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志编修热悄然兴起 村落文化变迁尽收眼底

时间:2013年01月11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王建设

村落文化总是伴随村落的诞生而诞生,伴随其消亡而消亡。可以说,一部村落史,也就是一部村落文化史。因此,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注重编纂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同时,也应大力倡导、重视村志的修编,并以村志为载体,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同时,通过对村落文化的深入研究,找出城乡文化差异产生和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为文化强县、强市乃至强省、强国的建设提供基础资料支撑。

村志编修热正悄然兴起

盛世修志。虽然编修方志向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流传下来的村志却并不多见。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显示,现存1949年前编修的方志共有8200多种,其中乡、镇、村、里志仅160多种,且集中于当时经济富足的江南(江苏、浙江)地区。

上一轮全国性修志热潮始自20世纪80年代,当时省、市、县三级新编地方志共出版志书约6000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地情书约7000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启动的第二轮修志,也已有1000余部省、市、县三级志书出版面市。然而在新修方志的热潮中,村志的编修却并未列入规划,基本处于自发状态。不过,随着时代的推进,村志修编目前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1991年6月,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出版发行,此后,浙江省将村志编修、出版纳入浙江乡村社会研究系列丛刊,已有一批村志问世。安徽省着手编纂《名镇名村志》,一些地方已先行自发编纂、出版了一批村志。在山西省2.8万余个行政村中,目前有500余个村编纂了村志。

农民自己动手编纂村志的事实表明他们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希望通过修志来为自己定位,也借此总结经验,探索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不可否认,编修村志是保存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料的最佳载体,不少关于历史文化、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民风民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皆录于志,优劣兼记,真实客观。从方志功能来说,村志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举凡述、志、记、传、图、表、录等皆可运用,其中就有对村庄历史衍变、物质文化、村民文化及谱牒文化的重点记载。如果记述到位的话,一志在手,便可对村落文化起到“一目了然”的作用,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轻估。

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东南地区农村中的“村志现象”甚为关注,关注的焦点就是村志对村民世系表的收录。1994年出版的《河头村志》中,便出现村民世系表这种形式,它把本村村民从主姓吕氏直到只有一户人的贾氏,从明初最早定居河头,迄今已传23代的吕家直到公社化时代才入居该村的戴、潘等姓,不分男女,人人入谱,而且各姓氏不分大小,一律以始居河头者为世系之源,废止了传统族谱乱攀远祖以显其贵的陋习。

族谱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是维系农民血缘关系的纽带。目前已经编出的每一部村志,都渗透着质朴的乡民亲情,这些往往为专业史学著作所欠缺。村民之间往往有着复杂的血缘关系,有比城市要紧密得多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几乎人人互相知根知底,因而叙史真切实在,一般少隐讳和曲笔,修志的目的非常明确,全在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先辈创业之艰难,务求发扬光大。

村志是最好的乡土文化教材

目前已经出版和正在编纂的村志一般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本村的历史文化都有根有据地追溯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村志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在寻根问祖、追踪访亲中已经起到并正在起着巨大的作用。例如,福建南安的《翁山谱志》追溯到了宋朝,浙江江山的《白沙村志》追溯到了明洪武年间。试想,假如我国几十万个行政村都理清了自己的文化历史,这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同时也可以预料,村志所记的在今天看来十分常见的日常生活资料,将来很可能就是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瑰宝”。其二,成为有说服力的地方教科书。村志最大的特点就是贴近、详实、鲜活,尤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从经济到文化,从生产到生活,从风情到民俗,无不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作为乡村“一方之全史”的村志,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好乡土教材,所谓“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

村志的编修也可广为发掘和传承地方文化。如地处湖北省保康县南部边陲的店垭镇格栏坪村在编修村志时,就发现了楚文化、西汉文化、三国文化和明清文化的重要线索。河北省永年县龙泉村村民赵毓志等人在为编纂《龙泉村志》搜集史料时,发现了一本已有120余年历史的光绪庚寅年(1890年)科考考卷。

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村史的微观入手,其实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的基础。今日提倡编纂村志,实际上等于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做了一次深刻、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个案分析,村志的集合可以说是最全面、最系统的国情、地情调查。


(编辑: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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