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北京恭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幼时被慈禧夸为“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他诗书画“三绝”，曾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溥心畬，一生跌宕起伏，经历了清朝亡、民国始，以及两岸分隔，最后病逝于台湾。今年是溥心畬逝世50年。5月10日，“逸笔儒风：溥心畬书画展”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让人们有机会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艺术风采。

“文人画”高雅洁净

　　溥心畬1896年生于北京，光绪皇帝赐名“儒”。溥儒自幼熟读经史，自小看熟王府收藏，书画无师自通。他曾自述：“从前我家里的古人名迹很多，举凡晋唐宋元各朝都有。我把这些真迹取来临摹，再读书，再观察真山水真事物。”

　　辛亥革命后，溥儒与母、弟避居到西山戒台寺。山居期间，他潜心读书习画。天资聪颖，再加勤奋用功，从戒台寺归来，便“出手惊人，俨然马夏”。溥儒国学积淀丰厚，诗书画俱佳。尤其是被他视为文人余事的书画，洋溢浓厚书卷气，被誉为20世纪文人画的最后一笔。

　　据“逸笔儒风”策展人谢世英介绍，台湾历史博物馆藏有203件溥心畬书画，这次展出道释人物、山水、花鸟等题材作品70件，大部分为他到台湾后所作。著名画家黄君璧认为，溥儒的山水画“越是工细的越好，越是小幅的越好”。这次展出的《浅绦山水》高3.5厘米、长188厘米。在如此长狭的面画上，山壑松石错落雄奇，笔画细入秋毫，精致秀美。一般认为，溥儒的山水是北宗风格，实际上，他以北宗为基，具体技法上则兼收并蓄，展品中有他早期作品《山中高士》以及1958年的实景写生作品《凤皇阁秋景写生》，青绿、浅赭，淡雅清丽。此次还展出了《钟馗》、《钟馗驯鬼图》（册页）等。溥儒晚年常以钟馗画像赠友，工笔重彩的大幅钟馗画像虎目圆睁，须发俱立；十二幅驯鬼册页，有钟馗看小鬼跳舞、小鬼帮钟馗画像、钟馗嫁妹等，趣味横生。

“旧王孙”的文人气

　　人如其画，溥儒历经起落，清高、刚烈的文人气却始终未改。1932年，溥仪到满洲作伪皇帝，不少溥家兄弟趋之若鹜。溥儒不但拒任伪职，还痛斥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

　　1949年刚到台湾，溥儒生活贫困，仍拒绝出任公职，而是到台湾省师范学院（现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为贴补家用，溥儒在家中开班授徒，席慕蓉便曾师从于他。但溥儒教画，要先教经书，再习诗练字，常把学生讲跑。董桥曾撰文说，溥儒的弟子、台北故宫前院长江兆申回忆，溥老师给他上的第一堂课讲了一句话：“做人第一，读书第二，书画只是游艺，不可舍本而求末。”当时，位于台北临沂街的溥宅客厅狭促，先来有座，后来只有站着，“没有应酬的谈吐，偶尔一两句简短的问答，显得分外的静。客人大都自来自去……那一份真朴简谧，真使我回味不尽，景仰不尽。”

　　江兆申说溥心畬一生用的印章都讲究。细观此次展品，也可一窥其蕴。“溥儒之印”、“心畬”较为常见，不少画作则印“旧王孙”，有自嘲也有悲凉；也有印“无为小人儒”，影射的则是另外一段轶事，据说光绪赐名时，意味深长地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远离大陆，溥儒的思乡情可想而知。此次展出的《西山秋色》画于1960年11月，山水淡雅依旧，人地却已两非。1963年11月，溥儒因鼻咽癌病逝，葬于台北市郊的阳明山南原。1992年，溥儒之子溥孝华过世后，因为没有子嗣，他指定的遗物处理小组将溥儒作品分成三部分，分别由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北故宫、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托管。此次展出的作品，大部分便是当时历史博物馆所管。

　　“南张北溥”相知深

　　始于1930年代的“南张北溥”说，缘于张大千与溥儒两位大师不同的绘画风格，而这对艺术知己也留下35年不渝情谊的佳话，令后人津津乐道。

　　1928年，溥心畬和张大千初识于北京，谈诗论画，彼此相契。同居颐和园时，他们经常合作书画。启功在《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一文中形象回忆：“一张大案，二位各坐一边，旁边放着许多张单幅的册页纸。只见二位各取一张，随手画去。真有趣，二位同样好似不假思索地运笔如飞。一张纸上或画一树一石、或画一花一鸟，互相把这种半成品掷向对方，对方有时立即补全，有时又再画一部分又掷回给对方……”

　　张大千与溥儒可谓惺惺相惜。张大千在给友人郭子杰作的雪景山水画中题道：“并世画雪景，当以溥王孙为第一，予每避不敢作。”他在自己40年回顾展的自序中也写道：“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溥心畬也对张大千赞美有嘉，曾说：“大千画用粗笔可横扫千军，用细笔如春蚕吐丝。”得知溥儒去世，1964年张大千自南美回到台北，不顾虚弱病体，在溥儒墓前施跪拜大礼，洒泪祭奠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