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仅让人们获得审美体验，还记录和表达着情感，当我们陷入无法言说的情绪困境时，用艺术创作与自己对话就变成一件非常温暖的事。虽然距离新冠疫情暴发已经一年有余，但“新发”“封城”“隔离”等字眼仍让人印象深刻……疫情所造成的后续的应激反应，以及社会秩序、家庭关系等的改变，使人们对心理建设方面的诉求变得更为普遍、更为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处理情绪困扰、抚慰创伤体验、康复心理方面有着独特而显著优势的艺术治疗，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有效促进精神健康、疏解大众心理压力？艺术的创造性和精神性将如何进入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发挥抚慰人心的作用？公共艺术空间又该如何发挥疗愈功能，建构从个体到群体的心理健康支撑体系呢？

艺术的优势：言语之外的真实与力量

　　艺术是人类与生俱来、天然有效的表达方式。早在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通过艺术表达心境，比如在岩洞中绘制壁画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再比如承传千年的剪纸艺术也是维系生存信仰的一种方式，那些色彩绚丽的窗花，承载着吉祥与希望，更给人们的内心注入了快乐与慰藉。

　　艺术史上，不乏借助艺术创作的方式化解逆境与苦难的故事。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一生都在身体的伤痛中度过。她把一生中所经历的诸多难关，以及对情感、生命、自然宇宙的思考都融入在她的画作中，不仅彰显出她独特的女性之美，而且从中获得生命的秩序与自我疗愈。对于现代表现主义绘画先驱爱德华·蒙克来说，画画是他排解内心绝望和内疚的唯一方式。患有精神病的父亲，相继离世的亲人，让蒙克一直都难以释怀。他最重要的作品《呐喊》便是其生命历程及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正视与面对，汲取对于生命的提示与意义，蒙克在绘画中建构起全新的生命。

　　相比其他心理治疗手段，艺术治疗究竟有哪些优势？我国绘画艺术治疗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第一位博士、现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心理学教授的孟沛欣认为，首先在于它的直达性、表达性和广谱性。用艺术的方式直接呈现个案成长资源，既是治疗，又是诊断，这一效果是言语疗法很难达到的。其次是可以绕过言语的评判系统，不在二元对立这样相对狭窄的价值观里论断，个案的创伤大多是因在是非论断中对不良自我意识发生认同。三是潜意识资讯会在无意中以艺术的形式表征出来，这能帮助治疗师展开更多深层次和针对性的治疗。四是艺术行为一定会有创作过程，而创作过程本身就是疗愈的，在这个过程中认知空间被打开，自我觉察能力得到应用和体验。五是个体创作的艺术是独属于个人的，治疗师与个案通过绘画共同工作的时候，针对性和隐秘性很强，这就能够避免被训练过的价值观、道德准则的输入。

　　近年来艺术疗愈专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关注，从企业项目到社会心理机构，从教育领域的青睐到学院课程体系的细化，从儿童艺术教育的深深领悟与理解到普通家长的认可与赞同……当然，其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发展空间，“大到与自然的关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与社会生活节奏的合理协调，与民族创伤的应对态度，小到家庭关系中的心理动力，婚恋关系中的交流模式，再精微些，就是每个个体与自我发展的关系，这个过程又包含着美术教育与自我成长的关系，艺术家在其中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等等。”孟沛欣说，无论如何，我们要坚守的核心精神——艺术是直指人心、服务人心的，艺术作为介质是有效的教育和疗愈手段。

　战“疫”：用艺术建构心理防护服

　　艺术在疗愈心理创伤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一命题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当下持续地被提及。事实上，面临灾难，艺术家们从未置身事外，而是持续更新表达形式，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

　　曹斐的最新多媒体装置创作《不安之岛》记录了艺术家在10个月间因为疫情暴发与家人在新加坡公寓中隔离的经历。作品包括两个类似居家风格的房间，这两个房间里摆放着艺术家在隔离期间的一些日常用品，如消毒洗手液、面包上的日期标签、零散的摄影作品、回国的隔离证明等等。《不安之岛》被投放在第二个房间的大屏幕上，展示着艺术家为其女儿在客厅中央随意搭建的一个迷你“岛屿”，9岁的女儿饰演了岛上唯一生存的人类。曹斐说：“这些创作其实是我选择了一个观望或者放松的方式对疫情的一种速写，一种本能的反应、即刻的回应。我想做一些事情让孩子忘记忧虑，可以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因此，对我个人来说，这件作品是一个家庭内在乐观的传递。”曹斐如今的作品更多地寻求一种更加积极的自洽与自我疗愈的方式，在她看来，“对于观众来说艺术家这种自我疗愈的希望也能对他们起到某种疗愈，找到一种跟世界共处的方式。”

　　“要鼓励艺术家为公共空间创作具有心理疗愈元素的艺术作品，深度服务更广泛的人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疫情之下应充分发挥艺术的疗愈功能》的建议，他指出，除了鼓励艺术家积极地投入到体现正能量的创作中，还需要通过一些艺术项目去缓解民众的紧张感，甚至利用一些课程让大家了解如何通过艺术的方式进行自我调节。

　　正在武汉美术馆开展的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言语之外——艺术与疗愈”，就将观众引入艺术疗愈这一学科领域，并结合公教活动为观众提供多种可能的情绪出口。在“艺术疗愈与疫情”单元，观众进入展厅后首先会经过情绪互动装置，激活情绪，进入封城期间的艺术创作，触发情感和回忆。

　　展示柜中，一张张巴掌大小的纸片上写有“买菜清单”等朴实的日常语言，这些真实的“生活便签”来自武汉美术馆展览部主任张文博，在封城期间他以书写和篆刻的方式一笔一刀记录下宅居的日常生活，通过大量的日常书写和记录缓解焦虑和无助。一间有着微微暖光的小房间里则“还原”了封城期间的一扇窗景，窗里的建筑群是武汉中南医院，一帧帧影像映射了当时作者与自身境遇的对话，这是武汉本地跨媒介艺术家炭叹在2020年1月23日至3月28日之间的影像记录，此次作者还补充了当天的万年历和天气，通过这些线索发现个人情绪与城市环境的变化。

　　“媒介—共生—互动艺术与疗愈研究计划”中《流浪兔》项目是艺术家伊可结合自身真实的抑郁症经历，运用媒介在公共空间展开一对一的非语言的艺术与疗愈跨界实验。整个作品没有语言，完全通过不同媒介和观众一起创造“场域”，经历心灵之旅。伊可说：“在大量的个案中，参与者给予‘流浪兔’的信任、真实的身心状态以及当下自然流淌的情感令我印象深刻。在这里，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也是整个场域的创造者，一起共生，成为整个作品的一部分。所以，观众有没有理解这些呈现者的内在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以此为契机开启自我探索的大门，面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心理和人生困境。”

　　展出的每个实例都是在生命不同节点对自我的认识，创作者虽借助视觉艺术形式，但却抛开对技法和结果的追求，只是专注于当下的体验，以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拥抱创作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武汉美术馆馆长陈勇劲表示，疗愈作用对人的影响是持续性的，除了观看，也可以通过参与得到一种新的视角观察生活、观察自己，将内在感悟与现实生活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相联结，按下隐藏的创造力开关，获得一种不同于即时性娱乐的纾压方法，将注意力放在感受身边之人、之物上，从而拓宽思域的边界。

美术馆：关注艺术的社会功能

　　当前，国内有不少美术馆都在探索艺术治疗在美术馆公共教育应用的可能性。比如，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开展的“疗愈艺术”主题展以“情绪地图：共享疗愈艺术工作坊”“故事商店”“豆本工作坊”3项活动为切入点，试图通过艺术走入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其中“情绪地图”通过画出自己身体的颜色，试图让“人与自己”交流；“故事商店”是将自己的困惑向陌生人吐露，是一种“人与人”的交流；“豆本工作坊”则以城市记忆为题，完成“人与空间”的交流。3种方式的共同点就是最终都指向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相较专业程度更高、针对性更强的艺术疗愈，刘海粟美术馆里的“疗愈艺术”并没有一个针对性的群体，它面向所有的普通人开放。在这里，艺术更像是一种建筑或者是一种工具，在这个空间里，所有的艺术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其他人来评判优劣，你只要在这里面拥抱艺术，或者被艺术所拥抱，就会得到一个自己满意的艺术作品。

　　通过前期调研文献、艺术活动纪实及采访、学员与艺术家联合创作绘画及摄影作品等持续的真实记录，西安美术馆一直在探索自闭症儿童艺术教育的多种可行性，为星星的孩子们建立一个安全的港湾。该馆持续3年的公共教育活动“冲决藩篱·星星世界”公共教育（实验艺术）研究项目，则是将艺术活动作为一种沟通媒介，以平等尊重的同理心为纽带，来践行“表达性艺术治疗”在自闭症群体康复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作为以陈列艺术大师齐白石作品为特色的专业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一直十分重视公共教育，虽然目前尚未直接运用心理疗愈，但也在逐步地投入相关工作。吴洪亮表示：“有很多技术会分析人对作品的关注度和他的感受、情绪、逻辑。为什么齐白石会在广泛的时间跨度上被人关注？他创作的旺盛期正是中国的战乱时期，这时的人们喜欢齐白石，正是因为他提供了色彩学逻辑，还有吉祥寓意逻辑，他的作品主题总体上是释怀的，有一套疏导的创作体系，带有较好的心理疗愈功能。”

　　在国外，一些重新开放的博物馆、美术馆也将艺术疗愈视为新方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准备了一份艺术作品的清单，用来帮助观众缓解新冠疫情引发的焦虑，包括奥诺雷·杜米埃1863年创作的《带孩子的洗衣妇》，描绘了一个极为平凡的生活场面——母亲带着孩子洗衣服；费斯·林格尔德1985年创作的《街道布绘》，展现了纽约哈莱姆黑人生活区街道的热闹景致；一块公元前5世纪的小女孩墓碑，以此来纪念死去的人们。在鲁宾艺术博物馆，工作人员开始关心危机期间的自我关照与交流，目前，该馆重启了“冥想播客”，并将部分学习课程安排给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人，课程中涉及一些具有冥想作用的艺术作品，例如一尊13世纪的印度女神杜尔迦的镀金雕像，以及一幅16世纪的佛像画。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美术馆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培训了一批志愿者，教授艺术疗愈的技巧，这些措施是受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美术馆的启发（鼓励医生开出免费进入美术馆展厅的“处方”），这是北美首家聘请全职艺术疗愈师的艺术机构。

　　显然，美术馆或艺术空间疗愈性的公教活动给更多的人带来温暖的治愈力量，由此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景也值得期待。但孟沛欣也指出，艺术治疗与艺术教育虽然有重叠的部分，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一位治疗师教授绘画技术，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技术本身，而是借助技术帮助来访者掌握一种精细的表达情感的工具。当然，艺术教育富含各种治疗性元素。一位优秀的艺术教育者能够借助绘画教学过程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收益，比如表达情感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创作过程与心理建设过程是并行的。

　　对于疗愈性展览项目和活动的策划，孟沛欣说：“首先需要解答的是作品的疗愈性是怎么发生的，这关乎策展人是否吃透了艺术疗愈的精髓。其次，从关注作品转向关注个体生命体验，关怀民族伤痕，从心理学视角来看，整体展示布局和导引都要朝着统一方向迈进，才能有效果。艺术作品的疗愈性需要按照观众能够理解的程度来展开。如果观众觉得治愈，心理疏解了，那么这件作品或者说这个展览对于这个个体是有效的。目前，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从关注作品本身，逐渐转向关注创作者的心理世界、作品的疗愈功能以及展览本身起到的人文关怀等方面。”

　　疫情之下，当代艺术的社会功能被重新摆到台面上审视，艺术能带来什么，能创造什么，是我们迫切需要反思和追问的话题。而艺术治疗，或许正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特殊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