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山西襄汾人，文艺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摘要：
搜集整理是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关涉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从北京大学征集歌谣运动开始，有关民间文学的搜集、编选、写定就进入了民间文学研究者视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民间文学在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表现出新的特质。董均伦对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从延安时期开始，他遵循“为人民的文艺”的指导思想，注重文艺实践，将民间文艺视为人民生活的同时，注重作家的“加工”，希望这一“加工”能更好地传播民间文艺，同时也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他所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也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史上的典型个案，通过对他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历程进行还原性的历史分析，有助于推进对民间文学本土话语生成、嬗变的理解。
关键词：民间故事；搜集整理；董均伦；学术史
搜集整理是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基本问题之一。现代民间文学兴起于北京大学征集歌谣运动，《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简称“《简章》”）对搜集整理问题已有涉及，《简章》强调在搜集中“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关涉方言俗语、地方性知识处希望提供者能清晰注明。之后在民间文学发展中，由于社会革命、战争等影响，尤其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民间文学的编选、搜集都注重文本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所以就涉及“搜集什么”的问题，更牵涉搜集所得文本如何转化为“书面”形式即整理问题。“所谓‘整理’，是把流传在口头的民间故事，用文字将它固定下来，也就是从口传到文字的一个有别于一般创作的特殊的写定过程”。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问题随着文艺人民性的探索进一步深化，在民间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有关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争论。董均伦因在争论中与刘魁立就“记什么？如何记”的问题展开论辩在民间文学学术史上频频被提及，但似乎除了这一场域外，他更多处于“隐匿”状态，对其关注者甚少。董均伦的民间文学研究，尤其是他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我们只有对其进行还原性理解，将其研究尽可能复原到他所生活的年代、从事研究的缘起、推进研究的历史场域才能更好阐述他有关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笔者亦希望能通过对董均伦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研究，对困扰民间文学、影响民间文学理论与工作实践的搜集整理问题提供一个个案，为学界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有所助益。
一、“为人民的文艺”：董均伦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缘起
董均伦于1917年出生于山东威海市远遥村（今属山东威海环翠区孙家疃镇）。他早年就读私塾，后进入威海育华中学和烟台益文中学学习。中学期间，他醉心于国文，“后来读了鲁迅的东西，加上对旧社会的不满”，他又萌发了当一个新闻记者的愿望。1935 年，他到北平（今北京）投考外国语专科学校，在看到“更加黑暗的旧社会”之后，他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认为新闻记者不足以刻画社会的黑暗，必定要当一个“文学家”才行。因此，他除了读小说之外，还给报纸上“写点小文章”，“那些小文章虽然不像样，但是那个过程现在想起来还是需要的”。在“一二•九”运动中，董均伦目睹了现实的黑暗与惨烈，还接触到了《铁流》等进步书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开始有了朦胧的认识。此时，他认为自己“最大的缺陷”是“政治上不明确”，其出发点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写的东西也缺少“生命力”。
“七七事变”后，董均伦放弃学业，回到家乡烟台创办了进步刊物《流火》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但仅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1937年秋，董均伦辗转抵达香港，进入香港大学读书，彼时香港大学中国文史学系已经在许地山的主持下，确立了以“中国文学”（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国历史”（Chinese History）、“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三组课程为核心，再配合翻译（Translation Comparison）课程的基本格局。董均伦在学习中对许地山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感到失望，也对文学创作倍感迷惘。
1938年6月，董均伦从香港到了延安，随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学习。抗日军政大学“以培养抗日战争中坚强的军事政治干部为目的”，“不分党派、信仰、性别，能坚决献身民族解放战争者”皆可入学，“预科二个月，本科六个月”。
抗大毕业后，董均伦受组织任命，给来解放区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医生作过翻译，担任过留守兵团英文教师、部队文艺社及陕甘宁边区文协专业创作员《村童》是董均伦在学习《讲话》后创作的一篇文章，发表之后也引发了一些讨论。1942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麦播的《谈<村童>——就商于均伦同志》，文中认为《村童》所反映的内容及其观点均有可商榷之处。《村童》以八路军骑兵连的一次夜间突袭为题材，衬托出一个十三岁的“村童”如何英武、能干、机智、坚决。麦播认为董均伦在塑造“村童”这一形象的时候“把他的好处夸大得使人不能相信”，而连长和全连的战士在作者笔下仿佛都成了“不负责任的废物”。除了人物塑造上的问题之外，描写上也有一些不妥的地方，“例如战斗是在‘灰暗的夜色’里进行的——并没有说明有月光——但作者所写的却比白天还明亮”。“我”（作者）甚至可以看到那孩子的小手臂是“丰满”的；能看得出他赤脚的“肥硕”；看得见他眉毛的“闪动”与“飞舞”；看出他小圆脸的“紧张”“满头大汗”“泉似的汗水”，这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
在这一商榷与批评中，董均伦逐渐认识到文学创作“从生活出发”的重要性，在同丁玲、欧阳山、萧军、艾青、柯仲平等的接触中，他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如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并没有创作出很多“工农兵所喜欢的东西”，而是自我娱乐，“关门”提高。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的学生被称为学院派，专门读古典文学、外国文艺。而搞大众化工作的就被视为“低级”，鲁艺研究民间小调的张鲁就“不大被重视”，“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不去写工农兵，而写些身边琐事，和他个人的伤感的回忆”。
《讲话》建构了“人民性”文艺思想体系，延安文艺界在这一新的文艺思想的影响下，抱持着建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政治远景与文化构想，但是由于个人的学术渊源及具体实践的差异，他们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出不同面向。董均伦非常欣赏在延安成长起来的作家孔厥，正如他所言：孔厥是“运用陕北民间语言最成功的一个”，“他过去也没有住过文学院，相反地，在延安他老在乡下参加实际工作，可是他能够写出很好的东西”。据此，董均伦更加注重文艺实践，而不是注重学院经历，并进而提出“文艺（我所说的是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的生活，经过作家的加工而制成的”。我们要想了解董均伦的民间文艺研究，就不能忽略他这一理念，可以说他一生都在践行这一句话。
二、“以讲述为中心”：董均伦对民间故事的记录与改写
20 世纪 40 年代，解放区掀起了采录民间文艺并在其基础上创作文艺作品的热潮。《解放日报》《冀中导报》《冀热察导报》《中国人》等报纸上刊登了大量民间故事、传说、曲艺，其后，又陆续出版了《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地主和长工》《鸟王做寿》《刨元宝》等民间故事集。
1945 年，董均伦开始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刘志丹的故事”，这是目前所见他最早记录与改写的民间故事。1946年，董均伦的《刘志丹的故事》由大众书店出版，此书“记录了西北（陕甘宁边区）先烈们的代表——刘志丹同志的一些模范事迹”，柯仲平在该书“序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均伦写的“刘志丹故事”，算得人民文艺宝库中的一册，虽只是人民文艺海中的一点一滴，只写了伟大人民领袖的几个片段，但她是和我们非常亲切的，值得我们珍爱的！因此，我也就乐意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其实刘志丹的故事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就在陕甘宁边区广泛流传。1943年4月22日，“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在专员公署前举行公祭”。4月23日，《解放日报》刊载《刘志丹同志革命史略》一文，介绍了刘志丹的革命历程，从他入黄埔军校，再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和谢子长等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最终成为陕甘边区与红二十六军创造者，他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其后，又陆续刊载《刘志丹歌》《幼年的刘志丹》《请愿——刘志丹故事之一》《人民英雄刘志丹（唱本）》等。另外，1943年5月1日，刘志丹陵落成，“以营连为单位，举行纪念大会，由熟悉刘志丹烈士历史的同志报告他生平英勇斗争的光荣事迹，并由政治部编印有关刘志丹同志斗争历史的通俗读物”。为何当时已有大量“刘志丹故事”推出，却只有董均伦《刘志丹的故事》引起较大反响？分析他个人的阐述及阅读《刘志丹的故事》后，我们会发现，这主要得益于他对材料的处理。这一时期，董均伦特别注意在文学创作或搜集资料时，该如何处理材料的问题。如在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出版后，董均伦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记录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他对待材料“收集” 的观点是：
收集材料，应该抱着无限多，但是有了材料，怎样去处理它，怎样去写它，那就好比布料子放在裁缝的面前一样，有的裁缝裁得合身，有的就差些，这说明了技巧问题，但是不要紧，只要你学习，再学习，技巧是会逐渐提高的。
《刘志丹的故事》即是董均伦在大量关于刘志丹的材料中进行“裁剪”，最终选取了最能够凸显革命英勇精神的十二则故事。这些故事特别注重“讲述”，正如赵树理对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要求，即“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一样，董均伦在《刘志丹的故事》中也非常注重所撰写文本的可“讲述”性，如故事中的人物对话、描述性词汇都用陕北方言，力求忠实于民众口语。以《刘志丹永宁闹革命》为例，其中就用了“稀罕”“巴不得”“回转”等地方方言，当人们看到红军在破庙过夜时，人们便都跑过去，议论纷纷：
“我当是白军来了！”老乡们都笑起来说：“早知道是革命军，把门敞开来睡哩！”
“对嘛，革命军是替咱们穷人打天下的！”
“嘿，听说上川里一满红了，穷人们都翻了身了！”
“哈，这几天红军老在这一带转转”，不知道谁又这样说着：“想必那是刘志丹来救咱们的！”
这种“讲述”风格在董均伦的民间文学实践中一以贯之。1948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董均伦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半湾镰刀》，其中收录《狼》《元宝》《觅汉和少掌柜》《鬼》《穷神》《潘大牛》《八大将军》《浪荡鬼》《镇草王》《赵匡胤吃小豆腐》《半湾镰刀》十一篇民间故事，阿英在“小叙”中认为这十一篇故事“已尽够说明贫雇农在地主封建势力下面生活、思想、文化的各方面”。阿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地搜集这一类作品，把他们有计划地陆续编写出来，这将是中国农民文艺史上口头文学最宝贵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识字运动、扫盲运动及工农兵通俗文艺运动的开展，民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渴求进一步增加。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当时的文艺工作由于存在“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1957年，中国共产党有意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并将其视为“当前重大的历史任务”。民间文艺就是新型人民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纳入国家文化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下简称“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1953—1957年“文学艺术”发展规划：
艺术事业必须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逐步地进行改革工作，使它们能够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应该加强对艺人的团结和教育，充分地采用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和民间文艺形式，大力地展开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董均伦同夫人江源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巨大成绩，他们承续了延安时期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理念，采录整理的民间故事陆续结集出版。他们希望通过自己搜集的民间文学文本呈现新中国民众的生活，注重反映社会主义中国新生活的民间故事，重点搜集有思想性的故事，因此出现了他们和刘魁立之间“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的争论，并由此引起了民间文学领域有关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最后集中于“如何整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长期影响着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董均伦对民间文学文本的整理，秉持文艺是人民的生活，经由作家加工而成的理念，他整理的民间文学文本有明显“加工”的痕迹。《浪荡鬼》是董均伦早期整理的一篇民间故事，其中描写“浪荡鬼”吃的不知什么好吃了，于是到城东关里的一家馆子里吃饺子，“他吃饺子，一个饺子把肚子咬一口，剩下的他就都掷了”。后来，“浪荡子”败光了家产，没有办法谋生只好去要饭，要到了饺子馆，于是馆子里的人便把他早先掷的饺子皮拿出来打发他，他却吃得有滋有味。围绕着“吃饺子”这一事件，富户儿子“家宝”不务正业，败家舍业的“浪荡鬼”形象跃然纸上，而关于他“寻上小老婆”“抽大烟”的劣迹仅一笔带过，这显然是董均伦出于思想性考量，对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了取舍，同时对语言和情节也进行了改编、修订，但改编后的故事老百姓很喜欢，传播度也比较高。当然，他的民间文学研究及搜集整理工作不能从当下田野作业的维度考量，就他而言，民间文学研究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他更注重的是民间文艺如何有效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间文学研究承续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发展的同时，又重新接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俗学研究传统，再加上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民间文学领域的很多学人尝试多学科研究方法，热衷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将“社会科学化”视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创新”。
但董均伦并未改变自己的研究路径，他继续进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并于1982年、1987年出版《聊斋汊子》及《聊斋汊子（续集）》。取名“聊斋”，体现了董均伦的编撰意向和采编方式，他“希望自己成为蒲松龄那样深知百姓冷暖的民间文学家”。在《聊斋汊子》的“前言”中，董均伦谈到其搜集和整理民间故事的“一点体会”：
民间故事是人民口头创作的，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在情节上，语言上都不是那么固定的，所以很需要长期的深入生活。这样不但能搜集到大量的故事，而且一些不常说故事的人，也会把他知道的故事说出来；也只有熟悉了，才能讲得生动。这样做，还能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有利于故事的采录和整理。另外，语言对民间故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熟悉当地群众语言，才能保持地方特色，不失去它本来面貌。
刘守华也颇认同董均伦“记录”与“改写”的山东民间故事，认为其虽然“属于加工幅度较大的改写”，但由于他们对群众生活、语言的熟悉，笔下的故事都“较好地保持了民间故事原来的风格和魅力”。
如《聊斋汊子》中《换女婿》《选女婿》两则故事，均与民众婚嫁之事相关。《换女婿》以“这才不几辈子的事”一句开篇，讲述了一个后娘将亲生女儿红珠与前妻女儿宝英换嫁的故事，故事具有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警示意义。后娘将继女亲母的嫁妆和“掐辫子的体己”陪送给了自己的女儿红珠，只给了继女宝英“一个旧箱一个旧柜”，两个女儿的结亲对象也因为后娘的嫌贫爱富被调换了。两个姐妹的最终结局却与后娘心内所想大相径庭，嫁去贫苦之家的宝英由于女婿的勤劳，日子越过越富裕；而嫁去富裕之家的红珠却因为陪送了不属于她的“横财”，女婿不思进取，吃喝嫖赌，“家业都撩净了，连媳妇也卖了”。而《选女婿》中的纸扎匠王老头由于“嫌乎庄户人”，不顾姑娘找个“又结实又周正的庄户人”的心愿，最终被地主所骗，将姑娘嫁给一个“脸皮又黑又黄，疤摞麻，麻摞疤”，“斜斜眼，歪歪嘴，秃疮头”的财主家二儿子，姑娘还被财主家以各种手段欺瞒，最终姑娘一气上吊死了。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董均伦在延安时期搜集整理的《刘志丹的故事》，还是新中国初期他所搜集整理的《传麦种》《金瓜配银瓜》《珠儿娘》《找姑鸟》及上文提到的《浪荡鬼》和80年代完成的《选女婿》等，从故事内容到文本，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保持民间叙事风格的努力，尤其是对方言俗语的使用（这些习惯已经渗透到他与人交往及日常表达中，如在通信、访谈中，他经常用“俺”等），让文本更加生动，在文本整理中，可能有很多改写，也加入了自己的表达，但我们能看到他更注重文本的传播，特别是民众的接受，所以文本既可读也可讲，观照到民间叙事的“讲述”性。当然，他所整理的文本有着显著的时代印记，这本身也符合民间文学流传的特征。
三、学术“无名”与大众“流行”：学术与文学的分歧
董均伦是著名民间文艺学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同刘魁立等学者围绕民间文学的搜集问题展开一系列争论，引发了学界的集中讨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暂时停歇。但董均伦并未因为学术讨论或学界不同意见影响他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他依旧活跃在乡间地头，并出版多部民间文学故事集，除了上文提到的《聊斋汊子》《聊斋汊子（续集）》之外，还有《奇异的宝花》《孔子世家 九十九个半故事》《葫芦娃》等。
1989年，祁连休和冯志华合著的《民间故事十家》中，挑选了十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间故事搜集家、民间故事作家”，董均伦名列其中，此书“前言”中以“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为楔引，谈及“采集和刊印民间文学”之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作为科学研究的资料供研究者使用，一是作为文学读物供读者欣赏，这恰恰凸显了“文学”与“学术”要求的“错位”问题。
但是到了1990年代之后，董均伦这位曾被誉为“中国的安徒生”“中国的格林”的民间文学家却鲜少有人再提及，即使是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及“田野作业”问题的反思讨论中，也鲜少看到董均伦的名字，提及者亦大多仅作一注脚，阐述他与夫人江源和刘魁立主张“所有的民间文学作品都需要记录”的观点不同，他们强调应该“有计划、有重点的来整理、记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董均伦在学术史中渐趋“消失”。这种隐匿或“无名”，不仅仅是因为学科理念的增强及民间文学领域的“民俗学”“文化学转向”，还与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直接相关。1949—1966年间，“搜集”“整理”“改编”等成为民间文学基本话语，“搜集与整理”也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开始成为核心话题。90年代末，由于民间文学学科定位的调整及其所面临的学科危机，研究者开始探索新的研究范式，陆续引入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等。这些理论引入之后，鲜少有研究者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脉络进行阐述与转化，这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的民间文学采录、改写似乎就与学术越来越远，至今则形成“难以弥合的区隔”。这种区隔形成的原因多样、复杂，但其对民间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则非常显著。比如对民间文艺家的评述，大多不考虑其参与民间文学研究或工作的情境，更不探究其研究与社会、时代之间的整体性，更很少将其置于历史脉络中加以阐释。
2004年8月14日，董均伦的辞世引发了学界的悼念。2017年，恰逢董均伦诞辰百年，《民间文化论坛》《民俗研究》集中刊载了关于董均伦的纪念文章，但除此之外，并未引起学界对董均伦所搜集的民间故事的讨论，以至于刘守华在为一苇述《中国故事》所撰“序言”中感慨：“历经六十年，想不到竟然还在这个文化原点上打转”。但与董均伦在学界的鲜有人提及相对应的是，他搜集、整理的数十本民间故事集多次再版。民间故事集《石门开》中的《枣核》一则被选入教育部编的小学三年级语文下册课本中，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位名叫“枣核”的孩子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民造福，惩治贪官的故事。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董均伦搜集整理的人民英雄刘志丹故事之一《宿营》就被选入“国语读本第五十课”，且文后附有“作者生平”“注释”“自学指导”“练习题”。其后，他又陆续在《北京儿童》《小朋友》《青年文化》等刊物发表民间故事。20世纪50—70年代，他在《民间文学》发表的童话《葫芦娃》《三件宝器》《七兄弟》《找姑鸟》《七色宝花》《神笛》等也为新时期经典动画《葫芦兄弟》《葫芦小金刚》《七色花》的创作与生产提供了养分。新世纪以来，董均伦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在“博尔赫斯”“青丘书院”“青岛画报”“界面文化”“野兽国”“丛林书社”“豆瓣读书”等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
董均伦、江源整理出版的民间故事不仅作为“中国民间文学脍炙人口的精品而得到承认并广泛流传于世”，还由于其朴素的道德训诫和优美流畅的表述风格选入小学语文教材、课外语文读本及各类作品选集，充分发挥民间文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其与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一脉相承。如果我们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反思不包括董均伦等民间文艺家在内，既不符合民间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也无法推进民间文学的继续发展。撰写此文，除了是对前辈学者的致敬，更是希望这一问题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