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曲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袤的覆盖面，但曲艺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确立，却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脚步姗姗来迟的。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曲艺这种艺术形式才名正言顺地得以确认。也正是从此刻起，曲艺人的地位得到提高，曲艺艺术开始融入了新生活和新时代。

　　曲艺人是可爱的，曲艺人是努力的，尽管他们的身份确认较晚，且大部分曲艺人文化基础较差，但他们珍惜自己崭新的身份，知道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在一些有责任心和高水平的曲艺家带领下，曲艺人克服了诸多困难，革除了旧艺人身上残存的陋习和弊端，大胆地尝试着、探索着、实践着，用自己的行动让这门一向难登大雅之堂的街头、乡间的“玩艺儿”焕发出勃勃生机，呈现出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曲艺人创作表演了大量新作品，深受群众喜爱。这其中，尤其是一些红色题材的作品，在每个历史的节点上，都产生过很大影响。笔者认为，红色题材的作品，宽泛一点说，就是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新人物、新面貌的作品，是正能量的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一车高粱米》《大战飞虎山》等作品拉开红色曲艺作品的帷幕，随后《社会主义好》《昨天》《抗洪凯歌》《肖飞买药》 《劫刑车》《红岩颂》《追车回电》《找舅舅》《学雷锋》《巧遇好八连》《送女上大学》《奇袭白虎团》《传家宝》《军民鱼水情》《处处有亲人》《高原彩虹》 《京九演艺》等一个个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先后问世，创造了新时期曲艺的辉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曲艺风景线。这些优秀作品跨越地域和时空，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逐渐成为经典，影响一代又一代曲艺人，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曲艺观众。这些红色经典曲艺作品，是艺术长廊里的瑰宝，也是曲艺人永远的财富。

　　曾几何时，我们也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人认为曲艺就是一种娱乐形式，让人开心就行了，不应该赋予其更多的含义，甚至反对曲艺作品有教育的功能。侯宝林等曲艺家对相声的改革是一条正确的路子，居然也有人公然指责是走错了路，是对相声的毁灭。对于红色经典作品更是颇有微词，认为其背离了艺术规律，是跟形势的宣传品，是应景之作，没有价值。这种歪曲事实、妄自菲薄、否定前人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对曲艺艺术健康发展的破坏。

　　我们的文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曲艺人与旧社会艺人单纯为生计、糊口而卖艺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为党的事业做宣传是我们不容置疑的责任和义务。曲艺是最接地气的艺术门类之一，也是对表演环境要求最不苛刻的舞台艺术。简洁明快、短小精悍、灵动多变、轻松活泼，这些特点使其更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尤其是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配合中心工作上，更能发挥其所长。战争年代，我们的部队在行军路上，就有文艺工作者打着快板唱着鼓舞士气的词，这就是曲艺的力量。我们熟悉的电影《英雄儿女》 ，王芳在坑道前唱大鼓歌颂机智勇敢的志愿军炊事员， 《奇袭》里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休整的间隙表演活报剧（相当于如今的小品）《捉舌头》，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是曲艺在特殊场合、特殊时刻发挥的特殊作用，体现出曲艺艺术独特的价值，这也是曲艺人值得骄傲的光荣传统。

　　在红色题材曲艺作品的长廊里，笔者认为有几位老曲艺人堪称楷模。其中，高元钧、李润杰、马季、常宝华、朱光斗成就尤为突出。高元钧的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侦察兵》《斩栾平》，李润杰的快板书《立井架》《抗洪凯歌》《千锤百炼》《劫刑车》，马季的相声《找舅舅》《画像》《高原彩虹》《友谊颂》，常宝华的相声《昨天》《保卫西沙》，都是集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红色经典。而朱光斗更是一辈子热衷红色题材曲艺创演，尤其善于表现每个时代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唱雷锋，唱王杰，唱罗舜初、苏宁、孔繁森、杨善洲、吴孟超、罗阳、郭明义……几乎每个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值得一提的还有，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袁阔成、杨田荣、田连元、单田芳、陈清远等评书表演艺术家播讲的《烈火金刚》《红岩》《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等，都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红色经典。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新时期的曲艺风貌将会失色不少。

　　有一种说法，认为红色题材曲艺作品有局限性，过了历史节点再演出就不合时宜。其实，任何时代的作品都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局限性体现的恰恰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没有局限就没有历史。虽然时过境迁，但艺术的价值是不容否定的，精髓是不会失效的。《放下你的鞭子》早已不适宜在舞台上演出，但不能否认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特殊价值和地位。不仅仅是艺术，其他领域亦如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今天看来可能很多方面都较落后，但它注定永远是中国的骄傲，什么时候也不能否定它的价值。再如，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那段影视资料，无论如何都是最珍贵的，它记载着一个历史瞬间，其价值无法估量。历史的局限性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正因如此，它才更是真实的。

　　艺术具有娱乐功能，尤其是曲艺，娱乐性较强是它的一个特点，但娱乐绝不能主导艺术。以上所列举的红色经典曲艺作品只是一小部分，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些红色经典曲艺作品之所以成功，除了题材外，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很高的。在结构、语言、技巧等各方面，都是作者精心经营的。相声《昨天》的艺术手法，运用了人的失意和时空的错位，把新旧社会的状态通过对比的方式呈现出来。相声《找舅舅》写了一座新兴的城市，但却以寻找亲人为主线，巧妙地以小见大，用误会法贯穿始终，包袱新颖独特。说实在话，当年有多少人就是听了这段相声才知道包头的，《找舅舅》可以说给包头做了一个最大的“广告”。什么时候听快板书《立井架》《抗洪凯歌》，都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感受到中国人战胜困难、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即使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送女上大学》依然代表着京东大鼓创作的极高水平，“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这样脍炙人口的台词早已超越时空，流传半个世纪仍不断拥有新的“粉丝”。肖飞并不是《烈火金刚》的主要人物，但评书《肖飞买药》却成为经典，也让肖飞这个在原作品里连前三号都排不上的人物成为这部曲艺作品里最为人熟知的人物，这就是红色经典曲艺作品的魅力所在。

　　红色经典曲艺作品在历史上的价值是独特的、永久的，对后来人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贴近时代的作品，如果优秀，就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红色经典作品。所以，每个时代的曲艺人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用我们的作品来反映时代、反映生活。如果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作品来反映时代的精神和面貌，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曲艺人。艺术家要听党的话，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是艺术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点绝不能动摇。红色经典曲艺作品是我们永远的财富，只有每一个时代的曲艺人都努力创作出好作品，为我们的曲艺宝库里增添财富，曲艺事业才能日益光大。

　　眼前有方向，心中有明灯，拿出好作品，讴歌新时代，这是曲艺工作者应该做到的。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