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的姐姐》剧照 

　　一般而言，在特定档期内上映的影片往往会为了契合时间节点的整体氛围，在内容上进行诸般改写，以求吸引特定人群进入影院。近年，贺岁档、春节档、国庆档已成为中国电影市场最具特色、票房号召能力最强的档期。但谁也不会料想到，清明节这一用来祭祀先祖，充满哀氛的礼俗之节，在2021年与“档期”忽然遭遇，上映了一部“应景”之片：从片头处车毁人亡的车祸事故，到片中在灵堂前以“打麻将”来追悼逝者的丧俗表现，再到各个段落中反复出现的墓地、祭扫等场景的展现——这就是清明假期上映的影片《我的姐姐》。

　　然而，在影片上映后的数日，鲜见有人讨论关于《我的姐姐》内容层面深度融合以及开发“清明档”的“壮举”和意义，舆论反而在“姐姐是否应该将弟弟送至领养家庭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话题领域中争论不休。但可以想见的是，若片中的主人公不是作为女性的姐姐，而是作为男性的哥哥的话，未必会引起这场近乎针锋相对的讨论。就创作者而言，影片已经用片末处姐弟二人追逐时的笑颜给出了答案，但是舆论并不买账。就此，我们事实上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递进层次的问题来试图追溯这场争论的缘起，即观众对银幕女性形象心理期待的起点与边界何在？社会究竟又在期待何种理想的女性形象？

　　回溯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电影史，我们可以在各个时期的银幕上看到林林总总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善于扮演“交际小花”的殷明珠，有“悲旦明星”之谓的王汉伦，故事中总是命途多舛的阮玲玉和充满向上气氛和“健美”审美的黎莉莉、王人美等；改革开放之后，张瑜蜻蜓点水般的“银幕初吻”令人印象深刻，巩俐在鲜红灯笼下目光涣散的双瞳则教人扼腕……她们所塑造的角色共同点在于，无论她们是受到束缚还是挣脱了捆绑，这些人物都站在一种类似于“旧礼教”的对立面上，张瑜当时在片中的对白“都说孔夫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我看他还活在你心里”已是惊世骇俗般的存在，她本人也立刻成为了“独立女性”的象征图腾。近年，像《妈阁是座城》 《送我上青云》《少年的你》中的“独立女性”所做的选择则更多的是为了追求自身的人生价值，离开了与传统直接对话的场域，展现了她们颇具现代性的一面，也获得了大多数观众的谅解与共情。然而，张子枫在《我的姐姐》中也显然已呈现出了一个“独立女性”的基本轮廓：干练的外表、刚健的性格、敢与上司叫板、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在成都有一套房……即便有来自父系和母系长辈的压力也只是间接的，影片后半段几乎所有的重要选择也都是她自主决定的。那么，为何观众们对《我的姐姐》中姐姐安然的行为和选择未能达成共识呢？

　　关于当代的女性主义思潮，我们或可从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所提倡的“性别表演论”中窥见端倪，她的这一倡导也成为“酷儿理论”的缘起。简而言之，这一理论将性别概念以“为保持性别前后一致性的约束性实践，从而产生并被强制加诸其身的扮演模式”进行了圈定，即性别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行为模式”，性别身份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以具有实体的主体来建构的，而是沿着某种意识形态“建构的表演模式”，是主体在“表演”性别。当然，将性别看成是一种社会决定的产物并非巴特勒的创见，更早的社会建构论女性主义者们已将其付诸实践于社会生活领域。但是“性别表演论”，提供了“表演”的主体沿着社会规范进行“性别表演”的理论模型，因此主体在这个“性别表演”过程中有可能超乎边界，即打破社会规范所圈定的表演区域；也有可能由于“表演”的失误或者失败从而与社会规范的边界产生距离与裂隙。因此，当主体处于边界之外或裂隙之中，一种通过重返“她者”的主体重建就产生了，“性别表演”也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影片中，安然的目标不仅仅在于追求她的人生价值，她周遭的家庭环境（父母双亡、逆反其他生活陷入困境的长辈）与她的个人状态（负气辞职、与男友分手、不得不抚养弟弟）亦都处于一种脱序的、混乱的情形之中，她对抚平这些矛盾的“义务”不屑一顾。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看作安然这一主体颇具必然性地在社会规范（家庭伦理、亲情）的边缘上游荡，或者与那条理应贴近这个边缘的渐近线渐行渐远。因此，由于姐姐这个主体得以“重建”，舆论的争议自然而然就在边缘与主体间的裂隙中产生。如果这是一部艺术性或者实验性较强的影片，可能会由于公众的读解无法到达而沉寂，但是影片商业类型的外衣与现实题材的内核恰巧击准了社会的痛点，这一争议的扩散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影片中颇具意味的一个场景，是姑姑将一组失掉了底座的套娃重新组装回去，她默念着俄语怀念自己逝去的青春岁月，感慨她支离破碎的人生，并且接受了安然前往北京考研以及放弃抚养弟弟的选择。她们离开后，阳光从窗户中照进房间，照亮了那个没有底座的套娃的笑脸。编导者在此意欲强调的是，应该把女人天生就该生育、抚育下一代的观念，从社会规范的内涵中解放出来。也正是因此，片末的安然重拾抚养弟弟的“义务”，使其逃离领养家庭的结局，才会令人感叹吧。这虽是存在于影片内部的矛盾，但也是当今时代，某些观念仍在传统至现代的旅途中艰难转捩的深刻体现。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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