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伟人传记电影导演”，丁荫楠先生的《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相伴永远》《鲁迅》《启功》，将一个个中国近代伟人、文化名人的精神风采、传奇故事在银幕上艺术地、审美地呈现，在他的镜头里重现、凸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的脊梁。

　　丁荫楠先生曾经说过:“电影不断被我发现”“我和你，心连心，都是电影人……”这是他的艺术初心，也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艺术追求、艺术实践。

　　笔者与丁荫楠先生是忘年交，尤其是我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转岗到中国影协工作后交往比较频繁，越来越随意。他让我叫他“老丁”，但我从来不敢造次，一直叫他“丁导或者丁老”。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出版丁荫楠先生的一本新书《莫思量自难忘》，他当面嘱咐我给他的书写序。我无法推脱，但心里一直犯嘀咕，迟迟也没有动笔。再后来丁荫楠先生不断催促我，思考再三，最终决定还是以一个电影批评者的身份写几句话。

　　丁荫楠，天津人，自称“我就是一个纯粹的导演”。毫无疑问，丁荫楠先生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群体杰出的代表人物、中国最优秀的人物传记片导演。1979年，新时期伊始，丁荫楠先生与胡柄榴先生合作的《春雨潇潇》问世。这部反映1976年“四五运动”的诗意电影，让人们在同类题材的电影中初步领略了他在情感描写、诗意呈现方面的才华，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荣获文化部青年创作奖。不过，确立丁荫楠先生在中国第四代导演地位的作品则是1982年完成的《逆光》。笔者第一次看《逆光》，就被电影中随处可见在电影语言、叙事形式方面的大胆尝试、探索所震惊，该片荣获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认知一个导演，一般情况下都是从他导演的作品开始。笔者与丁荫楠先生的“神交”，就是他早期的《春雨潇潇》《逆光》《他在特区》几部影片。不过，更大的震惊来自1986年丁荫楠先生导演的影片《孙中山》。笔者看完影片后，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以《“巨片”意识与“巨片”创作》为题写成4000多字的评论文章，寄给当时的《文汇电影时报》。那时，《文汇电影时报》的编辑部主任就是现任中国影协副主席的任仲伦先生，该报以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文章（据任仲伦先生后来告诉我，文章一字未改）。文中写道：影片《孙中山》“以史诗般的规模，概括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和心路历程。《孙中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是一部真正在巨片意识指导下拍摄出来的巨片，导演吸收了中国史学与哲学界对孙中山这一伟大人物及他所活动的历史做出的哲学和文化沉思的成果，用导演自己的话说就是：‘从人类发展史、中国社会史及哲学史的高度来确立影片的基点，来认识孙先生的伟业、思想、人格和从他诞生到逝世整个人生的存在价值。’正是以对历史进行俯视并作哲学和文化思考的宏观视野和气魄，影片强化了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先驱者”的“超前性”：在历史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他走到了民众及其战友和助手们的前面，助手、战友们的死亡或背叛当在其次，民众的不觉醒更加残酷地撕裂着他那痛苦和孤独的心灵。这种痛苦和孤独是超常的，它构成了孙中山一生的悲剧性，也构成了他的伟大。”……从整体的艺术和制作水平上看，表演、摄影、美工、剪辑、音响等艺术部门有机统一和融合形成了一体化、整体化的媒介手段，形成了一种恣意驰骋、气度超凡的艺术风格，不仅获得了完全的电影化效果，而且也获得了巨片所特有的艺术效果。在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孙中山》荣获最佳故事片奖，以及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最佳音乐、最佳剪辑、最佳服装、最佳道具8个单项奖，保持着迄今为止单部影片获9项金鸡奖的纪录。

电影《周恩来》剧照

　　1991年，丁荫楠先生导演了名垂青史的人物传记片《周恩来》。影片以周恩来晚年生活为主，以周恩来的主观情绪为线索，采用现实与闪回并叙的方法，叙述了周恩来生命中最后10年风雨交加的心路经历。1986年拍摄《孙中山》时，丁荫楠先生的定位是“我心中的孙中山”；而到了1991年拍摄《周恩来》的时候，丁荫楠先生的定位则是“人民心中的周恩来”。丁荫楠先生心里非常清楚，影片《周恩来》必须与亿万人民对周恩来的印象和想象产生共鸣才能成功。可见，艺术初心与最终的艺术效果往往是统一的。众所周知，当年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末代皇帝》的时候，被特许在故宫内实景拍摄。影片《周恩来》经过剧组尤其是丁荫楠先生的不懈努力，也被获准进入中南海等处实景拍摄；大量实景拍摄的镜头使得影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真实质感，也赢得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和追捧。数据显示，1991年的电影票价仅为两元；而影片《周恩来》获得了高达2亿7千万元的票房收入，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邓小平》作为丁荫楠“十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他的创作初心、创作初衷“就是领袖人性化、人情人性化、政治人性化”（丁荫楠先生语）。其实早在1992年，丁荫楠就有了创作拍摄影片《邓小平》的念头；到2000年，剧本数易其稿，经过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反复修改。《邓小平》拍摄中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得以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邓宅、毛主席纪念堂、故宫、中组部办公楼等地点实景拍摄。据丁荫楠先生对笔者的介绍，最不容易的还是在天安门城楼的实拍。城楼上挂灯笼就费了很大周折——因为只有重大节日才挂灯笼，平时挂灯笼容易引起外界的猜测。200多辆小汽车停在天安门北面，上千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再现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时邓小平阅兵的场面。卢奇饰演的邓小平登上城楼，向群众挥手，广场上欢声雷动，营造出一个无比磅礴的气场。影片《邓小平》完成后，丁荫楠想要出一本书，托人约请我写一篇评论文章。当时，笔者对影片《邓小平》的完成度有自己的看法，觉得影片没有描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居然婉拒了丁荫楠先生的约请。后来通过与丁荫楠先生的交往交谈，更多地了解到了丁荫楠先生拍摄影片《邓小平》的种种限制、种种苦衷，才发现自己是“年轻气盛”。事实上，在中国创作拍摄人物传记片尤其是领袖人物传记片，恐怕不只是一般人所了解的“戴着镣铐跳舞”，而一定是“戴着多种多样的镣铐跳舞”，“谁解其中味”永远是一个问题，知音难寻，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2005年完成的影片《鲁迅》体现了丁荫楠作品的双重转型：一是人物传记片从政治人物向文化人物的转型，二是作品本身从对革命主题关注向对文化主题关注的转型。2017年，丁荫楠、丁震父子历经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终于完成了影片《启功》，其诗意与纪实并重的风格再次为中国电影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在《当代电影》杂志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永不逝去的宗师之气——评丁荫楠导演的新作〈启功〉》，称赞影片是一次“将中国传统文化搬上大银幕的有益尝试”。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伟人传记电影导演”，丁荫楠先生的《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相伴永远》《鲁迅》《启功》，将一个个中国近代伟人、文化名人的精神风采、传奇故事在银幕上艺术地、审美地呈现，在他的镜头里重现、凸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的脊梁。除此之外，丁荫楠导演的其他作品还有《他在特区》（1983年）、《电影人》（1988年）、《黄连·厚朴》（1998年）、《左利军》（2011年）、《重生》（30集电视连续剧，2011年）等。他是一位具有浓厚民族精神情结的中国第四代导演，始终保持独立的电影品格和艺术追求,是一位坚持艺术初心、坚守艺术良心、孜孜不倦探索电影诗性之美的艺术家。在2005年国家隆重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系列活动中，丁荫楠导演获得全国只有50名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亲切接见……

　　丁荫楠先生曾经说过：“电影不断被我发现”“我和你，心连心，都是电影人……”这是他的艺术初心，也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艺术追求、艺术实践。笔者也曾经深有感触地写道：“这是一个人文精神和艺术电影式微的年代，这是一个迷恋粘贴各种概念、被利益驱动的电影商业语境。在这个年代，回望中国电影的第四代，更像是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那些曾以艺术价值为主要诉求，固守理想与激情，以温润醇厚为文化品格的“共和国一代”影像，已经多成为光影记忆。然而，即便是踏入花甲之年，他们之中，也仍有人坚持着艺术创作，建构中国电影人文精神、传承艺术品格——譬如丁荫楠导演。”那么，丁荫楠先生为什么有这样的坚持、坚守呢？丁荫楠1938年出生于天津，幼年家族没落，没能好好上学，却自小喜欢看戏、看电影。他的母亲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曾是邓颖超的同学。1956年，丁荫楠经亲戚介绍来到北京进入医院当化验员。这期间他接触了各种舞台剧，眼界为之大开，从此对舞台的迷恋一发而不可收。1961年,他同时接到解放军总政话剧团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一位前辈的点拨令他顿悟：“电影不也是戏吗？它可比戏剧还有戏呢！”这使他下决心跳下舞台，在电影天地里延续他的戏剧理想。就这样，他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电影学院，地址就在现在北京市海淀区小西天文慧园路三号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笔者曾经供职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28年，据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生部的二层红楼就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宿舍楼，第四代导演的重要人物吴贻弓、丁荫楠、郑洞天等，都曾经住过。笔者有时候坐在二层红楼的办公室，或者是在二层红楼边上散步，都不由自主地想象他们当年是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的，是怀着怎样的艺术初心，又是如何艺术地坚持、坚守？当然，笔者不可能得到答案，因为答案只在丁荫楠们的心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丁荫楠们的精神必须一代接一代永远传承、发扬光大，并且实现现代化转换、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