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音，1982年获北大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唐宋散文》《中国名胜与历史文化》《古诗艺术探微》等。

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无人知是荔枝来”到“问君能有几多愁，as a boy without a girl”，盛行在网络微博上的诗词混搭一茬更比一茬炫，年轻人乐在其中，老先生却皱起眉头：是中学的唐诗宋词教得太死板，还是大学古代文学教育太松懈，以至于学生离了书本竟如此“无法无天”？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葛晓音女士，听她把那一代人与古代文学的缘分细细道来，读史不乏闲情雅趣，观诗必得清词丽句，览古自有无用之用，想来于今日混搭一族的顽症该大有裨益了吧。

诗词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记者：很多人在大学时就读过您写的《唐宋诗词十五讲》《杜甫诗选评》，读这些书，感觉到您对诗词的解读非常细致入微，从行文中也可体会到像古代诗人、词人那样的情怀，您最初是怎么喜欢上古代文学的？

葛晓音：有一点家里的影响，我父亲是上海新华京剧团的编剧，当时的京剧剧目是以古装为主的，京剧的编剧要懂得京剧唱腔，懂得照着曲谱填词，也需要一些诗词修养，我父亲有时候也喜欢写一点古典诗词，写得不多，写完后他会给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看看，家里相关的书也比较多。我初中时就喜欢自己读一些古诗词作品选，有时候借不到书，遇到自己喜欢的诗词就抄在本子上，高中时我又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他爱好古典文学，上课也挺吸引人，一个好老师对学生影响还是蛮大的。这都促使我高中毕业报考北大中文系，那是1963年，当时并不是一入学就选择古代文学，但我们那几届，只上了两年基础课，主要课程就是古代文学，而且都是林庚先生、季镇淮先生等古代文学大家来授课，他们的课讲得非常好，很有吸引力，这两年为我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古代文学基础。

　　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三年级时，因四清运动，我们到农村去整整一年，不久“文革”又开始了，虽然学制是五年，但真正的学习时光只有两年。大学里印象最深的课就是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汉语，我的很多同学虽然现在已经60多岁，也并没有搞古代文学研究，但回忆起来当时得益最多的就是这两门课。也让我这个本来就对古代文学很有兴趣的人，在上山下乡期间，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爱好。“文革”后期学校打派仗，我为数不多的“藏书”都被弄丢了，毕业前回到宿舍楼里，只捡回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华书局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很珍贵，我把它随身带到新疆。知青们在农场劳动之余，互相换书来看，有的青年带了很旧的古代文学作品选，那时读书可以说是如饥似渴，还亲手抄写不少诗词，抄过之后印象就比较深，加之当时无所寄托，这些诗词就是精神食粮，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记者：您最喜欢的诗人是哪一位？

葛晓音：年轻的时候都喜欢，研究慢慢深入之后，对很多作品的理解也更深入。比如小时候也喜欢杜甫的诗，有的诗初读没有十分明白他的意思，只觉得非常感动，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是最喜欢杜甫，通读了很多遍，每读一遍都觉得可以离他的心灵更近一步，体会到他确实非常伟大，不限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忧国忧民，还有在艺术上的创新，海涵地负的包容力，那种气度古往今来很少有诗人能与他相比，他确实是一位中国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一座高峰，好像诗歌发展到这个阶段一定要出现他这样一位诗人，才足以代表中国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其后也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但艺术上这样完美、思想上这样高尚的只有这一位。从风格来说，我还喜欢杜牧，俊爽风流，潇洒倜傥，他是盛唐的风格才华在晚唐的回光返照，但他到了那种时候还能满怀理想，很不容易，尤其是他的七绝，老少都会喜欢。

　　读书要像老黄牛自己找草吃

记者：中文系的学生在选择古代文学专业时往往会受到一些长辈、朋友的劝解，他们认为这是一门就业前景较淡的学科，您对有志于古代文学方向的后学们有什么建议？

葛晓音：选古代文学首先是自己的确要爱好，从就业前景来说，它绝对比不上当今的一些热门专业，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作为教学者，我觉得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博士并不需要很多，但希望可以精一些。第一，一定要爱好，特别投入，肯为这个专业放弃很多世俗的追求；第二，不是说选择这门专业就没饭吃，可以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如果是硕士毕业，也尚有多样的出路。现在看待大学专业的选择，应该参考西方的眼光，我这些年与海外交流比较多，感觉到国内把专业和职业联系得太紧密了。而在西方，有的人学习只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就业，他可以拿两个学位，而所学的两个专业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喜欢，就去学习，不见得有多少实际的实用价值，但对他的知识结构、人格修养等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古代文学的用处是“无用之用”，它的“大用”不是体现在能否直接应用到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它给人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因为要掌握古代文学，就要同时对历史和哲学有所涉猎，然而它和后两者相比，除了有理性的思考，还有对人生的感悟，人类最高的创造力就体现在这种美的创造，古代文学就是这种创造的最高结晶。

记者：今天的中文系大学生期末考试通常是以论文或试卷的形式进行，您在读书的时候每一门课怎样考试？

葛晓音：也是要做试卷，有填空、名词解释、问题回答等等，但在研究生期间，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读书报告。我的导师陈贻焮先生在这方面要求非常严格，我们要两周交一篇读书报告，要有读书心得，不能重复别人说过的话。陈先生这三年的培养和训练令我受益匪浅，他说读书要像老黄牛自己找草吃，他会开出一些参考书目，我再围绕这些书目寻找更多资料来阅读。三年里写了40万字读书报告，有些陈先生觉得还可以，就改写成论文，毕业后一两年之内大概发表了10篇论文。这段学习对于我来说非常关键，算是入了门，初步知道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有所掌握，知道了研究者不能人云亦云，要提出自己新的创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评价体系比较单一，到80年代初，思想开放，有很多旧的学术条框被打破，很多问题可以重新评价，给予我们较大的发挥空间，那段时间我的收获很丰富。

记者：您在考察学生古典文学学习效果的时候喜欢出什么类型的试题？

葛晓音：名词解释和填空还是有的，我更喜欢出一些让学生灵活思考的题目，比如举宋元明清某一个诗学批评中对某位诗人的评价、某句话，请学生结合具体作品来回答，你对这个评价怎么看，给他比较大的思考余地。或者举出对某位作家、某个作品不同的看法，问学生怎么看。这类题目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他需要调动所有的古典文学知识储备来回答，最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思考问题，一定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背，这样就可以看出一个学生是不是真正适合做研究。

　　“背”与“不背”

记者：古人读书大部分是依靠背诵，背诵这种方法在今天是否适用？

葛晓音：还是适用的。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背的时候多半都不理解背的是什么，小时候的强制性记忆是很不容易忘记的，长大后还有兴趣的话，背过的东西自然而然会浮现出来，会渐渐明白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学文学还是学理工都会背很多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会消化，不背的话，看了很多，会模糊成一片。小孩子记忆力强，接受事物的方式也比较单纯，背诵很有效。我改本科生考卷时发现，有些学生在答题时举的例子都是中学课本里的，大学里学的几乎一首都举不上来，这也很说明问题。其实读大学之后也需要背一些，我的很多老师讲课时讲到的作品都背得滚瓜烂熟，讲《诗经》《楚辞》也是随口就说出其中的句子。

记者：您参与撰写的《诗词鉴赏辞典》在一些中学里被作为标准答案，您觉得这样的标准是否恰当？

　葛晓音：我不赞成学生背诵《诗词鉴赏辞典》中的解释，第一这本书里鉴赏水平参差不齐，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最早的《唐诗鉴赏辞典》约稿比较慎重，后来有一些诗词鉴赏书籍的文章是在读学生撰写的，或研究经历尚浅，或缺乏新见或存在偏见。诗的解释即使对于名作来说也仍有很多分歧，我在教学中会告诉学生有几种不同解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选择他认为最恰当的一种，但是要说出理由。文学研究没有绝对的标准，《诗词鉴赏辞典》是否可以作为标准答案也值得商榷，它可以作为参考书。学生的理解不够透彻，可以采纳书中的解释；学生怀疑别人的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是最好的。我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感受，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是最好的境界，背诵前人的解释也需要有选择，有自己的标准，但这只是第二等的境界。言之有据，有一定的感受都应该允许。

　　汉学与翻译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欧美、日韩的汉学研究？

葛晓音：欧美、日韩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水平和特点各不相同，其中日本的水平最高。海外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同，了解多一些，有助于突破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但是也要善于辨别，不能一概照搬和简单模仿。对于一般读者，老一辈的先生比如刘若愚先生给西方学生讲的《中国诗学》，比较浅显，比较适合一般读者看，因为一定要把西方学生不理解的内容讲得特别容易懂。

　　翻译过来的汉学研究著作现在不少，有些专业程度非常高，不是很适合普通读者看，要说雅俗共赏，松浦友久先生的《节奏的美学》《中国诗歌原理》有大学程度以上的爱好者都可以看。西方研究大体分为两路，和国内相似，一种是注释翻译，比较注重文献；一种是文本阐释。阐释的路子比较容易引起国内研究生的兴趣，因为对他们来说比较新鲜。

　　20世纪初，我们曾经从西方吸收了很多特别有用的理论，研究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如此，那时候特别热衷于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统计论，热衷的结果是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反而出现了很多硬伤，即知识性错误。9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转而看重文献。随着海内外交流的频繁，国内学者对西方的汉学研究了解愈益深入，现在可以比较理性地评价他们的成果，所以西方汉学的冲击力已经没有20世纪初和80年代那么强烈。

　　前几年我去日本做研究，看了很多与我课题相关的东洋史学、印度学、中国文学的成果，我觉得活跃在上世纪30至70年代期间的那一代学者，很多成果是我们没办法逾越的，当时他们提出的很多课题，80年代以后我们才开始研究，那个时代日本很重视东洋学的研究，而现在他们把中国文学仅仅作为外国文学来看待。

记者：古典诗词传播到外国只能让人理解大概意思，有没有一种翻译可以让他们体会到中国诗词的美？

　葛晓音：日文与中文比较接近，但日文也只能从字面上翻译中国的诗词，不能把深层含义也翻译出来，就像古汉语的白话注释，意思不会走样，但语感完全不同。欧美则更为困难，一些研究者对很多中文词汇在诗里的用法的理解错误百出，因为有些词汇很难找到对应的用语，如果想研究古典文学，那就只好直接学中文，西方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