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漫产业转型升级是趋势

　　2012年，可谓是动漫产业转型升级的元年。这一年，杭州率先提出了动漫企业不是越多越好，分钟数也不是主要指标。

　　而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国家新闻广电总局清晰地亮出了自己的导向，不再公布分钟数排序，而是将评优推优放在首位，并引入了重播率等指标。——中国国际动漫节真正成为了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与十年前杭州市动漫独占鳌头的情况不同，如今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势头迅猛。北京成立了国内动漫行业唯一央企——中国动漫集团，依靠龙头企业助推产业升级；上海引进了迪士尼、梦工场等国际著名动漫企业，借梯登高、借船出海，占据发展制高点；广州奥飞动漫成为业内最早上市的动漫公司，收购了国内动漫第一品牌“喜羊羊”，促进了产业融合；深圳最具实力的华强动漫创作的《熊出没》近期风靡全国，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无论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是城市竞争的需要，产业发展要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已经成为行业共识。陈卫强认为，2003年至今，动漫产业历经十年发展，起步阶段重视“量”的积累，是必须的，也是有效果的。动漫产业犹如一架飞机进行了漫长的助跑，转型升级就是腾飞，不腾飞这架飞机就要冲出跑道。陈卫强说：“20多万分钟的动画年产量如果没有质量保证，生产出来的那一天就被打入冷宫，束之高阁，那就成了文化垃圾，我们不能鼓励生产文化垃圾。”

　动漫产业转型升级是期待

　　每年中国国际动漫节，主会场内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孩子们满载而归的笑脸，折射出人们对动漫的无限热爱。然而，人们对于国产动漫的热情远没有对日本漫画和好莱坞动画电影那么高涨。动漫节国际展区，日本集英社的展位一直排着长长的队伍，为了一张《航海王》漫画的复制画，许多年轻人愿意花光自己的零用钱。而好莱坞动画大片《疯狂原始人》、《功夫熊猫》更容易在中国市场上获得过亿的票房。

　　“为什么优秀的动漫作品有如此魔力？因为动漫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产业，它更是一种童年和童心的延续。”陈卫强说，“动漫是一门无国界差别的艺术，它超越了文化的鸿沟，用想象诠释思想。当前火爆的动漫产业和市场背后，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消费和精神追求，也是人们对于国产动漫转型升级之后提供更多优秀作品的渴望。”

　　在今年第九届动漫节上，迪士尼大中华区创意副总裁凯文·盖格说，1937年，当迪士尼的第一部动画长篇《白雪公主》诞生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另一个国家也在制作一部长篇动画，那就是中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铁扇公主》。

　　当《功夫熊猫》、《阿凡达》、《马达加斯加》风靡国际动画影坛之时，人们也许会淡忘《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猴子捞月》的身影，也许不再追捧黑猫警长、孙悟空、阿凡提的形象。然而，这些在20世纪中国独特的剪纸动画、水墨动画、木偶动画，被国际动漫界公认为“中国学派”，并屡获国际大奖。陈卫强说，“中国动漫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曾有过辉煌的成绩。这是中国动画的骄傲，更激励中国动画人的奋发图强，加快转型升级，培育动漫人才，重塑民族动画精品，这是历史的期待。”

　动漫产业转型升级更是使命

　　推动动漫产业转型升级，政府责无旁贷。陈卫强说，我们将从三方面着手积极推进：

　　一是对产业扶持政策作出调整。尤其是对动画片在电视台播出的分钟数奖励政策提高了奖励门槛，不鼓励做得多，而是奖励做得好。动画片不再是集数越多奖励越多，也不是任何频道播出都能获得奖励。只有在央视和卡通上星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动画片才有奖励资格，同时对那些收视率高、重复播出的优秀动画片给予再奖励。新的扶持政策还针对产业发展现状，对手机动漫、动画电影、动漫舞台剧等给予积极扶持，调整政策将于近期出台。

　　二是弘扬真善美的主旋律。陈卫强认为，动漫最大的产品不是某一部动画电影或是电视动画片，而是其价值观。我们鼓励创作弘扬真善美的动漫作品，传递出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的价值观。近年来，政府大力发展动漫产业，不仅是为了振兴本国的动漫产业，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维护国家安全，保证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是积极为企业创造条件提供服务。杭州市节展办连续六年组织杭州企业参展法国戛纳电视节等国际知名展会，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面向全国举办声优大赛，发掘配音人才，并与浙江传媒学院共同建立配音人才库，为企业服务；今年暑期，杭州市节展办协助博采传媒共同做好动画电影《昆塔：盒子总动员》的宣传发行工作，组织“看杭产动画，过快乐暑假”等第二课堂活动，在新闻宣传、院线推广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不久前召开的杭州动漫协会大会上，与杭州银行文创支行（筹）、杭州市律师协会、市文联西湖青年编剧联盟、市科委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为企业提供投融资、版权保护、动画编剧、科技指导等多方位的服务。

　　陈卫强说：“动漫不是一个能立竿见影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一场持久战。市场有时候不讲理，甚至讲歪理，我们既要迎合它，更要引导它。市场能解决的就不要用行政手段，行政能解决的就不要用法律手段。通过制度创新来进一步释放生产力，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课题，更是我们肩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