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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行业报告文学作家——读《家在敦煌》所想到的

时间:2013年10月15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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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下人们的阅读心理而言,大家对颂歌体报告文学一般都采取排斥态度,认为是宣传,是有偿写作,而陈瑞仪自掏腰包跑敦煌、跑合肥、跑北京去写“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却是出于一种钦佩和使命感。

  作为文物系统的作家,尽管他写过诸多与文物保护有关的篇章,却仍觉得,不写樊锦诗,就对不住中国的文保事业。他的《家在敦煌》(刊于2012年第3期《中国作家·纪实》,2012年4月17日《北京日报》和2013年第3期《中华文学选刊》全文转载),没有简单罗列这位文博系统唯一的“双百人物”的事迹,而发现别人没发现、感受别人没有感受到的生活悲喜剧。他从情感入手,写她的坎坷经历,而这一代知识分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几乎是他们的共性。共同的命运,使作品和传主吸引住了一个特定的读者群,并影响着对敦煌感兴趣的人。

  这部作品采取了第一人称自述的角度。这在报告文学作品中虽早已有之,但使用不太频繁。昔日取得成功的,是肖复兴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一般作者会考虑“客观性”,置身事外,以旁观者、纯客观的姿态来写作,借此显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而第一人称自述,难以摆脱主观的嫌疑,这对于追求真实客观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难度不小。陈瑞仪敢于这样写,更写出了特色,与他把握的“度”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他拿捏准了分寸,让传主多说自己心理层面的东西,少说别人,就连樊锦诗自己的丈夫、孩子,“樊锦诗”也不多说。至于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行政事务,“她”说得就更少了,只作为背景材料一笔带过。这就减少了许多争议性的内容。这种选择和尝试,凝缩了作品的负载,规避了人们诟病的那种“越写越长”的覆辙,应该予以肯定。

  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制造悬念、环环紧扣,又层层推进、一气贯通,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读者的好奇心。用悬念串联起记忆的碎片,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特征。至于其起承转合的游刃自如和文字韵律的娴熟把握,尤其是方言俚语和口语的恰当运用,更显出作者有着相当的文体驾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读罢《家在敦煌》,“行业报告文学作家”的提法突然闪现在脑海里。行业报告文学作家的兴起,或许是解决报告文学创作队伍青黄不接的有效路径。

  现在,评论界普遍认为,报告文学创作队伍后继乏人。报告文学创作,需要更多的生活积累和磨砺,才能在众多的现实遮蔽之中辨识真伪,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回眸报告文学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一个颇具启示意味的现象:李鸣生身为航天人,由写“航天四部曲”而成名;赵瑜是运动员出身,以“体育三部曲”亮相文坛,随后才有《寻找巴金的黛莉》;理由的出道,也与他的体育教练员身份不无关系,他的《扬眉剑出鞘》和《倾斜的足球场》,都是写体育的……总体看来,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是记者、作家和广大工农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基本是记者与作家。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动时期,一些行业的有志者开始从身边、从自身熟悉的内容入手写作,从而进入作家队伍。各行各业在这一领域的显露头角者,展现出了自身的才华,而报告文学的作者队伍也由此得以扩充。行业作者、行业创作,应是成就报告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为行业作者比较熟悉情况,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不会说外行话,更容易抓到事物的关键,更能体现出一种专业精神。陈瑞仪是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文物考古比较熟悉。写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怎么写,他心中有数。而作为行业内人员,采访、调查总体而言比外人方便些,也往往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各方认同。

  不过,有个现象也值得注意:行业写作,特别是某些狭窄领域的专业写作,很容易被淹没。因此,评论界应该重视行业作者的成长,对他们的创作有必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编辑: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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