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曾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尤其在明清之际，书场遍及城乡各地，听人说书成为普通民众最主要的娱乐形式之一，一大批职业、半职业说书艺人亦随之而起，构成一个特殊职业群体。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民众文化娱乐生活的日渐丰富，传统说书艺术受到巨大冲击，而近些年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又使说书艺人看到了一线曙光。面对机遇和挑战，广大民间说书艺人是如何进行调整与应对的呢？

　　从2010年初开始，因承担文化部节日志项目《中国节日志·胡集书会》的原因，由笔者带领的调查小组对山东省惠民县胡集书会做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胡集书会是我国现存两大传统书会之一，每逢书会，四面八方的说书艺人从各地纷至沓来，散布于以胡集镇为中心的周边五六十里范围的村庄内摆场说书。调查期间，调查组除对胡集书会本身的传统及程式做了细致了解外，还对诸多参会艺人的从业经历、当下境况、思想情感等方面做了访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民间艺人，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工作岗位与固定收入的说书艺人，各职业演出团体或政府文化部门演艺职工不包括在内。这些艺人来源地域范围大体以鲁北及冀东南为主，同时涉及辽宁、内蒙古、江西、湖南等地，因此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与代表性。

　　放弃说书或转为副业：艺人的职业转变与积极应对

　　说书在过去虽属“下九流”，但作为一个行业而言，相对于农业生产，收入还是不错的，因此也催生了大量以说书为主业的民间职业说书艺人。他们身份虽为农民，却只在农忙时回家帮忙生产，说书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走街串巷或赶集卖场，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定说书区域与游走路线（俗称“踩地”），常年在这些地方卖艺说书。

　　90年代以后，说书业风光不再。首先是演出市场日益萎缩，其次是听书人群大量流失且日益老龄化。曾经几百人围观的盛况已成为历史，现在每场能有三四十人观看已属难得，艺人收入自然大为降低，说书已无法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这导致专职民间艺人数量大大降低。据2009年一份针对胡集书会艺人的调查显示，与会专职艺人的数量只占艺人总数的12.5%。但必须注意的是，参加胡集书会的艺人并非全为民间艺人，还有许多来自各地曲艺团体及文化部门的专职演职人员。若去掉他们，则12.5%专职艺人中真正是民间艺人的其实寥寥无几。据多方调查，在2010年、2011年参加胡集书会的100多位民间艺人中，目前仍以说书为主业的不超过5人。

　　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民间说书艺人，为养家糊口纷纷将说书由主业转变为副业，有的彻底结束了自己的说书生涯，主要是那些年龄大的艺人，如山东阳信毛竹板艺人张义兴（1924年生）、木板大鼓艺人李荣德（1934年生）等。有的艺人干起了别的营生，如河北盐山竹板书艺人张玉良替人安装暖气，山东阳信毛竹板艺人劳玉山干起了五金生意，劳玉山的师兄李鸿儒则卖起了老豆腐。有的艺人则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做起了与表演有关的行业。如山东阳信毛竹板艺人张珠峰就利用自己在走街串巷表演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在县城开了家庆典公司。 相比之下，山东平原木板大鼓艺人马士海则更为原生态一些，仍旧坚持自己的传统木板大鼓表演，只是演出场合与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他的具体方式是与一家粮油店合作，到以前自己的“踩地”区域内促销粮油。每到一地，马士海就摆好书摊、架起书鼓开场说书，吸引民众前来听书，然后再向他们促销粮油。听书完全免费，粮油购买亦全凭民众个人意愿。有时在一个村里一说就是两个月，时间一长买东西的自然也就多了，然后他再从销售收入中提成，用马士海自己的话说“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正是依靠此法，马士海每年仍能有200场以上的演出，只是说书已变成一种促销手段。

　　对这些说了半辈子书的艺人来说，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割舍不下对说书的热爱，很多艺人都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演出机会。为传承说书艺术、扩大影响力、增加演出机会，一些民间说书艺人还自发成立了团体组织，在这方面以山东阳信艺人最具代表性。2009年农历十一月，在阳信县文化局的支持下，他们以李鸿儒、万风亭等14位艺人为主体成立了阳信县鼓书院，由县文化馆周馆长任鼓书院院长，具体工作则由相对年轻且人际交往广泛的张珠峰负责。鼓书院并非实体组织，各位成员平时仍主要忙于自己的事务，只在有演出时才临时聚集，以鼓书院的名义参加演出。如2010年、2011年的胡集书会，鼓书院就作为一个整体而参加，每位成员胸前都挂着印有自己照片的“阳信县鼓书院”的牌子，既声势浩大，又显得有组织。而鼓书院一成立，就获得了一个“大业务”，即到各乡镇敬老院说书“送温暖”，由当地文化局支付说书报酬。

　　学徒大龄化与“对内挖潜”：技艺传承的断裂与调整

　　作为一个行业，说书的存在归根到底是市场需求的结果，而说书人与说书技艺的代代传承则为此提供了群体与技艺保证。在说书行内部，有一套严格的拜师、学艺与出师规矩与仪式。按传统规矩，一位说书艺人要想在江湖上立足并摆场卖书，就必须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不然就会被其他艺人“卸家伙”，赶出说书场地。而对成名艺人来说，能通过收徒将自己的技艺传承下去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虽然说书地位低下，但好歹也是一种谋生技艺，因此总会有人投身到这一行里来。不过这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说书确实能成为一门谋生手艺才行。90年代之前，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之后，以说书为谋生手段越来越不可能，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传承发生断裂。这一点，对比80年代与2006年以后胡集书会历年参会艺人的年龄段分布即可明显看出来。

　　调查显示，1987年艺人的年龄段分布总体比较均匀，以31岁至50岁的艺人为主体，而20岁以下的艺人也占有较高比例。而2006年至2009年，51岁至70岁的艺人占绝对多数，比如2007年该年龄段艺人占总数的80%。2010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虽然50岁以上的艺人仍占主导地位，但中青年艺人的比例大大提高。之所以出现这一趋势，是因为胡集书会组委会采取了广邀全国各地艺人的政策，使许多从事相声等行业的年轻演员参与进来。另外就是越来越多的老艺人带自己的子女为搭档来参加胡集书会。不过还是可以发现，30岁以下的艺人比例极低。

　　目前的艺人年龄段分布说明，传统说书技艺传承已发生明显断裂。当然，技艺传承发生断裂并不代表就完全收不到徒弟，只是这种收徒与以前相比，不管在形式还是性质上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越来越出现大龄化趋势。传统说书行拜师学艺一般从十几岁开始，因为年龄小可塑性强，但现在发生了巨大改变，30多岁的中青年日益成为学艺的主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早已有饭碗而不用愁生计问题。如李鸿儒的徒弟宋宝军，1971年生，是一名医生；另一名徒弟赵志国，1977年生，做小生意。与以前学徒不同的是，大龄学徒们拜师学艺并非为谋一技之长，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或工作需要。另外，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业，因此也不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说书上，只能隔三差五到老师家中学习一次，很多人往往学上一年半载就不再继续学习了。

　　第二个趋势是越来越由外而内，即出自艺人家庭内部的学徒越来越多。虽然以前确实有很多艺人子女因从小耳濡目染走上了从艺之路，先跟随自己的父母学习说唱技艺，然后再拜一位成名艺人为师（传统说书行有不能以父母为师的规矩），但总体而言，仍以来自艺人家庭之外的学徒为多。但90年代之后，由于拜师学艺的越来越少，很多老艺人不得不“对内挖潜”。如滨州东路大鼓艺人周金山，因东路大鼓面临失传，不得已只好培养自己的儿女周艳杰、周艳霞为演出搭档。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胡集书会出现越来越多父子、父女或祖孙档的主要原因。以2010年为例，这种组合共7档，占下村艺人总档数的1/7。而2008年以后，几位出现在胡集书会并被安排下村表演的20岁以下艺人，均为艺人后辈。

　　不管大龄学徒还是“对内挖潜”，由于并非以掌握一门谋生技艺为主要目的，因此在收徒、授徒等传统习俗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传统拜师仪式消失，事先托人介绍或打个招呼，然后大家一起吃顿饭，就算明确了师徒关系。其次，在授业方式上，也不再遵循以前那种“严师出高徒”的方式，变得更为随意，在此种状态下培养出来的艺人水平自然很难保证。

　　非遗保护带来书会复兴之势：是发展契机还是回光返照

　　近年来，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使本已式微的传统曲艺重又受到各级政府及民众的注意，这给处于寒冬中的传统曲艺及民间艺人带来了丝丝春意。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自2006年胡集书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胡集镇政府采取了“群众听书、政府买单”的举措，书价完全由政府支付，同时亦采取了广邀全国各地艺人参会的措施。这使胡集书会重现繁荣之势，近两年参会艺人均达到200人左右。而在此之前，最少的时候如2004年只有几档、十几位艺人。更为重要的是，胡集书会的繁荣与兴旺，又带动了鲁北、冀东南等周边地区民间艺人的说书热情。由于来了之后就能被安排下村并获得一笔不菲收入，许多艺人重又敲起书鼓说起书来。

　　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加大了对传统曲艺及民间艺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民间说书艺人被采访与报道。艺人们的演出机会也增加了，各地各种文艺演出、非遗汇演、巡回义演等，都开始出现民间说书艺人的身影。

　　非遗保护使许多民间艺人看到了出路与希望，因此，许多艺人都迫切希望自己所表演的曲种能列入各级非遗名录，并为之奔走。在他们看来，所从事的曲种被列入非遗名录，从小处来说，能更好地拓宽自己的演出市场、提高经济收入；从大处来说，能将本曲种从当前这种不景气的情势下挽救出来。因为列为非遗项目，也就等于正式获得了政府的承认与支持，因而就会有资金开展收徒传艺等一系列相关活动。

　　传承人申报与评选工作也颇受艺人关注。近几年参加胡集书会的民间艺人中，就有一些是各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自己技艺与声望的最好证明，能让自己更好地生存下去。因此访谈过程中，这些艺人在介绍自己时都会极力强调自己的传承人身份，而那些普通艺人对这一称号则是心向往之。

　　虽然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传统说书艺术出现了复兴的势头，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说书业及整个艺人群体的生存困境。所以当被问及“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你们老艺人了，高兴吗”这一问题时，山东阳信老艺人万风亭回答说：“我不怎么高兴，因为我们农民啊就是讲个实在，那些花花哨子没用，不能让我们多卖两个钱。”

　　说到底，当前传统说书业的根本困境是由市场造成的。陈旧的演出形式、缓慢的表演节奏，已无法适应当前广大民众的娱乐需求。因此，若不对说书的内容与形式进行创新与改变，传统说书业终究有一天会成为历史。正如山东邹平年轻艺人曲庆涛说的那样：“如果曲艺不改革，最终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现在的胡集书会就是鲁北地区曲艺的一种回光返照，你说现在这些老艺人还有几个带徒弟的，10年、20年后，谁还来胡集唱？没有新生力量，后面谁来挑大梁？”面对这些发问，我们又该怎样回答、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