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剧照

　　2013年1月7日，《北京青年报》B8版《文娱新闻》版发表了标题为《郭宝昌：看点不一般 话剧也精彩》的文章，全文是该报记者采访郭宝昌和三位话剧演员的谈话，文章加标的“眉题”是《国家话剧院推出话剧〈大宅门〉同名电视剧导演执导筒》，另外还有一段“新闻导语”，里边有一句话写的是：“2001年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大宅门》曾给电视剧制作确立了一个高水准的坐标。”

　　这真是极不负责任的搅乱舆论、误导大众的奇谈怪论！

　　早在2001年播出不久，电视剧《大宅门》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格调就受到了公开的严肃的尖锐的批评。当时，中国电视剧的三项大奖，即中宣部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总局的“飞天奖”，半岛公司官方网站入口查询、中国视协的“金鹰奖”，都没有给它任何奖项，甚至“提名荣誉奖”也没有。直到这两三年，在人们头脑里的电视剧作品价值取向存在一定混乱状态时，才在地方台的“国剧盛典”、“辉煌30年”一类的评选中得奖。

　　这就是历史的、大奖机构的、公众的结论，也是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结论。这个结论是颠覆不了的。

质疑一：《大宅门》是在揭露封建家庭吗？

事实上，播出版的作品里，“揭露”“封建家庭”或者中国资产阶级“剥削的血腥史”的初衷，显然是杳无音讯了。所谓用这个家族来折射“大千世界”，“映照”一个民族，也只是把“社会史”当作了“家族史”的花红点缀，把“家族史”当作了“社会史”的一个虚幻符号。

　　当年热炒热播的《大宅门》，用乱哄哄的报道和收视率的光环遮蔽了《大宅门》里的文化糟粕。面对大宅门里沾染有资产阶级血腥气味的封建秩序，面对这种秩序下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编导者其实是在顾影自怜式地自恋，又是在自怨自艾地自叹，他演绎的是他记忆中的昔日的辉煌，叩响的是徘徊在脑际的过去的回音，唱出来的竟是凄美的挽歌。《大宅门》里，恰如《共产党宣言》说的，“半是挽歌”！

　　据说，《大宅门》是北京城医药界老字号同仁堂乐氏大家族的故事，身为这个大家族的一员，编剧、导演郭宝昌说，他最初想写这个故事，“就是想揭露这样一个封建家庭；想揭露我父亲残暴的剥削本性，揭露我母亲受压迫的悲惨命运。”还说，他“就是想弄一部和《资本论》一样对照着看的中国资产阶级剥削的血腥史”。郭宝昌还说，作为编导，他“要告诉观众，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些人，曾经这样的活着。《大宅门》折射了大千世界，映照了一个民族”。大概就是根据这样一些说法，一些媒体在炒作时用了一些大字眼的标签。有说“抖搂同仁堂百年内幕”的，有说“50载乱世风云现眼前”的，有说它“描绘了一幅百年都市商家大宅门的斑斓多彩的画卷”，还“具有豪迈民族气势”的，还有说它“带着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的烙印向荧屏走来”，“跨越半个世纪，倾诉四代纠葛”，是“一部讲述大家族兴衰的现代《红楼梦》”的。

　　事实上，播出版的作品里，“揭露”“封建家庭”或者中国资产阶级“剥削的血腥史”的初衷，显然是杳无音讯了，跟不朽的《资本论》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了。所谓用这个家族来折射“大千世界”，“映照”一个民族，也只是把“社会史”当作了“家族史”的花红点缀，把“家族史”当作了“社会史”的一个虚幻符号。光是“同仁堂文化”的演绎显然也只在皮相，肤浅、淡薄、粗疏、乏味。甚至于，一味地表演白萌堂的报复詹王爷而对大格格有孕在身的真相加以隐瞒，反而暗下安胎之药，导致大格格未婚生育子女，把大格格逼上了绝路，简直就是医德不正。浓墨重彩地描述二奶奶如何用尽心机和权术，甚至不惜重金收买宫中寿药房总管太监常公公，以奴颜媚骨加以投靠，最后靠着家中权势盘回了白草厅，则显得白氏家族也不全靠正当经营而成功。诸如此类的剧情设计，反都有损于这种“同仁堂文化”。而那“抗日”，也因为有了日本人田木青一家人成了白景琦的座上客，因为杨九红靠了田木青的帮助闯关运药才大功告成，也都对爱国情怀有些稀释。可见，《大宅门》全剧的主旨并不在于彰显“同仁堂文化”。

　　那是郭宝昌心不在焉，在旁骛其他。一旦剥离了种种文化标签，大家看得明白，它就是讲了这座大宅门里，白氏家族中，以白萌堂、白文氏、白景琦、白敬业为代表的这四代人的生死爱憎，恩怨情仇。其中，戏核其实就是白景琦的57年的人生道路；故事主干其实就是白景琦和他的四个妻妾黄春、杨九红、槐花、李香秀的乱世姻缘，风流韵事，再加一点悲欢离合，或者义断情绝；主旨，不管郭宝昌承认不承认，仿佛历史给他开了个玩笑，40年过去，回头看，他真的初衷不改，他还是在为他心目中的“太阳”、中国男人之“楷模”的以他养父为原型的白景琦，树碑立传！

质疑二：白景琦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叛者”？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所谓的“宅门文化”包裹着的全部封建秩序。即使杨九红告诉他，白文氏错了，他白景琦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错了也得听！”道理很简单——“那是我妈！”只此一点，你还能说白景琦“叛逆”？还能说他“个性张扬”？

　　电视剧倒也不是不能讲一个大家族里几代人的生死爱恨、恩怨情仇，倒也不是不能讲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乱世姻缘、悲欢离合，倒也不是不能为编导者自己一生敬佩的某个男人树碑立传，但是，这样的电视剧，无一例外地，也要合乎社会规范地创造审美价值。郭宝昌说，在全剧演绎的“这个大家族的发展历程”里，他“写了人，写了人性、人权、人的个性，人的个性的张扬、个性的泯灭，人的生与死”。其实，这所谓“人”，按当年记者的报道，郭宝昌“就想塑造一个中国男人，一个像‘养父’这样的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人”。郭宝昌说，“他性格反叛，他个性张扬。”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叛逆者”呢？我们不妨看一场戏。第24集中间，有一大段戏，长达19分40秒，讲的是二奶奶骗走了白景琦和他姨太太杨九红所生的女儿小红之后白景琦的作为。他原以为，老太太一看见孙女儿就“什么规矩也没有了”，会回心转意认了这个窑姐儿出身的儿媳妇，把杨九红接回大宅门里去住。没想到，二奶奶扣下了这个婴儿，还是拒杨九红于白氏家族之外。像是不忍于杨九红伤心，白景琦想去求他妈。可是，一见二奶奶那严厉的目光，他就畏缩了。等到好心的老姑奶奶雅萍偷偷抱回了婴儿，面对二奶奶的满面怒容，白景琦竟吓得开不了口，万般无奈，只好回到杨九红面前，来帮着二奶奶夺走这婴儿了。这场“夺婴”的大戏长达4分零5秒。

　　从这场戏，我们不难判断郭宝昌的文化价值取向。你看，画面上，一边是惊恐万分的杨九红紧紧地抱着孩子，可怜巴巴地乞求，直到跪下、磕头，求的是这位白府的七爷白景琦放她母女一马，让她带孩子回济南，而且是今生今世也就求他这一回，从此永远不进白家的门儿，不喝白家一口水。杨九红作为一个母亲拼死要的是天经地义地属于她的抚育自己亲生女儿的权利，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一种人权，这对立的、激烈抗争的双方，一方是八面威风的白氏家族大宅门的掌门人二奶奶白文氏，一方是从小父母双亡被哥哥嫂子卖到妓院遇到白景琦后主动赎身从良的弱女子杨九红；白文氏站在维护家风门风、维护封建秩序的立场上狠心剥夺杨九红做人、做母亲的权利，杨九红则极力抗争要维护自己做人、做母亲的权利；双方的是非，明白无误。可是，画面上，另一边，白景琦绝情绝义，两眼凶光，硬是不为杨九红的苦苦哀求以至于撕心裂肺的哀号所动，硬从杨九红怀里猛夺过孩子抱了就走，给他妈妈白文氏送了回去。活活地夺走一个弱女子的亲生女儿，掐断人家母女的亲情，这够得上是人间一幕惨剧了吧？演绎这场戏，编、导、演等创作者表现出来的倾向则是在为白文氏、白景琦塑像，为白景琦这个“中国男人之楷模”对于母亲的“孝”心涂脂抹粉！回到白景琦这个人物身上来，这场戏说的正是他人性的泯灭！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所谓的“宅门文化”包裹着的全部封建秩序。从列祖列宗传到白萌堂，从白萌堂再传到白文氏，这种文化和秩序的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血缘宗法家庭和家族利益，其最核心部分就是尊尊、亲亲的宗法观念，即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孝、悌、慈的观念，与国家相交往则还要忠君。维系这一切的，就是三纲五常，封建礼教！凡此种种，在剧中，白萌堂就是白文氏的榜样，白文氏则是白景琦的楷模。只要白景琦不走出大宅门，不摧毁这个“条件”对他的禁锢，不脱胎换骨地来一番改造，他就得回归这种文化，屈从这个秩序，所以，为了“向老太太有个交代”，他要抢走小女儿！杨九红怎么样则是无所谓的。即使杨九红告诉他，白文氏错了，他白景琦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错了也得听！”道理很简单——“那是我妈！”只此一点，你还能说白景琦“叛逆”？还能说他“个性张扬”？

　　孱弱的杨九红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无辜的槐花被羞辱得命丧黄泉，14岁被卖进白氏大宅门专司抱狗之职的农家小丫头李香秀人性被扭曲最后投了白景琦贪恋女色之所好上了白景琦的床，还有，对不争气的儿子白敬业施以家庭暴力一棍子就活生生打断了他的腿，眼看被母亲白文氏剥夺了爱的自由的亲妹妹白玉婷与照片举行类似于冥婚的婚礼也无动于衷反倒乐观其成……

　　看电视剧画面上搬演这样一些戕害人性的故事，你不觉得大宅门里阴森森，血淋淋，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吗？毫不夸张地说，此情此景中的白景琦，简直就是这种文化和秩序的维护者，或者化身了！只不过，对于在外面闯荡过世界的白景琦来说，他身上的封建礼教，跟曹禺笔下的周朴园相像，还带有资产阶级的残酷本性罢了。你看最后，当家人、族人反对他娶小他几十岁的李香秀为太太时，他歇斯底里，对家人拔刀相向，那种暴戾，你还能说他是在“叛逆”？遗憾的是，以70岁的高龄，还能如此吸引一个26岁的女人，郭宝昌说，那正是白景琦所搬演的原型人物的人格魅力之所在！身陷“自恋”情景而不能自拔倒也罢了，令人费解的是，郭宝昌为什么要向世人展示这样的“中国男人之楷模”呢？

质疑三：《大宅门》是当代的《红楼梦》？

郭宝昌其实也无法跟《家》《春》《秋》攀比。巴金用自己家族的故事写《家》《春》《秋》，是要对那个家族和它所代表的社会喊出一声“我控诉！”而《大宅门》呢？无奈的是，只是在用自己家族的故事为封建秩序唱了挽歌。

　　不错，郭宝昌倒也坦承：“他的暴戾、他的愚孝、他的惟我独尊也毁了不少人。”

　　遗憾的是，即使这么坦承，即使坦承地说到“毁了不少人”的时候，我们这位编导也是“自豪”的。郭宝昌绝不批判。他不仅不批判白景琦，也不批判白萌堂，不批判白文氏，甚至批判了一点三爷白颖宇最后也改回来给他一个“善终”而予以褒奖。全剧中主要人物20个，和白景琦这个人物按各种各样的关系纠结在一起，进到戏里，或陪衬、反衬，或唱对手戏，无论演出什么悲喜剧，或者闹剧、丑剧，全部的角色使命都是在描述和阐释，这种文化和秩序是怎样在维系着这个大家族，支撑着这个大宅门，使它历经风雨坎坷种种浩劫而不衰！

　　对此，郭宝昌是加以歌颂的。你看，白萌堂在危难之时死得悲壮，白文氏在鼎盛之时死得威风，白颖宇面对寇仇死得惨烈，白景琦面对死亡的威胁立遗嘱则显得豪迈，就一个个封建秩序的维护者、体现者的人生而言，就他们所体现的贯穿全剧的封建秩序的顽强表现而言，这一个个的死，其实正好又是一个个的象征，郭宝昌唱给他们的，分明就是一首凄美的挽歌！

　　这就是《大宅门》所创造的审美价值！这根本就不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郭宝昌是写自己的家族，有人吹捧是当代的《红楼梦》，但它无法望《红楼梦》之项背。曹雪芹把自己家族的故事写进《红楼梦》，是告诉读者，他所出生的那个家族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必然会走向崩溃！郭宝昌其实也无法跟《家》《春》《秋》攀比。巴金用自己家族的故事写《家》《春》《秋》，是要对那个家族和它所代表的社会喊出一声“我控诉！”而《大宅门》呢？无奈的是，只是在用自己家族的故事为封建秩序唱了挽歌，或者说，“半是挽歌”，这也许是《大宅门》的创作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用《大宅门》来为白景琦树碑立传，对他所维护所代表的封建秩序唱挽歌，当然表现了编导者对白景琦的一种价值判断。郭宝昌就说，像他们“老爷子”，白景琦的原型，“活得那么明白，在生活、事业、金钱、女人上无一不优秀”，“全都依着本心，做了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一切，他是彻彻底底活明白了。”郭宝昌甚至讲：“我们‘老爷子’去世以后，一点儿不夸张地说，全世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优秀的男人。”据另一位大导演说，郭宝昌“口口声声称其养父为中国男人之楷模”。对于这样一位“楷模”身上的“个性”精神，郭宝昌甚至还极而言之地说：“现实生活中，这种精神已经很少见了。我觉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就该衰败了。”

　　这样的价值判断，到了剧中白景琦的扮演者那里，成了他对角色的定位。这位演员的把握是，“这个白景琦是一个绝顶聪明和优秀的男人”，“如果说中国人最崇尚的是忠孝节义的话，那在他身上体现的是最明显的。他对国家的忠、对慈父母的孝，他最有骨气、最可敬，任人唯贤……这构成了他人格魅力的主要内容。……他对女人的痴情、对人生的洒脱，都是自我完善”。“如我能活得像他此生无憾”。对于剧中白景琦有四个女人“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这位演员对记者说起来不无激动地感慨：“一个男主角在一出戏里有四个女人围绕他生活，这个生活会是多么斑斓啊！”

　　真不知道编导者哪里来的胆识，敢于这样嘴没遮拦地夸下如此的海口，把白景琦评定为“中国最优秀的男人”，“中国男人之楷模”，甚至断定他死了之后，“全世界”“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优秀的男人”，甚至还敢于口出狂言，说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就该衰败了”，而当今的“现实生活中”，这种精神偏偏就“已经很少见了”！这些话，不用进行任何的批驳，谁都听得出来，纯属得意之时忘乎所以的无稽之谈！

　　郭宝昌说，白景琦这个人物，“时至今日仍对人有所启发”。启发什么？别的什么“生活、事业、金钱”都不说了，我们单看那令白景琦生活“斑斓”的四个女人。爱上仇人家詹王府大格格和武贝勒的非婚生女儿黄春，战乱中私订终身，未婚先孕，他白景琦倒真是有几分叛逆精神的。只不过，后来，白文氏虽然认了儿媳，却也因为大逆不道，而把他们赶出了宅门。白景琦也认了。后来，黄春被白景琦堂姐送回北京生孩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孤身一人在济南的白景琦见了济南府绝色名妓畅春园的杨九红，他色迷迷的两眼就呆了，傻了，“痴情”得魂不守舍了。接下来，他挥金如土，青楼买春，为与提督府老爷子争风吃醋，还色胆包天，逞凶撒野。这时，说他“嫖妓宿娼”，并不“优秀”，不过分吧？等到杨九红死心塌地跟了他，回到北京还跟他生了孩子，他又听从母命，收了槐花。再往后，等到杨九红带着槐花去东北押运药材，他白景琦乘两房姨太太都不在家，又是挑逗，又是引诱，还加上权势，硬是把一个年龄上说得上是他孙子辈的丫头李香秀抱上了自己的床，你还能说他“优秀”？要说“优秀”，这又算不算是一种腐朽的人生观呢？到最后，逼死了槐花，冷落了杨九红，娶了李香秀，至少是他喜新厌旧，用情不专，全无一点男人的责任心，哪里还说得上他是“最优秀的男人”？

　　要是这也算“优秀”，那这《大宅门》又是在向观众进行什么样的“启发”和教育呢？何况，画面上，和杨九红的戏，和李香秀的戏，无论是上床的还是不上床的，那言词、那动作、电视剧的创作者们还有意玩了一把性挑逗、性刺激，请问，那不堪入耳、不堪入目之处，也是他一个“优秀”男人应有的作为和风范？也应当在屏幕上向世人展示和炫耀？

质疑四：电视剧应当体现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

文学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就在于，在强调对于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的反映和表现的时候，是不能忽略了“善”，更不能忘却了“美”的。对于一部成功的作品来说，“真”、“善”、“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价值体系。

　　要是把白景琦对待这四个女人的种种劣迹也算做他的“优秀”，他的“楷模”之所在，那就说明，郭宝昌在创造《大宅门》这部电视剧的审美价值的时候，有两点是陷入盲区了。

　　其一，他不清醒，在当今，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的电视剧作品，应该体现出来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念，或者说，电视剧的艺术文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都是有它严格的社会规范的。只是对待女人一项，白景琦就不合乎今天的社会规范，他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中国人的人生楷模。

　　其二，他不懂得，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在进行这种创作活动时，都不是超现实、超社会、超历史的，他们的内在需求、情感和兴趣，都要建立在社会历史内容的基础上，都要受到社会群体性需求和利益导向的制约。完全不顾今日的社会历史内容，力图摆脱这种群体性需求和利益导向的制约，是绝对行不通的，是会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大宅门》的不良文化倾向，“半是挽歌”的文化糟粕不能剔除，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也许，《大宅门》的创作者还有一种理论上的误会。他们其实也不否认白景琦这个人物的“优秀”是兑了水的。郭宝昌就说过：“他既是个绅士，又是个平民；既是档次很高的文化人，又是个不择手段的商人。”他还夸奖演员把白景琦“那种霸气、流气、商人气……各个角度表现得都非常出色。”

　　演员也认同这种说法，直言不讳地说，他“很难区分”白景琦“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他的判断是，白景琦“亦正亦邪”。明知白景琦有那“不择手段”、“霸气、流气、商人气”的一面，也明知他“亦正亦邪”，还有“邪”的一面，还要名之曰“优秀”、“楷模”，创作者的迷失也许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他们误以为，他们要“真实”地去表现，只要“真实”地将他表现出来，就“一定会感人”。这又大错特错了。

　　他们忘记了，文学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就在于，在强调对于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的反映和表现的时候，是不能忽略了“善”，更不能忘却了“美”的。对于一部成功的作品来说，“真”、“善”、“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价值体系。

　　要是只在白景琦身上看到“真”，正邪不分，一概欣赏，全都称颂，那就是伪现实主义了。只有真实地表现了他的正和邪，而又表现了泾渭分明、褒贬有别的创作者的倾向，在这不同的倾向中表现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不同价值取舍，《大宅门》才会在叙事中分清“宅门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或吸取，或剔除，真正做到既有丰厚的文化蕴含，又不失社会主义的美学品格。

　　今天再说电视剧《大宅门》，把它搬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之后会作何表演，人们还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但是，一家在京城里颇有影响的大报《北京青年报》却说出《大宅门》在11年前就“曾给电视剧制作确立了一个高水准的坐标”一类的昏话、混话来，却是令人大吃一惊的！这也说明，包括电视剧在内，我们的文艺界、新闻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何等地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