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为镜,妙悟古今(上)——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

时间:2012年07月11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怡梦

葛晓音,1982年获北大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唐宋散文》《中国名胜与历史文化》《古诗艺术探微》等。

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无人知是荔枝来”到“问君能有几多愁,as a boy without a girl”,盛行在网络微博上的诗词混搭一茬更比一茬炫,年轻人乐在其中,老先生却皱起眉头:是中学的唐诗宋词教得太死板,还是大学古代文学教育太松懈,以至于学生离了书本竟如此“无法无天”?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葛晓音女士,听她把那一代人与古代文学的缘分细细道来,读史不乏闲情雅趣,观诗必得清词丽句,览古自有无用之用,想来于今日混搭一族的顽症该大有裨益了吧。

诗词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记者很多人在大学时就读过您写的《唐宋诗词十五讲》《杜甫诗选评》,读这些书,感觉到您对诗词的解读非常细致入微,从行文中也可体会到像古代诗人、词人那样的情怀,您最初是怎么喜欢上古代文学的?

葛晓音:有一点家里的影响,我父亲是上海新华京剧团的编剧,当时的京剧剧目是以古装为主的,京剧的编剧要懂得京剧唱腔,懂得照着曲谱填词,也需要一些诗词修养,我父亲有时候也喜欢写一点古典诗词,写得不多,写完后他会给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看看,家里相关的书也比较多。我初中时就喜欢自己读一些古诗词作品选,有时候借不到书,遇到自己喜欢的诗词就抄在本子上,高中时我又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他爱好古典文学,上课也挺吸引人,一个好老师对学生影响还是蛮大的。这都促使我高中毕业报考北大中文系,那是1963年,当时并不是一入学就选择古代文学,但我们那几届,只上了两年基础课,主要课程就是古代文学,而且都是林庚先生、季镇淮先生等古代文学大家来授课,他们的课讲得非常好,很有吸引力,这两年为我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古代文学基础。

  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三年级时,因四清运动,我们到农村去整整一年,不久“文革”又开始了,虽然学制是五年,但真正的学习时光只有两年。大学里印象最深的课就是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汉语,我的很多同学虽然现在已经60多岁,也并没有搞古代文学研究,但回忆起来当时得益最多的就是这两门课。也让我这个本来就对古代文学很有兴趣的人,在上山下乡期间,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爱好。“文革”后期学校打派仗,我为数不多的“藏书”都被弄丢了,毕业前回到宿舍楼里,只捡回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华书局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很珍贵,我把它随身带到新疆。知青们在农场劳动之余,互相换书来看,有的青年带了很旧的古代文学作品选,那时读书可以说是如饥似渴,还亲手抄写不少诗词,抄过之后印象就比较深,加之当时无所寄托,这些诗词就是精神食粮,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记者您最喜欢的诗人是哪一位?

葛晓音:年轻的时候都喜欢,研究慢慢深入之后,对很多作品的理解也更深入。比如小时候也喜欢杜甫的诗,有的诗初读没有十分明白他的意思,只觉得非常感动,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是最喜欢杜甫,通读了很多遍,每读一遍都觉得可以离他的心灵更近一步,体会到他确实非常伟大,不限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忧国忧民,还有在艺术上的创新,海涵地负的包容力,那种气度古往今来很少有诗人能与他相比,他确实是一位中国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一座高峰,好像诗歌发展到这个阶段一定要出现他这样一位诗人,才足以代表中国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其后也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但艺术上这样完美、思想上这样高尚的只有这一位。从风格来说,我还喜欢杜牧,俊爽风流,潇洒倜傥,他是盛唐的风格才华在晚唐的回光返照,但他到了那种时候还能满怀理想,很不容易,尤其是他的七绝,老少都会喜欢。

  读书要像老黄牛自己找草吃

记者:中文系的学生在选择古代文学专业时往往会受到一些长辈、朋友的劝解,他们认为这是一门就业前景较淡的学科,您对有志于古代文学方向的后学们有什么建议?

葛晓音:选古代文学首先是自己的确要爱好,从就业前景来说,它绝对比不上当今的一些热门专业,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作为教学者,我觉得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博士并不需要很多,但希望可以精一些。第一,一定要爱好,特别投入,肯为这个专业放弃很多世俗的追求;第二,不是说选择这门专业就没饭吃,可以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如果是硕士毕业,也尚有多样的出路。现在看待大学专业的选择,应该参考西方的眼光,我这些年与海外交流比较多,感觉到国内把专业和职业联系得太紧密了。而在西方,有的人学习只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就业,他可以拿两个学位,而所学的两个专业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喜欢,就去学习,不见得有多少实际的实用价值,但对他的知识结构、人格修养等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古代文学的用处是“无用之用”,它的“大用”不是体现在能否直接应用到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它给人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因为要掌握古代文学,就要同时对历史和哲学有所涉猎,然而它和后两者相比,除了有理性的思考,还有对人生的感悟,人类最高的创造力就体现在这种美的创造,古代文学就是这种创造的最高结晶。

记者:今天的中文系大学生期末考试通常是以论文或试卷的形式进行,您在读书的时候每一门课怎样考试?

葛晓音:也是要做试卷,有填空、名词解释、问题回答等等,但在研究生期间,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读书报告。我的导师陈贻焮先生在这方面要求非常严格,我们要两周交一篇读书报告,要有读书心得,不能重复别人说过的话。陈先生这三年的培养和训练令我受益匪浅,他说读书要像老黄牛自己找草吃,他会开出一些参考书目,我再围绕这些书目寻找更多资料来阅读。三年里写了40万字读书报告,有些陈先生觉得还可以,就改写成论文,毕业后一两年之内大概发表了10篇论文。这段学习对于我来说非常关键,算是入了门,初步知道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有所掌握,知道了研究者不能人云亦云,要提出自己新的创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评价体系比较单一,到80年代初,思想开放,有很多旧的学术条框被打破,很多问题可以重新评价,给予我们较大的发挥空间,那段时间我的收获很丰富。

记者您在考察学生古典文学学习效果的时候喜欢出什么类型的试题?

葛晓音:名词解释和填空还是有的,我更喜欢出一些让学生灵活思考的题目,比如举宋元明清某一个诗学批评中对某位诗人的评价、某句话,请学生结合具体作品来回答,你对这个评价怎么看,给他比较大的思考余地。或者举出对某位作家、某个作品不同的看法,问学生怎么看。这类题目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他需要调动所有的古典文学知识储备来回答,最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思考问题,一定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背,这样就可以看出一个学生是不是真正适合做研究。

  “背”与“不背”

记者:古人读书大部分是依靠背诵,背诵这种方法在今天是否适用?

葛晓音:还是适用的。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背的时候多半都不理解背的是什么,小时候的强制性记忆是很不容易忘记的,长大后还有兴趣的话,背过的东西自然而然会浮现出来,会渐渐明白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学文学还是学理工都会背很多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会消化,不背的话,看了很多,会模糊成一片。小孩子记忆力强,接受事物的方式也比较单纯,背诵很有效。我改本科生考卷时发现,有些学生在答题时举的例子都是中学课本里的,大学里学的几乎一首都举不上来,这也很说明问题。其实读大学之后也需要背一些,我的很多老师讲课时讲到的作品都背得滚瓜烂熟,讲《诗经》《楚辞》也是随口就说出其中的句子。

记者:您参与撰写的《诗词鉴赏辞典》在一些中学里被作为标准答案,您觉得这样的标准是否恰当?

 葛晓音:我不赞成学生背诵《诗词鉴赏辞典》中的解释,第一这本书里鉴赏水平参差不齐,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最早的《唐诗鉴赏辞典》约稿比较慎重,后来有一些诗词鉴赏书籍的文章是在读学生撰写的,或研究经历尚浅,或缺乏新见或存在偏见。诗的解释即使对于名作来说也仍有很多分歧,我在教学中会告诉学生有几种不同解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选择他认为最恰当的一种,但是要说出理由。文学研究没有绝对的标准,《诗词鉴赏辞典》是否可以作为标准答案也值得商榷,它可以作为参考书。学生的理解不够透彻,可以采纳书中的解释;学生怀疑别人的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是最好的。我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感受,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是最好的境界,背诵前人的解释也需要有选择,有自己的标准,但这只是第二等的境界。言之有据,有一定的感受都应该允许。

  汉学与翻译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欧美、日韩的汉学研究?

葛晓音:欧美、日韩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水平和特点各不相同,其中日本的水平最高。海外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同,了解多一些,有助于突破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但是也要善于辨别,不能一概照搬和简单模仿。对于一般读者,老一辈的先生比如刘若愚先生给西方学生讲的《中国诗学》,比较浅显,比较适合一般读者看,因为一定要把西方学生不理解的内容讲得特别容易懂。

  翻译过来的汉学研究著作现在不少,有些专业程度非常高,不是很适合普通读者看,要说雅俗共赏,松浦友久先生的《节奏的美学》《中国诗歌原理》有大学程度以上的爱好者都可以看。西方研究大体分为两路,和国内相似,一种是注释翻译,比较注重文献;一种是文本阐释。阐释的路子比较容易引起国内研究生的兴趣,因为对他们来说比较新鲜。

  20世纪初,我们曾经从西方吸收了很多特别有用的理论,研究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如此,那时候特别热衷于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统计论,热衷的结果是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反而出现了很多硬伤,即知识性错误。9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转而看重文献。随着海内外交流的频繁,国内学者对西方的汉学研究了解愈益深入,现在可以比较理性地评价他们的成果,所以西方汉学的冲击力已经没有20世纪初和80年代那么强烈。

  前几年我去日本做研究,看了很多与我课题相关的东洋史学、印度学、中国文学的成果,我觉得活跃在上世纪30至70年代期间的那一代学者,很多成果是我们没办法逾越的,当时他们提出的很多课题,80年代以后我们才开始研究,那个时代日本很重视东洋学的研究,而现在他们把中国文学仅仅作为外国文学来看待。

记者古典诗词传播到外国只能让人理解大概意思,有没有一种翻译可以让他们体会到中国诗词的美?

 葛晓音:日文与中文比较接近,但日文也只能从字面上翻译中国的诗词,不能把深层含义也翻译出来,就像古汉语的白话注释,意思不会走样,但语感完全不同。欧美则更为困难,一些研究者对很多中文词汇在诗里的用法的理解错误百出,因为有些词汇很难找到对应的用语,如果想研究古典文学,那就只好直接学中文,西方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编辑: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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