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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出版社修古籍(下)

时间:2023年12月07日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作者:孙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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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编辑是出版社编辑群里中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人人都在为互联网流量焦躁的时候,他们却在静心地编古书,但同时,他们也吸纳先进的玩法,为古籍出版注入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如果非要给他们安一个标签,“安静但不闭塞”的新派古籍人或许更为妥帖。上期《中国编客》邀约了多位古籍社的或资深或新锐编辑,讲述他们的细部出版生活(链接:2023年11月10日13、14版《我在出版社修古籍(上)》)。这期,我们继续呈现“古籍图书市场新变化”等话题。

  话题1:古籍图书市场新变化

  ◎刘玉林(齐鲁书社副总编辑):“两办”先后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国家对古籍事业的重视可见一斑,古籍出版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更为凸显、作用更加突出,古籍出版市场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成立专门的分社和部室,介入古籍出版业务,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高校、科研机构将古籍整理纳入科研体系评分,为古籍出版带来更加浩荡的春风。个人认为,“点校、校笺、编辑、出版、发行”是古籍出版的完整生态链,仅靠出版社来驱动,难以实现最大效能。

  ◎程鲁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副主任):近年,古籍出版市场经典古籍普及版的出版逐渐增多,这也是新时代古籍整理与传播的任务之一。古籍的保护与古代文化的传承密不可分。古籍的传承不能只是小众群体阅读和传承,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普通人热爱古籍,阅读经典。在这一方面,很多出版社都做了尝试,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古籍普及版本,国家图书馆社近几年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就是对经典古籍的解读,让更多人读懂古籍,体会古籍魅力。

  ◎胡宝亮(岳麓书社重点项目和学术著作编辑部编辑):近年,古籍图书的出版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想了很多办法贴近大众、面向大众。比如岳麓书社的“四大名著”(名家演播阅读无障碍版) ,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名人演播+名人导读+名人讲解+场景VR,真正做到了可听、可读、可看、可玩,帮助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各种阅读障碍。

  ◎梁瑞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一是让古籍活起来的尝试,着眼于古籍的当代价值,让经典契合时代、贴近大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是重视产品线开发。在某个细分领域开发选题,选择小切口,深入挖掘,多角度、多侧面,多种形式开发和拓展,做深做透,做出特色,做出品牌,做出规模效益。具体的开发路径更具系列化和层次性。

  ◎王李(化名、天津古籍出版社):科技公司研发团队与高校科研院所、馆藏机构合作开发的公益性数字出版平台层出不穷,繁荣的传统文化电视节目带火了无数IP。一方面,各种出版资助项目中古籍类的基本盘越来越大,一定程度上向数字出版倾斜,项目申报和获批名单的兄弟社中新面孔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与古籍出版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方向的图书品类越来越丰富,选题越做越细。“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了这个领域,能否接住却太考验本事,太考验积累。读者阅读品位不断提高,对图书版本、对出版社品牌的要求越来越明确。身在地方小社,我们不敢定位太高远,也不希冀策划出大热的爆品,只能努力把单品种书做好,踏实做好服务平台。

  ◎王荣鑫(浙江大学出版社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副主任):出版市场大环境还是萎缩了,新的媒介取代了大量图书市场份额,图书内部,电子书又大量取代了纸书市场份额,这是技术革命引起的,不是坏事。技术革命无法抗拒,我们只能顺应。古籍出版虽然无法幸免,但冲击来得相对慢一些,目前的阅读器,适合阅读古籍的还比较少。古籍比较艰深,更需要沉浸式阅读,而目前最有利于沉浸式阅读的载体,还是纸张。

  另外,影印古籍出版市场近年变化也很大,读者对清晰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影印出版原先主要解决有无问题,从张元济印“四部丛刊”时代以来,古籍影印出版一直在解决有无问题,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数据库越来越方便,很多书可以在数据库上看到图像,有无问题就解决了。影印出版,有了一个新使命,就是提供数据库还不能提供的服务。沉浸式阅读是其中一个方面,影印古籍印在纸上,要比用数据库更适合沉浸式阅读。另外,古籍数据库给读者呈现的图的像素往往有限制,读者期待有比它清晰度更高的影印本。再就是目前古籍数据库,黑白图像还是主流,而有些书,比如多色套印本的古籍、多色批校本古籍,如果颜色没法分辨,有些学术问题就没法解决。

  我最近策划了一个影印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卢文弨批校本《周易兼义》。这个书中华古籍资源库有,读者可以免费看,但原书有多种颜色的批校,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来源,所以看黑白图像意义不大。当初有个叫张尔耆的人用红笔过录了一份国图批校本,过录完后,他自己又用蓝笔做了一次批校。张尔耆这个批校本现在藏在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有黑白胶卷。我们请研究过这个书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樊宁老师撰写影印前言,樊老师出版前看到了湖北省图本的彩图,他才发现,先前他看黑白图中的一部分批校,原以为是卢文弨批校的内容,实际是张尔耆的批校。

  所以说,我们的彩色影印补充了数据库和黑白胶卷的不足。对大多数人来说,黑白图像已经够用,数据库解决了相对大众的问题,做影印是附加服务,满足更小众人群的需求。这也是古籍出版的一个新趋势。

  话题2:古籍普及 不好做?

  ◎王荣鑫:普及工作特别难,需要找到扎扎实实做透了学问,又愿意并擅长将之转化为大众能阅读的文本的学者来做这个工作。最近看到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出了一套通识读本,叫“中华经典通识”,做得非常好。那套书其实是我理想中的经典普及读物的样子,看执笔的学者阵容非常强大,希望他们能坚持扩充到更多典籍。至于我,能力有限、精力也有限,难以做到面面俱到,目前还只能做好手头上急切要完成的工作。

  ◎程鲁洁:近年,为了更贴近读者喜好,做好古籍的普及和传播,我们尝试做一些小巧仿真的古籍影印书,让读者在阅读古籍普及版的同时,看到古籍的原貌。前几年国图社推出了“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系列,近期我们又开始做“国家珍贵古籍丛刊”,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彩印仿真出版,并且尽量做到降低成本物美价廉,让读者能够以便宜的价格买到逼真的古籍图书。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古籍图书的影印可以做到惟妙惟肖地再现古籍细节,无限接近古籍原貌,如我们推出的《永乐大典》仿真版,经典古籍典藏版等。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小而美的古籍图书,我们也尝试利用新的网络工具进行推介,如每天在公众号上推文,介绍古籍新书,定期在微信或抖音上进行直播,请学者风趣幽默地讲解,与参与者互动等等,这些方式确实让我们的古籍图书为更多读者所了解,贴近了普通人的生活。

  ◎梁瑞霞:我们策划并运作“茶书系”“才女书系”“最中国书系”3套有关传统文化的原创图书,并用新媒体形式进行营销,实现大众出版的融合出版。 我们的“才女书系”开发了有声书,在喜马拉雅平台播放。“最中国书系”,讲述古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选择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四个朝代,介绍当时的日常生活,还原历史现场,也是现在大家喜欢看的微观历史作品。纸质书出版后,录制讲座视频、音频,讲述古人生活细节。每一个小视频,讲一个话题,进行多媒体呈现。

  话题3:新技术在古籍出版中的运用

  ◎刘玉林:新技术的运用主要是扫码听书,之前对齐鲁书社的《古文观止》的原文、解读进行过音频录制。现在,推出了大型评书项目民国版《白话〈聊斋志异〉》(约100小时300回目音频),同步上线喜马拉雅、“齐鲁E听”等平台。总体说来还是处于探索阶段。

  ◎梁瑞霞:中州古籍社最近出的《山海经:中国神兽图鉴》,深受读者喜爱,在济南书博会上新书首发,大获成功。这本书不是我做的,是我们年轻的编辑吕玲做的,采用了新技术。通过3D建模、游戏引擎、电脑编程等技术,成功利用AR、MR技术实现了书中神兽与现实场景的梦幻联动。读者在手机上下载、安装“山海神兽AR”APP,即可扫书观看360°立体动态的神兽,点击神兽即可聆听神兽的专属叫声。另外,APP中还设置有专门的朗读按钮和拍照、截图按钮,真正实现了可看、可学、可听、可画、可玩、可拍照、可互动的沉浸式视听阅读新体验,实现了现在大家所说出版中的元宇宙场景。

  ◎胡宝亮:科学的发展使编辑的工作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古籍数字化对编辑古籍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最突出的功效就显现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我自2015年以来,几乎天天都在编书中使用数据库这种新技术工具,一开始是综合性的图书数据库——读秀,2017年开始广泛使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以及瀚堂典藏、鼎秀、雕龙、书同文等古籍数据库,用这些数据库来核对书稿中的引文和知识点,非常便利,有时候可以轻松地纠正书稿中的深层次错误。

  试举一例:笔者曾编辑《湘绮楼日记》中的一册,在核对《湘绮楼日记》底本的同时,也对日记中出现的人名进行考证。在光绪十四年八月初一日,王闿运记各省学政,连缀成文:“顺天学政周德润,江苏杨颐,安徽钱,江西龙,浙江潘衍桐,福建乌拉布,湖北赵尚辅,湖南张亨嘉,河南陈瑞莹,山东裕德,山西管廷鹗,陕西柯逢时,甘肃胡景桂,四川朱善祥,广东樊恭煦,广西黄煦,云南王丕釐,贵州陈荣昌。”笔者核查各学政名字,其他人都对,只有陈瑞莹,用读秀检索“陈瑞莹 学政”,无结果,这个检索结果强烈提示此人名有可能是错误的。遂用读秀检索“河南学政 陈 莹”,随即搜出《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中有“陈琇莹”,曾任河南学政。为了核实、确认这一查询结果,我又在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中检索“河南学政 陈 莹”,结果在《申报》《清德宗实录》中均发现河南学政就是陈琇莹,而且《清德宗实录》中河南学政陈琇莹的任命时间正是光绪十四年八月(而且《清德宗实录》八月初一的上谕,也写了其他各省学政的名字,与王闿运所记一致,进一步证实了其他查询结果的正确性)。至此可以确认,陈瑞莹为底本错误,正确写法应为陈琇莹。

  ◎王李:天津古籍社因适应新形势,设置了数字出版部和新媒体部,有专业的同事负责对书稿进行全平台推广和后期开发,我们也参与其中。大家的工作也得到作者的认可支持,新老作者都积极拥抱融合出版这个大潮流,无论是线上讲座扩大宣传还是惠赐数字版权,都尽可能与我们配合,给予我们充分信任。近期,我们数字出版部的同事针对我们的一部工具书进行策划,力图把每个词条都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相信这种形式能以文字不可能达到的力量为这本书再版带来新生。

  ◎王荣鑫:虽然做古籍出版,但是我十分反对泥古不化。我觉得我们应该拥抱技术变革,让新技术为我们的内容生产服务。新技术对我的工作帮助实在太大,比如我们与作者的沟通,很早以前基本都是跟本地作者交流,异地作者靠平信和挂刷沟通。现在我们的作者团队可以实现身在世界各地共同完成书稿。从查资料到编稿子,从排版到印刷,等等,方方面面有很多值得说的便利。

  这里我只说一件事,我现在编稿子,已经很少用纸质稿,我有一部索尼电子纸,可以用它的笔在上面随意勾画,改出的东西可以再导成PDF发给排版员改样,我现在编稿子全部在这部电子纸上进行。现在排版部排版完成后,一般先导一个PDF文件出来,再打印一份交给编辑。我就免去了他们打印的环节,直接要一个PDF文件过来,这样既给他们节省了纸张,又给我自己携带书稿提供了方便。纸质稿携带非常不方便,而古籍类书稿往往部头又特别大,浙江大学社出版的《卢文弨全集》有16册,《朱彝尊全集》有21册,我正在编的《张宗祥全集》目前规划是22册,我带其中任意一册在身上都难堪其重。而我把PDF文件装进电子纸之后,无论装多少册,无论走到哪儿,重量都一样。只要我空下来,就可以拿出电子纸工作起来。

  ◎孔伟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文献出版中心古籍编辑):借助数字时代的工具让专业精进。作为一个古籍出版工作的新人,虽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白纸,但由于自认有十余年的业余研究功底,总不至于很差。而实际上,与专业的古籍编辑相比,我有着很大的短板。

  目前自己与他人合作完成了一套24册科举专题类书籍的编辑工作,还有一套50册影印古籍的编辑工作即将结束,手头还有65万字的排印稿在校对。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短板就体现了出来,特别是对各类出版规则不熟悉,对规范字也没能全面熟悉,时常因异体字、简体字影响工作。同时,也以一个新人的视角去观察着这个行业,确实也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古籍出版领域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古籍编辑对图形图像的认知不足,扫描、传递古籍的过程中常有问题出现。二是对书籍制作工具不太熟悉,与排版人员沟通相当耗费时间。作为新人,我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提高,同时也可以借助一些数字化工具来弥补不足。由于先前工作和业余爱好的缘故,我对indesign、photoshop等软件相对熟悉,也多次动手制作书籍。入行后我接手的第一个独立的选题,5册古籍的影印出版,就是由我切图修图和排版制作的。5册大概2500张图,借助photoshop等批量工具2天时间修理完毕,后通过batch命令提取文件名在indesign中进行数据合并,5册书只用了30分钟就完成了排版。

  古籍编辑并不一定要学会这些软件,但了解各类图像制作、书籍排版、数据提取软件,有助于我们更有效率地去和排版人员进行沟通,降低古籍编辑工作中的沟通成本。

 话题4:古籍编辑的自我修养

  ◎刘玉林:古籍类图书编辑,首先必备的素养就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苦功夫。以现在的出版节奏,新书转眼成旧书,动辄半价包邮,充斥着浮躁与喧嚣。作为古籍类图书编辑,应该将经手编辑的古籍类图书的格局放大些,一定要具有“精品化”的出版意识,现在我们看宋版书等善本图书,都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精品。古代肯定有海量的图书,没有留存下来的原因,除了“书之四厄”,只能说内容质量不具备经典性。今天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定要具有精品意识,对古籍有敬畏之心,把社会效益放在优先位置,否则就会有“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遗憾。其次要学会和“冷学问”打“热招呼”,这个“热”字,一是对从事出版工作的热爱,二是对人的热情,不仅是对作者热情,而且要对出版业务的诸多板块、流程的参与者热情。举个例子,做责编的时候,我经常去排版公司,当时排版公司还设有夜班,为了赶书稿,我盯了白班又盯夜班。排版的老师傅也觉得我孺子可教,传授了不少制版工作的心得,对我的编辑工作大有裨益。最后说一下亟须提升的能力,我理解为“捷径”,古籍类图书编辑要多向专家学者、编辑前辈请教,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编辑实操,一般都能得到显著的提升,当然这个要根据具体的选题和书稿而论。

  ◎程鲁洁: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古籍类图书编辑,我也在不断探索中。我觉得,阅读古籍的能力,对古籍知识的掌握,是古籍编辑必须具备的素养。譬如我做《古本戏曲丛刊》的时候就战战兢兢,因为同名的戏曲比较多,有些经典的故事,如白蛇传(雷峰塔)、三国故事等,被不同时期的作者反复叙写,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如果自身对剧作者、对作品不熟悉,对各版本不熟悉,那么就很容易在古籍编辑过程中弄出张冠李戴的错误。在我看来,了解古代名人、作家的姓名、字号、作品等等,是一个古籍编辑必须要具备的素养,如果编辑自己不了解这些知识,也就无法校对出文稿的对错。而对古籍知识的全面了解与掌握,也是古籍类图书编辑急需提高的能力。

  ◎胡宝亮:古籍编辑要有基本的历史学、文献学知识,这是能看懂古籍的必备条件,还要掌握常用汉字的繁体字、异体字形式,能迅速识别规范字、繁体字、异体字。急需提升的能力就是使用网络工具——平台和各种数据库来查证知识,让自己能够驾驭书稿而不是被书稿驾驭。此外,选题策划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也是古籍编辑必备的基础能力,编辑要能独立自主地开发选题,有自己的作者资源。

  ◎梁瑞霞:必备素养:一、基本的古代文学、古典文化的基础;二、对文字的敏感,对古文字的基本掌握;三、古代文史知识的积累;四、热爱、耐得住寂寞的情怀。急需提升的能力:一、学习一些文化公司比如果麦的模式,能将古籍做得现代化、时尚化、精致化,让人一看就觉得有“深得我心”的那种感觉。二、要提升营销宣传能力。好书需要让读者看得到,理解得到,要寻找到读者细分需求,运用新媒体形式如小红书来推荐自己的好书。

  ◎王李:必备素养一是知识背景,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这些学问基本入门,文史哲都有所涉猎;二是出版专业基础,了解编务、设计、印装各方面的常识。急需继续提升的能力太多了,只能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王荣鑫:一是基本的文献学知识在学校里就要掌握。常用的古籍目录各有什么特点,应该怎么用;版本学的基本知识;古籍校勘有哪些方法,目前主流的是什么方法。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就要学好的,一上工作岗位马上就能调用。专业基础非常重要,主干典籍和某些重要专科的典籍,要了解已经出版了哪些,哪些还没有出版,这些最好在参加工作以前就掌握。

  二是要树立成本意识。出版最终是一个经济活动,古今中外的优秀出版人,都是擅长经营的人。举个例子,像乾隆修“四库全书”,他不是没想过把“四库”这一万种书刻出来,但是最后没有刻,只是抄了七部。为什么?就是成本问题,内务府和户部两个库加起来钱也不够。后来又有人提出,从“四库全书”里抽一部分最精华的刻出来,最后还是没有刻,而是采用了木活字印。为什么?因为木活字印比刻板子印便宜。乾隆觉得木活字不好听,就给取了个名字叫“武英殿聚珍本”。乾隆皇帝掌握着当时全国的财富,他要做出版工作,都要时时刻刻考虑成本问题,何况你我。我觉得要策划一些好的选题不是最难的事,每年都有很多朋友来给我建议做什么选题,他们提的选题有些确实很有出版价值,但是他们往往缺乏成本意识,很难付诸实施。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道理,无论在哪个国家、做哪种工作,都是有成本的。古籍出版的需求和资源都是无限的,如果可以不计成本地去策划,我们可以想出很多美妙的选题,但是凡事都需要人去做、需要用物料,需要人去做、需要用物料,就会有成本。干出版工作必须有成本意识,明确知道我做某种书会不会亏钱,如果允许亏钱,亏多少是一个限度。树立成本意识,不是为了让编辑唯利是图,不是说亏钱的事儿就不干了。而是因为无论是谁,掌握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你能亏的钱也都是有限的,你即使要亏钱,也要把这些钱亏到最有价值的选题上去。

(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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