家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作家对文学批评过激、过敏和过当的反应。但是，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兴盛却离不开作家对文学批评的接受。因此，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环境不完全取决于文学批评家，而是由全社会主要是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共同营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