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名刘树勇，1962年出生于山东临朐，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艺术系主任。
　　绘画早年问学于梁崎、王学仲、霍春阳、于复千诸先生。后转向视觉艺术语言研究。目前主要从事当代视觉艺术批评与影像媒介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文/孟直
　　这是个特别讲究规矩章法的时代，人们做事儿都得按部就班。但刘树勇是个不大按规矩做事的人，说白了，是个随性而为的人，想到哪儿做到哪儿，不大会设计自己的人生目标。迄今为止，他搞过很多的事儿：写过一阵子小说，搞过多年电影批评，写过书法的专著，做过很多年的图书出版，一直热衷于平面设计，还烧过两年陶瓷。但他不恋战，做完了，尽兴了，拉倒，再去做别的。一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这个世界是无限的，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尽量多地体验丰富多样的东西，这样活着才值得。
　　树勇最喜欢的还是画画。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画，天天揣俩馒头一块老咸菜泡在天津艺术博物馆里看古人的画，还在京津一带拜了很多名家为师。1983年，他到北京工作，在中央财经大学教书，就这样，他画了很多画，把工资都买了宣纸和笔墨颜料。这个时期我们常在一块儿闲扯，他也经常到我们家吃我父亲做的炒鳝糊、米粉肉，一起喝别人送给我父亲的好酒。我还给他刻了不少图章，他这个时期的画我手里有不少，说实话，画得很不错。但他自己不满意，因为他觉得画谁像谁，唯独不像他自己。这让他很沮丧，发誓不再画画了。
　　但我知道，画画这档子事儿对于树勇来说，不是说放下就可以放下的。果然，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他没有在宣纸上画，但却画了几千张钢笔小画，每幅也就名片大小，单线白描，画在各种烂纸头上。据他说，这都是他在单位开会的时候随便捉过一张破纸，或者是在杂志封面的背面空白处画出来的。画着画着，有一天，忽然就找到自己的感觉了。于是，不再“画画”二十年后，他又重操旧业大动笔墨，将那些画小画的感觉一一在宣纸上实现出来。这一画，就有点儿收不住了。2007年冬天我出国前，去找他喝酒道别，发现他待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工作室里，从朋友那里拣来一张破案子，铺上一张旧毡子，不停地画来画去。地下室特别安静，跟地面上嘈杂的世界完全不一样，而且那里手机信号不通，他就在这里自得其乐，成了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按着树勇的说法，他现在画画，纯粹就是为着好玩儿，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他早先还是很有些伟大想法的，比如他曾经跟我说过，要“融通中西绘画的空间感”创立什么独特的风格，比如说要在画中表达自己的什么“主义”和想法等。但他现在不这样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伟大的事业，还是让那些自我感觉挺伟大的人物去做比较好。他认为，其实什么事儿都一样，你强制自己去追求一个目标，一条道儿走到黑，结果未必会求得到，一切都要顺其自然。他就顺着这个自然，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不定在一个什么目标上。乱七八糟做了二十几年的事儿，忽然再来画画，却一下子有了自己的面目。这就叫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近些年，树勇很喜欢民国时代的味道，这跟他十几年来在几十万张老照片中摸爬滚打有关。他尤其喜欢穿长衫的民国男子的状态，有些文气，不迂腐，做起事来从容平静，有一种洞彻人生的通达，还有一种不随便苟同他人、一意孤行的洒然风度。为此他画了很多穿长衫的没鼻子没眼睛也没有嘴巴的民国男子，或抱着棵秃树，或坐于花丛深处，或埋在大盆里泡澡，或在旷野里吹着一管竹箫，既不像古代文人那样个个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像现代人那样呲牙瞪眼一脸的世俗欲望。他甚至还跟我说过他的一个理想：在一座空山里建一所大学，山前一片江湖，入学的孩子个个一袭素布长衫船载以入。学生也没有什么宿舍，每人刨个洞在里面蹲着。上课亦无教室，人人坐在山顶一片草丛里闲扯，看着云彩飘过来又飘过去。毕业了，下得山来，随水飘然而去，不知所终。他说这些话时，眼神儿迷离恍惚，一脸向往的样子，叫人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树勇最遗憾的事是不通音律，这让他在我这样的音乐高级发烧友面前很有些自卑。当然了，这也让我在他面前颇有些优越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大度地安慰安慰他，树勇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这方面没戏，也就不作这个幻想了，专心一意地搞他的画。
　　我出国后，我们联系得就很少了，不知道他现在在画些什么，画得怎么样了。但有一点我记得清楚，那就是他答应过我，要送我几张新近的画。这事儿不能说说就完了，等春节时回去，我要办的很多事情里的一件事儿，就是到他那个地下室里去挑几张好的卷走。朋友不能白做这么多年，图章也不是白刻的，那些音乐知识也不能白白地教他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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