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未尽

　　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人精神不错，坐在屋子中央。阳光从背后斜射进来，86岁的何启治白发斑驳，穿着朴素，透过眼镜笑呵呵望着我。1959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厚厚的镜片一直跟随这位老编辑，见证着他的职业道路，也见证着中国文学的风云激荡。“不知道读了多少作品，读得越多，它就越沉。” 何启治边笑边指着眼镜说。

　　现在，他戴眼镜也看不太清楚了。手机上的字要调到最大，看东西几乎贴在眼镜上。之前有位作家请他写序，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何启治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写序时眼睛旧疾复发，经过治疗，视力只恢复到0.1。他说，人家请我做事，自然要老老实实读完作品，否则怎么下笔？

　　1992年任《当代》杂志副总编以来，何启治负责当代文学出版工作，对重要作品和文学新人的挖掘作出极大贡献，终审的长篇小说上百部，他几乎都要从头到尾读一遍。著名评论家何西来曾为何启治写过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为文学编辑写专论。在他眼中，何启治沉稳、朴厚，为人谦和。“他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编辑什么就研究什么。”大凡何启治参与编辑或审读过的作品，都会写评论，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表达真切感受。

　　退休二十年，何启治依旧关心中国文学，或者说，从未离开过。前几日《当代》编务还接到何启治电话，问杂志怎么还没到。他不常用手机，却特意点开给我看，仅有的几个公众号和三个微信群，全与文学相关。现在无法长时间阅读，就让同为编辑的夫人先看，再推荐给他，两人常有探讨甚至争论。房间里两个顶天立地的书柜，还是80年代老物件，古今中外各式文集、文选、名著，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重要作家作品，填补了每个空间和缝隙。身后的窗台上堆满一摞摞杂志期刊和文稿。夫人在一旁说，都是很早之前的了，他还是舍不得处理。

　　何启治每天8点起床，22点入睡，遇到好文章读到深夜也常有。旧式书桌用油漆翻新过，不大的台面多半被各种厚辞典占据，另一半放着很多药瓶。年事渐高，何启治摔过三次跤，自此开始注意保养，他将安眠药、钙片、消炎药一个个指给我看，夫人并不赞成他吃这么多药，何启治笑笑，“也对，吃很多药也是问题。”

　　第一次用电脑打字时，何启治60岁，一首《长恨歌》打了两个小时。“以前什么新鲜事物都愿意知道，也学得快，现在落伍了。”唯独不落伍的是，何启治保持着思考的习惯。他认为，纸媒无论怎样都不会消失，只要有人爱好书籍，纸媒永远有存在的空间与意义。他还认为，年轻人应具备基本文学素养。今天的中国人，不应该丢失一个民族精神上最宝贵的财富。哪怕当做生活调剂，有一些阅读习惯，也是好的。

　　洪清波是何启治一手带出来的编辑，年逾六旬的他已从《当代》退休。刚到杂志社时，何启治已经是副总编，从修改符号到约稿发稿等流程，何启治一一传授。“就像师傅带徒弟，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他就是热心，有责任感，愿意帮助你。”何启治把《当代》当成了家，只要不开会不出差，他总在，永远到得早走得晚。洪清波觉得何启治是工作狂，“离开文学他好像没别的乐儿。” 洪清波说，“大家有很多高兴事，他就文学这一件事高兴。”

　　80岁时，何启治出了本书《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北京朝内166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地，作为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当代》杂志就位于红砖楼的其中一层。何启治在那栋楼做了40年编辑， 从出版社到《当代》，再到《中华文学选刊》，亲历诸多名作的诞生与成长，目睹中国文学一路行进的岁月风云。书中记录了他与近30位作家、评论家、出版家及同窗友人的文坛往事。大家开玩笑说，何启治一定每天写日记，否则怎么会时过境迁还如此记忆犹新，翔实生动。

　　1973年，何启治从五七干校调回人文社，分配在组织长篇小说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小说北组，陕西是他的工作重点。何启治总在一个本上写写划划，那是他的“星探宝库”，不乏已声震文坛的陕西知名老作家，更多是初露头角的年轻人，刚发过一篇文章的作者，何启治认为有潜力有特点，也会认真记下来，从文学风格到个人情况不一而足。在这本薄薄的笔记上，何启治为陕北黄土地将要诞生的一支巨笔埋下了注脚，也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和万千读者心中的经典——长篇小说《白鹿原》。

何启治（右）与作家陈忠实

　　黄土地上的歌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陕北小伙陈忠实到郊区开会，散场后一位陌生人拦住了他，介绍自己叫何启治，从北京人文社来。陈忠实依习惯叫他老何，一叫就二十多年。31岁的陈忠实，后来凭借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彼时刚在《陕西文艺》发表第一篇作品，得知何启治邀约长篇小说，陈忠实直呼“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不仅深知能力有限，也是对编辑亲自约稿的意外与压力。人文社这座京城并不高的门楼，对作家如同文学圣殿，用陈忠实的话说，“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

　　寒冬下，何启治耐心鼓励陈忠实，拿出自己辅导延安插队知青创作长篇小说的先例。老何的真实与坦诚，让陈忠实有了基本信任。回京不久，何启治又写去一封长信，仍鼓励长篇创作，从立意、构架、素材等方面给出建议。此时，上级通知陈忠实去南泥湾劳动锻炼，他以此为由推卸了这个“不可胜负的压力”，同时何启治援藏两年，期间二人通信往来，老何一直鼓励他写作。多年后在《何为益友》的回忆文章中，陈忠实写到，“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相聚见过很多回合，世事已经翻天覆地，文学也已翻天覆地，每一次见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继续着街头的那种坦诚和真挚，延续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赖。”

　　80年代初的夏天，何启治再一次去西安。时隔多年第二次见面，陈忠实特意在西安饭庄——“双十二事变”中招待过周恩来的百年老店，用自己刚收到的稿费请老何，点了看家菜葫芦鸡。往后每每相聚，何启治总会突然歪过头问：“那年你在西安请我吃的那个鸡真不错，叫什么来着？”

　　这次何启治为创刊不久的《当代》组稿。直到完成从短篇到中篇过渡的《初夏》，陈忠实才斗胆寄给老何。《初夏》是他写作生涯最艰难的一部，锻炼了陈忠实驾驭复杂结构的能力。历经三年多，修改重写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当代》刊出。作品问世得益于何启治与《当代》编辑的巨大耐心和热诚，陈忠实曾回忆：“他和他们的工作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作者完成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

　　《初夏》之后，陈忠实热衷于中篇小说各种结构的探索。许是认为时机成熟，何启治旧话重提，“有没有长篇写作的考虑？”陈忠实直率地回答，没有。老何的突然发问，使他立即想起街头初次见面，已十年有余。天哪！他还没有忘记长篇小说的事。老何却轻松地说，何时打算写长篇，记住给我就是了。

　　十多年里，陈忠实完成9部中篇，80多篇短篇和50多篇报告文学，然而他始终认为只是写好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直到1985年的《蓝袍先生》，陈忠实开始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命运，生命本身强大的欲望张力，使他意识到“如果50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1986年，44岁的陈忠实开始直面这一重大人生课题。

　　老何再问起长篇时，陈忠实终于说，有想法，但离实际操作尚远，“对他若要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那时陈忠实正做《白鹿原》先期准备，初步计划写作时间三年，他希望“沉心静气地做这件大活”，避免过多议论与关心。自己尚在极大的无把握之中，他没有向老何提及《白鹿原》具体内容，只叮嘱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

　　后来几年，何启治守约如禁，每有一位人文社编辑到西安组稿，都要带来他的问候，进门握手先申明，老何让我来看看你，只是问个好，没有催稿的意思，他再三叮嘱不要催促。陈忠实常常握着他们的手说不出一句话。

　　直到1991年初春，编辑们到西安庆祝建社四十周年。此时《白鹿原》书稿已完成三分之二，见面时老何仍恪守约定，淡淡地说，按你的计划写，写完打个招呼，我让人来取。陈忠实也紧闭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只应诺着写完报告。

　　这年夏天，先后有两家曾给予他帮助的出版社向陈忠实邀约长篇小说，他信守与老何的承诺，逐一辞谢。

　　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高耸陡峭的塬坡遮挡了人世嘈杂，陈忠实的笔在老家西蒋村的小圆桌上爬行了三年。决定动笔前的1988年早春，他在家门口栽下的梧桐现已撒下一片绿荫，《白鹿原》三代人生死悲欢的命运也终于走向最后的归宿。

　　1992年3月，洪清波与同事高贤均受何启治委派到西安取《白鹿原》手稿。《当代》的年轻编辑取稿时曾当场退掉了路遥《平凡的世界》以致作品旁落，因而何启治叮嘱，千万别退，无论如何先拿回来。由于还在复阅最后几章，见面后陈忠实让他们先看中篇。二人读完并无惊艳，且心生疑惑，长篇能行吗？

　　正式交稿那天，两位编辑从欲言又止的陈忠实手中接过《白鹿原》，奔赴成都。西安到成都的火车8个小时，洪清波边读稿边对高贤均说，你看看吧，太出乎意料了。成都组稿期间，他们除了工作就是读《白鹿原》，出差期间全部看完。至今洪清波仍难以平复：“当时就没见过这样的小说，每一个人物关系，每一件事都新鲜。农村革命题材类型不少，他写出了全新的体验。”

　　本以为要两个月，二十多天后，陈忠实就接到老何来信，可想见的兴奋与喜悦。“对他来说是太长了点，对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老何等待近二十载，从1973年西安街头，到1992年在北京亲手写下《白鹿原》审阅意见，曾经的青涩小伙真真成了沧桑的陕北汉子，自己一直鼓励与相信的作家终没有负了约。作为编辑，何启治见证了一个文学青年的艰难成长，也见证并推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

　　在《当代》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后，《白鹿原》至今已发行逾400万册。如今，何启治书柜里最多的就是各种版本的《白鹿原》，猖獗的盗版也留存许多。今年初他特意购入一本盗版书，并附上给人文社领导的手写信，阐明情况，维护权益。

　　何启治为何始终不放弃长篇？漫长时光里，这份坚持让陈忠实不得其解。何启治曾说，以文学编辑为终身职业的人，若不想和有潜力的作家交朋友，除非是个傻瓜。上世纪70年代文艺有着鲜明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大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主流。他的“星探宝库”有如此记载：陈忠实，已发表2万字作品，长期在农村工作，熟悉农民与乡土生活，可考虑长篇。

何启治的书柜

　不要沉默

　　六十多年前，十几位分配到北京工作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下了火车就到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不知谁说，何启治很幸运，分到国家级权威文学出版社工作。文质彬彬的何启治笑道：“我会努力的，会努力的。”

　　1936年，何启治出生于香港，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先后有过九个孩子，活下来六个，何启治排老五。抗战期间港岛沦陷后，他随父母回到家乡广东省龙川县。1949年广州解放时，何启治13岁，和许多人一样，也有迎接新生活的热情和狂喜，很快考入名校中山大学附中，当时校址就在鲁迅生活过的大钟楼。何启治文科好，“我就头疼数学，考试及格都困难。”1954年，中国建立高考制度后第三年，何启治考入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他记得学号是544003，“前面代表54级，中间4是中文系排序，003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敢说自己就是第三名。” 1957年何启治加入中国共产党，怀有崇高理想、内心充满阳光的热血青年，怎会想到时代的车轮滚滚而过时，尘土飞扬。

　　美丽的珞珈山在1958年成了烟熏火燎的炼铁厂，超英赶美的“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大操场一夜之间冒出一大片土高炉。宿舍铁门也拆了化为铁渣，所有师生轮班到一线炼铁，中文系半年没上过课。学生们的态度与心声汇集到何启治这里，他以中文系团总支书记的身份代表大家向上反映，结果被判定为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的“白旗”，平生第一次招来满墙批判。他的疑问“难道大学生是廉价劳动力吗？”被画成漫画，从一只形象柔媚的狐狸口中吐出。

　　何启治不是张牙舞爪、剑拔弩张的人，但总以为有话就要说，“没想那么多后果，认为对的我会提，有意见也会讲。”简单的人活在了复杂的年代。1970年寒冷的冬天，何启治被误判为“危险分子”，遭到几个月的隔离审查，迎来了“车轮战”式反复审问，连续几天几夜除了吃饭排泄和交代情况，几乎没有睡眠，甚至出现了幻视和幻听——把火柴棍看成面目狰狞的大棒，把质问听成了梦幻似的天方夜谭…… 第二年硝烟散尽，何启治亲手写了大字报贴到公告栏，为自己平反，澄清真相。

　　1959年分配到人文社，他从校对做起，没两年赶上中央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农村基层，支援农业生产，河北丰润县田野上，何启治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度时艰。生活条件困苦，只发了几斤手指粗细的胡萝卜，冬天挂在屋檐下，每天吃几根补充营养。大儿子出生时，他请假回北京，顺便在农村买了西红柿、黄瓜带家，被发现后遭到批评，说“搞特殊化”，不过也没追究。回忆往昔，何启治笑容温和，似乎讲再平凡不过的日常琐事。“他很少发牢骚，也很少抱怨和不满，虽然吃挺多苦，受不小冲击。他的态度总体是平和的。”洪清波说。

　　那十几年，中国文学在野火丛生又风云四起的历史岁月中，担起时代传声筒的使命。何启治心中的编辑事业，以另一种理想主义的形式燃烧。1964年正式当编辑，接到抓阶级斗争教育的指示，从全国各地报刊中收集了诸多阶级斗争的文章，编成《仇恨的火花》印发了十几万册，北京晚报发表他的评论称“一部苦难与斗争的画卷”。第二年，何启治受命先到北京郊区南口农场组织青年书写报告文学《我们的青春》，后被派到上海纱厂车间体验生活，与两名工人合作写出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力的中篇小说《天亮之前》。他曾用笔名“红耘”在《收获》上发表其中一章《亨司表的秘密》，这是何启治首次在文学大刊发表作品并获得35元稿费，“不少呢，那时我月工资才56元”。小说印行38万册，只署名不拿版费，他也心甘情愿。

　　对上级政策或工作指示，何启治认真执行，从无怨言。“组织让去哪就去哪。不敢说有信心，肯定努力做好工作。”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编辑，从无方向到有组织，编写出两本发行十几万册的作品，不是没有自豪感的。这些书至今保留完好，他腿脚不便，从椅子上站起来执意找给我看，不厚的小册子满载远去时代的激情，翻开内页，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上，何启治笑意盈盈地参加工作，投入劳动。

　　“知道我为什么叫红耘吗？” 取意“一片红心，励志耕耘。” 何启治对我说，你要记着。

　　柳志是何启治的第二个笔名。1974年北京派遣45人援藏，他是唯一一个出版系统的人，最初在格尔木中学任教，暑假时与同事为筹备阶级教育展览，直通拉萨调研，又创办文学校刊《红柳》。“红柳作为木料可以烧火，也可以铺路，边疆路坑坑洼洼，垫上以后车就能走了”，何启治认真解释，“也体现了工人阶级对国家建设奉献的精神。”当时正处于文革末期，读书无用论频频，这些援藏教师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倾尽所学。现在他们还与当时的学生保持着联系，有位学生年过六旬，每年还会来京探望何启治。

　　年轻时的何启治，工作起来废寝忘食。80年代参与《鲁迅全集》首次编辑工作，像“再上了次大学”。庞大如百科般的内容需要细致考证研究，从不懈怠的他一头扎进书桌，常伏案几小时。一个周日的晚上，已过8点，又哄孩子又做饭的爱人看到何启治还在工作，一激动，系着围裙拿着菜刀冲到书桌旁，拍案而起：“何启治，你还要吃饭不要？”

　　人生长途中，何启治曾有两次面临重要抉择。第一次是“五七”干校后期，有机会去大学教书。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到美国探亲，面对去留，何启治在一年假满时选择回国继续文学事业。“若留下，我将永久面对心灵痛苦和灵魂拷问”，不到60平的老式楼房里，何启治语调轻快，“现在物质生活平平，精神却愉悦而富足。”

　　决定向北京进发，终身为文学奉献，何启治同一大批优秀作家与作品不期而遇，然而时代夹缝中命运沉浮，交谈中他多次提到，“我还是希望，文学能纯粹一点。”

多年前，何启治（左三）与作家们采风

固执与激情

　　20世纪80年代初伤痕文学过后，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小说等各种现代派思潮涌现，作家们试图展现更为独立的思考和实践，回归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敬畏、挖掘和重构。那样一个创新年代，文学风起云涌。摸着石头过河，是作者和编辑的常态。

　　“政策灵活，大家都在探索，稍稍突破边界，作品才有冲击力。”洪清波回忆工作氛围，打擦边球是常事，一篇稿子常要商量探讨，不会一言堂。时任《当代》主编、编辑大家秦兆阳曾说，四平八稳读者不爱看，太出格又不合规，最好在大环境承受范围内，又比预期的超前一点点。挑战工作弹性，争取更大空间，为好作品据理力争成了编辑最大的职业成就感。

　　1986年，编辑通过热情细致的工作组来了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与张炜详谈并认真阅读作品后，何启治认为，《古船》是一部深沉厚重具有开拓意义和史诗品格的作品，其时他刚担任《当代》副主编，首次负责终审长篇小说，作品涉及的部分情节与艺术表现何启治尚把握不准，为慎重起见，他一再建议由其他副主编共同终审，最终经张炜修改并达成发表基本共识。

　　当时《当代》发行量近三十万。1986年第5期，《古船》全文刊发，引起读者和文坛强烈反响。下半年，山东与北京分别召开研讨会，规模空前，讨论激烈。有人编作品评论集时，很快从全国各地文艺报刊上收集到六十多篇文章。

　　没有一部作品是完美的，当文学触碰历史，除了正常学术探讨，不同观点倾向而产生的解读容易流于简单化的指摘与责难，围绕《古船》的舆论也不在少数，对此社里考虑不公开报道作品讨论会。何启治认为这种违反惯例的做法有损《当代》声誉，竭力争取下，同意报道，但需突出批评性意见，并将两地四天的讨论压缩到一千多字。多年后何启治仍意难平，在书中袒露 “报道是我整理的，但确是干预下的违心之作。”

　　不久，《古船》单行本出版被叫停。何启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认为应维护党的文艺政策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同时对作品和作者负责，冒着风险向上级提交了书面报告：“我主张明确回答作者：《古船》按原计划和正常程序出书，哪怕先印一万册也好。不在查禁之列，就不必因拖延或别的原因而刺激作者或有负于读者。” 为表明郑重负责的态度，何启治在报告中说：“如有必要，我愿意对上述建议负责。” 在杂志社与出版社共同努力下，1987年8月，《古船》正式由人文社出版。

　　洪清波眼中，何启治不算保守派。“他政策意识强，更全面更有大局观”，面对新文学思潮，何启治又很前卫。洪清波印象里，自己审读的稿子几乎没被他拦过，倒是何启治认可的作品有时看不懂。“我们认为无法接受，他反而允许探索。”

　　何启治认为，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见，特别是有来自内部的批评意见时，对自己经手的稿件能排除私心杂念，实事求是敢于负责，是编辑职业道德最重要的表现。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与作品共荣辱同进退，勇于面对可能出现的挑战，需要文学从业者的眼光，更需要胆识。

　　接到《白鹿原》手稿时，时任《当代》主编朱胜昌一边读一边在书页夹上纸条，和大家一起探讨。《白鹿原》是为数不多编辑都叫好的作品，也是何启治在几十年工作生涯中少有的“阅读时感到职业兴奋感与幸福感”的作品。作为《白鹿原》组稿人、终审和责编之一，何启治深知它永久的艺术魅力，签署作为重点书出版的审读意见时，他这样写道：“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同时也有预感，当时社会背景下，涉及国共两党革命历史、农民与地主阶级关系、男女两性描写等内容，考验着大众乃至主流文学界的接受度。

　　作品出版后半年，人文社奉命以《当代》杂志编辑部和当代文学一编室的名义，就《白鹿原》的组稿、审稿、编辑、发行等情况写了一份报告。期间，上级单位还曾约人文社前总编辑屠岸，听取他对《白鹿原》的评价和意见。这些报告和谈话虽如实反映了某些批评，但总体上都持肯定的态度。屠岸还明确指出《白鹿原》是新时期人文社出版的最优秀的四部长篇小说之一。

　　何启治听闻，有一种声音认为“《白鹿原》这么好，那你说说它能鼓舞人吗？” 一次关于长篇小说的研讨会上，大家对《白鹿原》鲜少提及，何启治性情率直，直言 “拥护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提法，但不赞成以是否鼓舞人作为判断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

　　情况到1997年还没有好转。在评选一项优秀长篇小说奖时，何启治联合另两位评委建议把《白鹿原》列入候选名单，却被主持人干预。相当长一段时间，《白鹿原》在比较具有官方色彩的评奖活动中均告落选。不管读者如何喜欢，文艺界如何赞赏，《白鹿原》如同陷入无物之阵，让何启治深感压抑和无奈。

　　他在报刊发表文章“永远的《白鹿原》”，理直气壮地肯定“《白鹿原》是堪与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媲美的、厚重而有魅力的大书。”评论家蔡葵、何镇邦看到文章后打电话表示赞赏。老蔡说，现在这样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地为好作品呐喊的文章太少了。

　　编辑生涯，何启治也有遗憾。看重的小说未能发表、与好作品失之交臂，心思单纯直率的他有时无法参透个中缘由，只认为文艺理念不合。“他就是那种性格，尤其对文学，”洪清波评价，“认准了的事情敢说也敢做，不怕风险”。

　　转机出现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面对内部评审分歧，延安抗大、鲁艺出身的老评论家陈涌直言“《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此说法在文学圈流传开，几经周折，《白鹿原》终于榜上有名。何启治发表短文《欣喜 理解 期盼》，长途电话里念给陈忠实听，他确实站在作者角度说了些不太好说出口的话，“我觉得一个优秀编辑和优秀作家在面对某种困难时，就应该而且必然会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否则，怎么能称之为‘知音’呢。”

何启治参加文学活动

　　路很长，还没到

　　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柳建伟第一次见到何启治，“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镜，面部皮肤有明显高原红，握手时很认真，很用力。”那时他应书商之邀为大火的《废都》写续，经同学提醒才将刊有自己一篇小说的《昆仑》送给何启治。

　　一个月后，聚餐时何启治对柳建伟说，“你的作品我看了，杂志应该选载。你找人写个短评，配上一起发。不过行文有些啰嗦，可删掉一些，若你同意，十天后我来取稿。”柳建伟目瞪口呆，自己的作品第一次走出军队，走进国家一流文学刊物。十多年后，何启治和他聊起来：“现在看人物依然鲜活，当年我没看走眼，这部作品算是站住了。”

　　此后二人慢慢熟悉起来。秋天的一个晚上，何启治提出让柳建伟陪他走走。头顶月亮，他陪着何启治从鲁院走回宿舍，几百米的路走走停停，用了一小时之久。何启治对柳建伟谈作家发展，谈作品幕后，最后说，我是看了《虚城》后看的《废都》，你完全有能力写出不错的长篇小说。一晚上柳建伟几乎沉默，何启治很失望，轻叹一声，推着自行车走进了夜色。因为母亲生病，柳建伟已经中断严肃文学写作，疯狂写纪实类畅销书贴补家用，后来他已经很怕见到何启治了。

　　1995年春节，柳建伟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疗，何启治听闻探望，与母亲单独谈了半小时。后来母亲对柳建伟说，何老师是好人，我想看到你的长篇小说出版，他说你可以，你一定行。当晚何启治与柳建伟再次走上那条路，正式约他写长篇。柳建伟记得何老师对他说，不要浪费才能，要写出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别辜负了自己和时代。

　　那几次谈话，柳建伟当做人生中的“遵义会议”。此后几年，他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当他交付第三部《英雄时代》时，由于心浮气躁，大家评价并不高。柳建伟心生愧疚决定重写。何启治安慰他，重大现实题材难写，作家安身立命靠质不靠量，你要相信自己。

　　2000年10月中旬，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北方城郭》名落孙山。何启治得知柳建伟与他同在杭州，约到住处谈心：“无需太在意奖项。实力到了，一切水到渠成，好好写《英雄时代》吧。”

　　半年后拿出第二稿，柳建伟接到何启治电话：脱胎换骨，说不定拿茅奖呢！何启治的判断没有错，2005年，《英雄时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柳建伟将何启治称为“大先生”，调京工作后，每次拜访都受益良多，“能遇到何老师，是我文学人生的大幸”。

　　何启治对文学有着敏锐嗅觉，也视作家为待打磨的璞玉，足够爱护。他对我说，“一个尚未进入文坛的新作者，是需要编辑发现的。关键时刻给予支持，他就可能日臻成熟，否则，也许文坛上就再也没有这个人了。”

　　有同行向他推荐年轻作家孙惠芬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此前何启治一无所知，听说是书写当代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又是青年作家处女作，毫不犹豫接受了。“处女作可能失败，但一旦成功，往往倾注作者多年心血，决不可轻慢。”何启治预感准确，这部作品成为世纪之交我国长篇小说的一道亮色。写给孙惠芬的长信中，除了感谢与鼓励，何启治也不客气地指出来稿中有不少错别字。

　　十余年里，作家赵凯和何启治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他曾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写去第一封信，谈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和瘫痪在床的情况，本以为石沉大海，没想到何启治每信必复。通过信函和寄赠书刊，何启治的指导与鼓励成了赵凯来自外界的唯一精神支持。何启治心中，搞文学的人都强调文学的人性化，“应特别关注弱者，能帮的尽量帮”。

　　通过何启治，赵凯结识了时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刘兆林，在大家帮助下，不仅出版第一部作品集《想骑大鱼的孩子》，还免费进行了救助治疗，卧床十多年后重新恢复了行走能力。在北京，赵凯参加“百位农民作家百部农民作品”文学工程，和来自全国的八位农民作家代表坐上主席台，在新中国文学出版史上是第一次。自1994年收到赵凯来信到2012年，18年后，何启治与赵凯才得以在北京家中见面。告别时，慢慢下楼的赵凯突然转过身，左手扶着拐，右手一把搂过何启治，头靠在肩上失声痛哭。

　　赵凯存有一张照片，是二人在何启治家中的合影。十多年的前陈设与现在相差无几，书柜依旧满满当当，桌子上放着各式报刊杂志。唯一不同的是，现在书桌前的墙上挂着一个长方形的相框，里面放了何启治与很多同事、作家朋友的合影，中间是张生日照，何启治坐在椅子上，背后一个大大的“寿”字。

　　这是个一生都与文学捆绑的人，他的喜怒哀乐，一切都从文学中获得。63岁退休，又返聘了三年，66岁何启治把东西从办公室搬回家。我问他，还记得那天是什么心情吗，何启治回答，那个阶段结束了。停了一会儿又说，“就是一个阶段结束了，但是在文学路上我还得走，还得往前。”临走时何启治嘱咐，有新鲜事或好作品，你通过微信告诉我，虽然眼睛不好了，我可以慢慢看。

　　（注：部分资料参考《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与过往访谈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