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信仰核心元素之一的民间信仰，在改革开放以来，其被渐次剥去或是自然抖落覆于自身之上的“污名”之后，慢慢地又回到了文化建设的视野，蓬蓬然复兴于乡间社会。特别是近年来，各地大大小小的民间信仰入选各级非遗名录，其浩大之势，一日胜似一日。

　　其实，民间信仰作为草根文化的载体之一，在现代化进程中历尽了坎坷。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历史时期，民间信仰被激情澎湃的民众视为封建迷信、传统糟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世易时移，每每处于风口浪尖的民间信仰，自改革开放后渐渐被拨乱反正，从封建迷信、糟粕垃圾，逐渐恢复其本来面貌，有些甚至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比如妈祖信俗。

　　眼下民间信仰头顶的帽子，其形越来越靓丽，派头十足、分量益重。从各级官员到普通民众，对其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各地的民间信仰纷纷入选各级非遗名录。通过这样的申报方式，民间信仰本身获得了合法性，对于管理部门而言，可以依法实行更为行之有效的管理。究其初衷，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当今文化产业化浪潮下，在日盛一日的香火经济之中，有些地方由于操作不当，往往是腰包鼓了、文化空了。这既不是非遗保护的初衷，更不是非遗保护的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极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具体于民间信仰而言，一旦被过度商业化和市场化了，其信仰内核就会随之一步步被弱化或是被异化，而民间信仰实为草根民众之神圣的非宗教表达，它所承载的是草根社会群体的精神寄托。一旦被弱化或异化，那么草根社会、庶民百姓之精神寄托还有何枝可依？

　　实际上，民间信仰是民间社会中的信仰模式。传统的民间信仰具有“社”与“会”的特点，“社”与“会”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或主持信仰的祭祀活动与民间寺庙的维修等。这种民间信仰的“会社”是自我建设起来的社会基础或民间信仰共同体，也可以叫做民间信仰组织或民间信仰团体。它既具有自愿性，同时又具有组织强制性。尤其是在乡村社会之中，人们会按照以信仰为主要纽带组成的“会社”的基本要求，一村一社，全体村民加入，因为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或攘除瘟疫等与一定区域内所有居民的利害都有关系，因此人人有份、个个有责。就民间信仰的仪式专家或香头而言，这种以地缘性为中心的民间信仰“会社”，一般会与传统乡村行政组织在范围、人员上大体重叠。其中的社首、会首、社长、甲首等，往往是由乡村政权的负责人担任。由此可以看出，民间信仰共同体或民间信仰组织有整合地方社会、规范乡村伦理等层面的基本功能。民间信仰共同体不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信仰仪式或祭祀活动，而且增强了人们的地方认同感，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维护着基层社会的合理秩序。不同地方、不同群体、不同乡村，甚至是不同家族之间所信奉的民间信仰具有共同的利益，它们能够构成那种以民间信仰为基本凝聚形式的社会规范，实践着人类社群、底层社会伦理的稳定或交往状态。

　　同时，民间信仰也是一种民间叙事形式。通过这种叙事，人们能够基于民间信仰而建立起乡村社会的基本共识，体味出人之为人、神之为神、社会之为社会的共同价值纽带。在这种共同的信仰方式之中，民间社会才能被看见，借助于民间信仰的实践与表达方式，呈现出一个底层社会、人际交往、善恶规范的运作形式。

　　此外，民间信仰的构成与实践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社会的“公共知识”，进而它又可以为社会各个成员提供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它能够超越成员个体的直观经验，超越具体的时空感受。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民间信仰亦能成为底层社会、草根社会、百姓社会的社会信仰。

　　因此，在民间信仰的非遗保护进程中，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开发或是利用都应慎之又慎。民间信仰不同于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类别的非遗项目，它的核心层面是人事、是精神，精神层面的东西又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它需要更多的善待。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言：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遗，重在加强保护、保存工作，保护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

　　能够拥有皇冠，总归是好的，但是也要审慎，如若所施过多过重，强力之下，会压断了脊梁、扭曲了灵魂，恐怕就得不偿失了。

　　（李向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高，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