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30多名中原作家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集体亮相与读者见面，成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而在历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中原作家群已先后有7部作品问鼎，其创作实力可见一斑——他们吸吮着黄土高天的养分，倾听着中原大地的声音，在坚守乡土信念和文学精神的同时寻求突破，为文学界回答文学创作中坚守和创新的问题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根植乡土：人和植物一样，根都在土里

　　在历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中原作家群贡献了包括姚雪垠的《李自成》、魏巍的《东方》、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宗璞的《东藏记》、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7部获奖作品。此外，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小说曾引起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强烈关注。

　　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说：“人和植物一样，根都在土里。人与土地、与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无法割裂，我一直在探寻土壤和植物的关系。生长在中原大地上的作家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具有十分可贵的坚韧性和包容性。改革开放30年来，河南文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作家们的这种可贵品质密切相关。在当前这个变革的时代，如何在坚守自身信念和文学精神的同时取得新突破，也是我们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关注现实是河南作家的一个重要传统，对中原乡土的关注是他们关注现实的直接选择和自然结果。河南作家具有直面时代难题的勇气。就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而言，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到李佩甫的《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再到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和乔叶的《拆楼记》，河南一代代作家都以他们对时代难题正面强攻的勇气而受到敬重。

　　“正是吮吸着黄土高天的养分，倾听着中原大地的声音，我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马新朝表示，现在有些评论者一味追求现代和先锋，忽略或是蔑视乡土文学，认为乡土文学太土、太落后，这不可取。其实，先锋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写。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村，田原牧歌、故乡怀旧式的写作已经过时。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他们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变得更加焦虑和浮躁不安，这种现象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马新朝坦陈，自己的创作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还要继续用悲悯的情怀观察社会，用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精神创作出有思想的作品。

叩问现实： 中原作家群的突出特点

　　中原作家群中一批中青年作家能够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重新审视现实和历史，大胆拓宽作品的题材范围，丰富表现手段，在艺术创新上有很大突破。“中原作家的坚持求新在追求思想深度、厚度的基础上完成，这种稳扎稳打的做法成就了以往的成绩，也为以后优秀作品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原作家群基本成为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浓厚的历史感为基调、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创作群体。总体上说，中原作家群的创作稳扎稳打不断进步，这是因为中原作家群坚定地立足于中原大地，从而获得了丰沛的资源和坚实的基础。”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说。

　　地域定位对文学产生双重作用，何弘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地域定位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可以使作家因某处鲜明的特点为人所认知，从而迅速获得一个稳定的定位，并在对这种特点的强化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而从消极方面来说，容易使作家受到局限，影响在风格特色的多样化上取得突破。同时，对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地域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类的说法的片面理解，也容易使作家进入误区，误以为只要表现一些奇异的经验就可以得到广泛的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需要的是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普适的价值观赋予这种经验自己的解释，这样才会真正具有广泛的价值。地域性作家在此一方面尤其需要有清醒认识。”

　　对作家群体进行地缘划分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很多时候仅具有政治或宣传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作家的创作风格、创作特色表现在地缘上的差异越来越小，同质化倾向日益严重。但是，任何一个地方，自然环境、文化氛围、历史传统总会对作家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地域特色。在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原大地，这种特色表现得就相当明显。何弘说：“中原作家群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对苦难的书写和对苦难的抗争，但李佩甫、阎连科表现的是苦难中的坚忍，刘震云则写出了苦难中的幽默，他们都在一个共同的底色上表现出了各自特点。即使像李洱这样的先锋作家，也一样关注着石榴树上结樱桃的现实。”

　　那么在创作中如何面对现实、切入历史呢？“从当下的意义而言，面对历史其实就是面对现实；就长远意义而言，面对现实其实就是面对历史。正确地切入历史，从根本上讲是需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和有意味的解读，要在写作中体现出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历史观。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的最大不同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在于长篇小说从根本上是要追求一种时间的完整性，它要通过对一系列事件的书写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作家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历史观。”何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