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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勇画画纯粹为好玩儿 喜欢民国时代的味道

时间:2012年01月06日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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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树,名刘树勇,1962年出生于山东临朐,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艺术系主任。
  绘画早年问学于梁崎、王学仲、霍春阳、于复千诸先生。后转向视觉艺术语言研究。目前主要从事当代视觉艺术批评与影像媒介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文/孟直
  这是个特别讲究规矩章法的时代,人们做事儿都得按部就班。但刘树勇是个不大按规矩做事的人,说白了,是个随性而为的人,想到哪儿做到哪儿,不大会设计自己的人生目标。迄今为止,他搞过很多的事儿:写过一阵子小说,搞过多年电影批评,写过书法的专著,做过很多年的图书出版,一直热衷于平面设计,还烧过两年陶瓷。但他不恋战,做完了,尽兴了,拉倒,再去做别的。一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这个世界是无限的,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尽量多地体验丰富多样的东西,这样活着才值得。
  树勇最喜欢的还是画画。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画,天天揣俩馒头一块老咸菜泡在天津艺术博物馆里看古人的画,还在京津一带拜了很多名家为师。1983年,他到北京工作,在中央财经大学教书,就这样,他画了很多画,把工资都买了宣纸和笔墨颜料。这个时期我们常在一块儿闲扯,他也经常到我们家吃我父亲做的炒鳝糊、米粉肉,一起喝别人送给我父亲的好酒。我还给他刻了不少图章,他这个时期的画我手里有不少,说实话,画得很不错。但他自己不满意,因为他觉得画谁像谁,唯独不像他自己。这让他很沮丧,发誓不再画画了。
  但我知道,画画这档子事儿对于树勇来说,不是说放下就可以放下的。果然,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他没有在宣纸上画,但却画了几千张钢笔小画,每幅也就名片大小,单线白描,画在各种烂纸头上。据他说,这都是他在单位开会的时候随便捉过一张破纸,或者是在杂志封面的背面空白处画出来的。画着画着,有一天,忽然就找到自己的感觉了。于是,不再“画画”二十年后,他又重操旧业大动笔墨,将那些画小画的感觉一一在宣纸上实现出来。这一画,就有点儿收不住了。2007年冬天我出国前,去找他喝酒道别,发现他待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工作室里,从朋友那里拣来一张破案子,铺上一张旧毡子,不停地画来画去。地下室特别安静,跟地面上嘈杂的世界完全不一样,而且那里手机信号不通,他就在这里自得其乐,成了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按着树勇的说法,他现在画画,纯粹就是为着好玩儿,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他早先还是很有些伟大想法的,比如他曾经跟我说过,要“融通中西绘画的空间感”创立什么独特的风格,比如说要在画中表达自己的什么“主义”和想法等。但他现在不这样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伟大的事业,还是让那些自我感觉挺伟大的人物去做比较好。他认为,其实什么事儿都一样,你强制自己去追求一个目标,一条道儿走到黑,结果未必会求得到,一切都要顺其自然。他就顺着这个自然,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不定在一个什么目标上。乱七八糟做了二十几年的事儿,忽然再来画画,却一下子有了自己的面目。这就叫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近些年,树勇很喜欢民国时代的味道,这跟他十几年来在几十万张老照片中摸爬滚打有关。他尤其喜欢穿长衫的民国男子的状态,有些文气,不迂腐,做起事来从容平静,有一种洞彻人生的通达,还有一种不随便苟同他人、一意孤行的洒然风度。为此他画了很多穿长衫的没鼻子没眼睛也没有嘴巴的民国男子,或抱着棵秃树,或坐于花丛深处,或埋在大盆里泡澡,或在旷野里吹着一管竹箫,既不像古代文人那样个个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像现代人那样呲牙瞪眼一脸的世俗欲望。他甚至还跟我说过他的一个理想:在一座空山里建一所大学,山前一片江湖,入学的孩子个个一袭素布长衫船载以入。学生也没有什么宿舍,每人刨个洞在里面蹲着。上课亦无教室,人人坐在山顶一片草丛里闲扯,看着云彩飘过来又飘过去。毕业了,下得山来,随水飘然而去,不知所终。他说这些话时,眼神儿迷离恍惚,一脸向往的样子,叫人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树勇最遗憾的事是不通音律,这让他在我这样的音乐高级发烧友面前很有些自卑。当然了,这也让我在他面前颇有些优越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大度地安慰安慰他,树勇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这方面没戏,也就不作这个幻想了,专心一意地搞他的画。
  我出国后,我们联系得就很少了,不知道他现在在画些什么,画得怎么样了。但有一点我记得清楚,那就是他答应过我,要送我几张新近的画。这事儿不能说说就完了,等春节时回去,我要办的很多事情里的一件事儿,就是到他那个地下室里去挑几张好的卷走。朋友不能白做这么多年,图章也不是白刻的,那些音乐知识也不能白白地教他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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