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故事虽然流传已久，但其历史真实性却不断遭到史学家的质疑。在他们看来，赵氏孤儿故事并不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司马迁好异猎奇，根据民间传说街谈巷语进行的杜撰。

　　刘向的《新序·节士》和《说苑·复恩》依托的都是赵氏孤儿故事，但由于叙述方式的变化，它们表达的人物主题思想、呈现的文学特征和艺术效果则完全迥异。改编可能会实现改编者所要表达的现实意图，但流失的可能是原来最具有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的精神内核。

　　赵氏孤儿是我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赵世家》。故事说的是晋景公三年，晋国大夫屠岸贾欲诛灭赵氏家族，赵朔妻乃晋成公的姐姐，身怀六甲，藏入后宫。屠岸贾杀赵氏满门后，又欲杀赵朔遗腹子，后得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帮助，赵氏孤儿幸免于难。十五年后，赵氏孤儿赵武长大成人，在韩厥帮助下攻杀屠岸贾，为赵氏复仇，赵氏也由此中兴。赵氏孤儿故事经元人纪君祥创作《赵氏孤儿》杂剧搬演到舞台后，赵氏孤儿故事得到广泛流传，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清雍正年间，赵氏孤儿故事还远播欧洲，成为影响欧洲戏剧的中国经典剧目之一。至今，赵氏孤儿故事仍被艺术家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不断地进行着演绎，陈凯歌导演、葛优主演的《赵氏孤儿》，河南豫剧一团李树建主演的豫剧《程婴救孤》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赵氏孤儿故事是否可信

　赵氏孤儿故事发生于春秋时期的晋国，但记载春秋历史甚详的《左传》和《国语》均没有细录此事，因此，赵氏孤儿故事虽然流传已久，但其历史真实性却不断遭到史学家的质疑。如梁玉绳《史记志疑》就认为：“匿孤报德，视死如归，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之世，无此风俗，则此事固妄诞不可信。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其人也。”赵翼《廿二史札记》也说：“晋景公并未失国政，朔妻，其姊也。公之姊即在宫中生子，（屠岸）贾何人，辄敢向宫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况其时尚有栾武子、智庄子、范文子及韩献子共主国事，区区屠岸贾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一至此乎？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言外之意，在他们看来，赵氏孤儿故事并不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司马迁好异猎奇，根据民间传说街谈巷语进行的杜撰。其实，在汉人著作中，记载赵氏孤儿故事的并非只有司马迁《史记》，刘向的《新序》《说苑》也曾著录过此故事。

　　刘向字子政，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我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目录学家、古籍整理学家和经学家。作为西汉皇室后裔，刘向生逢衰乱之秋，经眼许多荒淫腐败之事，出于对皇汉帝国的忠诚和忧患，他常以著述寄托自己的忧世情怀，表现自己的社会政治认知。他编撰的《新序》《说苑》《列女传》都是根据历史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借以表达自己讽谏意识的著作。刘向尽管在其著作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毕竟是一个严谨的具有浓烈历史意识的学者，所以，他采集历史材料进行编撰加工时，肯定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他将赵氏孤儿故事著录到自己的著作中，至少说明，他认为这是信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刘向对赵氏孤儿的著录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是以讹传讹。但又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所说，谁也不敢否定，司马迁的材料不是从其他“赵人别记”中得来的。从此角度看，赵氏孤儿是否具有历史的影子，还应该慎重对待，不可妄下定论，因为，毕竟司马迁、刘向见到的历史材料比我们早而且多。说不定这正是司马迁采集拓展历史材料的一个功绩呐。

　两种记述两种效果

　　但我们这里注意的不是赵氏孤儿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而是刘向对赵氏孤儿故事的记述。刘向在《新序·节士》和《说苑·复恩》中，均记录了此故事。一个故事在一个作家的两部著作中同时出现，这本身就非常有趣。但更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在这两部著作中却是以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表达的。这就非常值得我们探究了。

　　《新序·节士》的赵氏孤儿故事基本是以《史记·赵世家》为蓝本甚至是抄袭《史记》的文字而来，因为，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叙事视角，二者都完全一致，故事的叙事主角也没有变化，都是程婴和公孙杵臼，惟有个别文字稍有出入。故事开头先说明程婴、公孙杵臼与赵氏的关系：“公孙杵臼、程婴者，晋大夫赵朔客也。”接着叙述程婴、公孙杵臼谋划救孤的过程和赵氏复立后程婴不求恩报而自杀。与《史记》相比不同的只是在故事的结尾，刘向多加了一句话：“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交厚士矣，婴之自杀下报，亦过矣。”如果把《史记·赵世家》和《新序·节士》作为两个独立的文本来看，它们的主题都在张扬程婴、公孙杵臼这样的侠义节士的忠勇气概，是把程婴救孤作为侠义节士的颂歌来书写的，所不同的是对程婴结局的看法。《史记·赵世家》完全肯定了程婴、公孙杵臼的悲慨壮举，尤其对程婴救孤后选择自杀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而《新序·节士》则认为程婴自杀大可不必。

　　但在《说苑·复恩》中，刘向对这个故事的叙述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故事的叙事框架基本没变，但叙事视角和叙述主角却进行了很大调整。《说苑·复恩》的故事主角不再是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韩厥。文章开头即说：“晋赵盾举韩厥，晋君以为中军尉。”以此为前提，以下故事的叙述即分两条线来进行：一条线是叙述程婴、公孙杵臼的救孤过程；另一条线是叙述韩厥如何帮助赵氏，与晋景公谋立赵氏孤儿。文章最后结尾的落脚点也是韩厥：“故人安可以无恩。夫有恩于此，故复于彼，非程婴则赵孤不全，非韩厥则赵后不复，韩厥可谓不忘恩矣。”

　　《新序·节士》和《说苑·复恩》依托的都是赵氏孤儿故事，但由于叙述方式的变化，它们表达的人物主题思想和呈现的文学特征则完全迥异。首先，《新序·节士》采用的是单线叙述的结构形式，旨在歌颂程婴、公孙杵臼的侠义节士精神，所以，故事基本是围绕程婴、公孙杵臼救孤的细节展开的，不仅描写了他们设计救孤的过程，而且也细致表现了程婴救孤的心理活动，把程婴危难之时不惜牺牲自己身家性命挺身而出解救孤儿的节义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说苑·复恩》则将单线叙述变成了双线的复合叙述，故事虽然围绕救孤展开，但弱化了程婴救孤过程的生动叙述，增饰了韩厥与晋景公的对话以及他在谋立赵氏孤儿中的作用。从文学性而言，《说苑·复恩》的故事叙述远不如《史记》和《新序》描写得那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其次，叙事主角的变化导致故事主题发生了偏移。《新序·节士》的叙事主角是程婴，程婴救孤演绎的是一个节士侠义故事；《说苑·复恩》的叙事主角是韩厥，韩厥助孤则变成了一个感恩故事。程婴救孤故事中自然不乏程婴作为赵朔“客”对赵氏知遇之恩的报达，但故事演绎的主旨并不是程婴感恩，而是在张扬程婴的侠义节士情怀，在突出程婴救孤自身行为的悲慨精神，这才是程婴救孤故事最具艺术感染力之所在，感恩只是故事叙述的心理前提。而《说苑·复恩》只是叙说韩厥的知恩图报，抽空了程婴救孤背后最重要的故事灵魂，而韩厥又是整个救孤事件的旁观者，这就不仅弱化了故事的艺术感人魅力，同时也简化了故事本身的多义复合的价值精神。因此，从主题表达角度看，不可否认，就刘向《新序·节士》和《说苑·复恩》本身看，两篇文章都达到了各自的预期效果，实现了对“节士”行为的歌颂和“复恩”思想的宣传，但从艺术表现角度看，《说苑·复恩》对赵氏孤儿故事的改造是以丧失原本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为代价的。

　　刘向对赵氏孤儿故事的两种叙述，一本原来的精神价值，一出自己的实现需要，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思想意识，但它们呈现的艺术效果却完全不同。刘向对赵氏孤儿故事的改造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经典的改编往往难度超常，改编可能会实现改编者所要表达的现实意图，但流失的可能是原来最具有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的精神内核。这也许才是程婴救孤故事，长久流传，弥久弥新，韩厥助孤故事，虽经渲染，堙没不闻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