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点·亮点

　　——我看《金陵十三钗》

　　评 说

选择“十三钗”作为主角和刻画的对象，既是视觉层面上的，又是情感层面上的，还是东方与西方在文化上都可以认同与理解的

　　影片《金陵十三钗》体现了张艺谋及其创作团队艺术上的诚意和商业上的成熟。

　　“中国商业大片”如何兼具人文精神和商业价值；兼顾国内票房企图和国际奖项的野心；既表达民族情怀又能以普世的价值观赢得国际文化视野的理解与认同，对张艺谋这样一位已然累积了诸多大片经验并具国际影响力的导演来说，上述问题是必然要考虑的。因此，影片的叙事角度和情境设计，变得至关重要。让历史以“传奇”的面目出现，那些带着繁华故都旧梦的风尘女子，在绝境中拯救纯洁女学生的行为，以及一个西方男子对整个过程的旁观与参与，他的惊艳、爱恋、无奈、绝望等感同身受的心绪，以及一步步由被动到主动的人道行为，都使这个故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凝视下，被浓缩成一种极端情境下的传奇。血腥与香艳混搭，残忍的暴行与人性的光辉交织，这些无疑为影片构建起了既具内涵厚度又具视觉穿透力的绝佳“卖点”。

　　事实上，影片回避了沉重的历史拷问，避开了“真实”的宏大书写，而代之以“拯救”与“抉择”的主题。只是在《金陵十三钗》中，所设置的行为的“主体”不再是英雄，也不是军人，而是那些风尘女子。在金陵旧梦中，从来不缺商女亦知亡国恨的渊源，李香君血溅桃花扇的故事仿佛前世镜像，映射着这十三钗的侠骨柔情。对这些女性的塑造是整部影片最着“工笔”之处，在整体暗色调的背景下，她们不仅以明艳、浓郁的色彩带来视觉上的吸引力，更被赋予泼辣的个性和深切的同情心，她们是压抑氛围和黑暗精神中的一抹亮色，人性的烛照从她们的身上透射出来，正如张艺谋所说，要用她们来“体现战争中人性的美”。实际上，对这些风尘女子，不仅东方故事往往凸显其高贵的品性和刚烈的性情，在大量西方文艺作品中，她们也往往被演绎与突出“正面”的品性，从《茶花女》到《漂亮女人》，她们天性中的善良、纯真，以至侠义，不仅被理解和同情，更被赞美与欣赏。因此，选择“十三钗”作为主角和刻画的对象，既是视觉层面上的，又是情感层面上的，还是东方与西方在文化上都可以认同与理解的。

　　影片通过内外双重视点，来层层展现人性的觉醒与升华。影片的外视点是女学生书娟，她用地道的南京话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这是一个获取本民族情感认同的视角。这一视角带来的是所经历的苦难，所承受的沉重，所压抑的愤怒，所领会的屈辱，以及所认知的悲壮。与其说书娟视角是“叙述者”，不如说它是一种泛大众化的、在情感上虽动人心弦却又为人熟稔，在情节上起到的是展示作用的“外视角”。而克里斯蒂安·贝尔所扮演的殡葬师约翰，他的视角则是一种真正带来叙事驱动力的“内视角”。他首先代言的是西方视角，不仅如此，他也是西方人愿意自觉认同的叙事的引导者，这也正是影片选择这位好莱坞一线明星出任角色的重要叙事策略。即要通过他让西方视野逐渐进入这个东方故事，接受和理解这些东方女性，体会到她们心灵的纯净与高尚，进而感受到人性书写的深意。在约翰的注视下，审美的“陌生化”被展现出来，特别是以玉墨为首的钓鱼巷姐妹们，她们摇曳生姿、暗香浮动，东方女性的魅力风骚呈现在西方男性的视点下。正是跟随约翰这一人物个人化的视角，叙事开始掀起一波波独特的情感体悟。约翰一开始脆弱、犹豫，他胆小、贪财、好色，种种人性的本能被自然呈现出来，但是“人道”和“正义”作为暗藏的潜能，在极端状态下会被激发出来，当善良、纯洁、美丽被践踏，当从他的视点看到悲惨无辜的死亡和勇敢侠义的担当时，约翰高尚的人格被唤醒，影片由他个性化的感受引导叙事和情绪情感一步步向深层过渡和发展。

《金陵十三钗》叙事上的努力使技术层面和视觉层面得到实实在在的附丽，正是这一点为今后诸多“商业大片”提供了创作意识上的借鉴

　　玉墨的身世、约翰早亡的女儿、书娟父亲的爱女之心、教会女学生如羔羊般的无辜、“十三钗”们的刀子嘴豆腐心、敌人的残忍与伪善，这些都在为回答“为什么”努力提供合理的支点。一个流畅圆融的叙事，一个处处危机、时时悬念的故事，不仅要靠情节的密度，更有赖于人物情感和行为的逻辑合理性。特别是非凡的举动、不同寻常的抉择，而且当这抉择涉及到人物命运的拐点，涉及到生存与毁灭。这样的转折与抉择必然带来心灵的波动与震撼，必要的支点将为情节注入情感的浓度，使人物能够“立起来”。因而这些支点设计得扎实，人物性格与命运的轨迹才会扎实，情节才会流畅，虚假与矫情才会减少。

　　影片值得提出的亮点还有战争桥段的处理。影片选择了三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来表现寡不敌众的小股部队的战斗。其一，是“巷战”，而且多以“二度空间”——房顶上的视角来区别开以往众多战争影片中涉及的巷战场面。其二，是步兵和坦克的近距离作战。在中国战争影片中，这样的战斗场景很少出现，即或有也多表现远距离作战。这是一种根据实存史实发掘的特殊的战斗场景。如果说以“高速摄影”烘托牺牲的悲壮，在中国战争片中是一种常规化的手段，那么在本片中，却以诗化浪漫的高速摄影配和舞蹈化的“直线队形”，建构起强烈的“仪式化”的视觉冲击，展现出中国军人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悲壮。用“仪式化”造成心灵的震撼是张艺谋的强项，但在本片中，中断情节的仪式却相当克制，流畅的叙事显然被摆在了首位。此段“仪式感”犹如神来之笔，将惨烈之状、气节之美融为一体，升华出荡气回肠的民族豪情。其三，是描绘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李教官为保护教堂中的女性，“单枪匹马”与众多日军展开对决。

　　显而易见，《金陵十三钗》从剧本阶段就有着明确的目标和野心，叙事上的努力使技术层面和视觉层面得到实实在在的附丽，正是这一点为今后诸多“商业大片”提供了创作意识上的借鉴。沉入故事方能升华情感，缜密的思考和策划的智慧是被投入的数以亿计资金能否回收的基石，更是能否赢得观众和“走出去”的第一步。

　创作谈

　　十几条“钢丝”走过去了

　　——访《金陵十三钗》编剧刘恒

　　□ 本报记者吴月玲

　　有人把刘恒夸为“中国第一编剧”，他认为这是骂人呢。他强调，每个编剧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坐在写字台前，不需要别人肯定，就抱定“我就是第一编剧，你们能奈我何？”以这种巨大的信心去完成自己的任务，“没有人赞扬，我就自我赞扬，你们能奈我何？”

　　他评价张艺谋的优点是“焕发夸张之美”，“张艺谋以摄影师的身份介入电影，夸张的动力、夸张的本能、夸张的技巧一直在散发，从《红高粱》开始就是这样，他一直在扬长避短，包括一些武侠片，都是在拓展自己的长处”。《金陵十三钗》是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刘恒说这是张艺谋找他来当编剧的原因。当有观众质疑影片开头的战争镜头里中国军人以舞蹈化的肢体语言赴死是否过于夸张，刘恒说，其实这些细节都不是他写的，但他看到那时眼睛突然湿了。“我知道它夸张，知道可能不符合战场的规律，但不知道动了我心里的哪根弦，我觉得他们真是几个汉子。张艺谋通过夸张的手法把抵抗者内心最美的地方展现出来，与电影的主题牺牲之美是有直接关系的。”刘恒说。

　　《金陵十三钗》虽然有严歌苓的小说作为底子，但编剧的过程还是比较艰苦。刘恒写出第一稿是失败的，他承认那一稿无法说服自己，这几个妓女会主动代替女学生去赴宴。甚至，最后他怀疑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教堂，他问自己：有没有这么大的教堂能容下这么多人，有没有这样的现实基础？第一稿失败后，刘恒让张艺谋的助理帮他理出南京周围所有教堂的名录，他顺着长江一家家教堂去寻访，和教堂里的人聊天，问有没有地窖，地窖有多大，干什么用？“我始终在找一个现实的依据。所有东西综合起来，找到了依据。有些情节我也绕不过去，就扔给张艺谋，我觉得他十几条‘钢丝’全走过去了。”

　　关于影片的结尾，玉墨等妓女衣服里藏着碎玻璃，坐着日本人的车走了。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有些中国观众不太适应，他们更期待看到一个激烈悲壮的结局。刘恒说，在开始写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写她们走出教堂后的场景，因为结局的可能性是多样的。“如果把结局用真实感很强的镜头表现出来，好像是另一个作品的开头，而不是这个作品的结尾，而且我们可以设想这些妓女的结局。”

　　五写“十三钗”

　　□严歌苓（小说原著及编剧）

　　有人说我的小说很视觉、很电影，我自认为我的小说很不电影，后者明显不是好事，而前者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所以我尽量避免创作电影剧本。常有一些劝不住的制片人或导演甚至演员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写电影剧本，有时我会冒出“死给你看”的想法，就是尽心尽力地写一个坏剧本，从此断了所有人的念想，包括我自己的心有不甘。

　　在张艺谋导演邀请我加盟创作《金陵十三钗》电影剧本时，我正是心有不甘之极。好友晓枫总是热热闹闹地把剧本进行情况告诉我，我想，不如我也跟着热闹热闹。这样，就担当起了继刘恒之后的第二个编剧。打开刘恒的剧本一看，我感动了很久出不来：难道我还敢在这样的剧本上动土吗？

　　几次和导演讨论，明白了他想派我什么用场。我是个女编剧，女原著者，我的用场是给电影来点儿女人香。两稿下来，是不是香我搞不清，但电影的性别应该稍微明了一点：烫了头发，蹬上了高跟鞋。

　　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禁想偷笑，《金陵十三钗》成了我的“一鱼五吃”，中篇、长篇、英文中篇（我不喜欢自己翻译自己的小说，因为第一无趣，第二我巨大的中文词汇量常常找不着英文词汇量的对等级，所以我把我这种翻译叫做英文再创作）、电影剧本，加上现在还有一个劝不住的投资人邀我写电视剧，整整“五吃”。五年的剧本打磨，我没有从始至终，但这“五吃”差不多让我把《金陵十三钗》的条条肌理、道道骨缝都吮了一遍。

　　终于有一天，导演把我安置在剪辑室，安置到电脑大屏幕前面，让我观看《金陵十三钗》的粗剪，我以为早吃腻了这条老也不撤下桌的鱼，但屏幕上展现的是完全新鲜的、甚至我不敢相认的生命！它的丰美和惨烈，它的深广和力量，让我完全忘记自己跟这个艺术生命体还有什么关系。那些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人物，都频频给我意外，所有我预知的故事转折，都给我冷不防的震撼。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已经冷在腮上。

　　剪辑室亮灯了，导演略带歉意地说：“刚从外景地回来十天，先剪成这样，没有声音。”我反而隐隐希望，就这样欠缺一些吧，人对丰美、惨烈、深广、力量的承受度到底是多少？

　　记者观察

　　大幕拉开后的期待

□ 本报记者张 悦

　　有关《金陵十三钗》的最新新闻有两则。一则，该片代表中国参加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角逐，并于12月23日起在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等地主流商业院线展映一周，该片也成为第一部可以在好莱坞主流商业院线黄金“圣诞档”上映的中国影片，一切营销为了“冲奥”，不仅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曾获得此奖项），还竞争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在内的奥斯卡13个单项“小金人”才是《金陵十三钗》更大的“野心”；另一则，截至12月25日，根据最新票房统计，《金陵十三钗》总票房突破3.2亿元，虽然距离总制片张伟平所定下的“10亿目标”还相距遥远，但是总体形势也还算喜人，与《龙门飞甲》相比（《龙门飞甲》截至12月25日总票房2.8亿元），两部影片各有所长，一切安好。正所谓吆喝买卖，全靠本事，但想赶超去年“剑走偏锋”的《让子弹飞》的票房难度却是相当之大。虽然过去及将来或许还会有种种特殊情况“一片独大”，但以隆隆开动、蓬勃发展的电影产业和内地影院和银幕数的增长势头来看，只为一部超级大片保驾护航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正如张伟平接受采访时所说“不能指着电影挣钱，因为它不确定性太大了，谁能控制老百姓的钱包？它不是电视剧，你卖给电视台老百姓是免费看的，电影一上片，老百姓掏不掏钱，谁能控制？”据记者观察，老百姓掏钱买票进影院看《金陵十三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看看张艺谋。有意思的是，《金陵十三钗》的观众中涵盖了大部分中老年观众，做到观众年龄的全覆盖，除了张艺谋，也就是冯小刚了。尽管，每部作品都有导演的艺术追求作为内核，虽然呈现出来的样态有别，但是正如有观众评价，“对张艺谋电影的感觉就像看春晚，或许有惊喜，也或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当张艺谋的影片成为大众的观赏习惯时，就必然要“遭遇”更多批判的眼光和严苛的评论，或褒或贬其实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今的中国，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身份认同和无与伦比的创作条件的“国家级”导演，是否自身应担当起更多的文化使命？去为这个艺术门类拓宽道路、开启山林？从本位上去做一些更深层次的挖掘？这或许是每次张艺谋有新片上映时便在电影界引起一片哗然之声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中国电影产业化自2003年起已走完了第八个年头，当今的样貌在8年前恐怕难以想象。当2002年12月14日张艺谋的武侠巨制《英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球首映礼的时候，或许就已为中国电影产业化吹响了冲锋号。《英雄》拉开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序幕，从此艺术与票房共舞。随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千里走单骑》每每出手都是万众焦点。2008年奥运会后，张艺谋重出江湖，却出人意料地拍了一部小品式的《三枪拍案惊奇》和一部文艺片《山楂树之恋》。2002年后的张艺谋影片，虽然细数下来，营销成功、各有看点，却始终没有带来电影口碑的同步攀升，无法找到一种观众深层精神需求的共鸣与满足。或许时代不同了，观众的品味更难把握，但是《红高粱》中原始的令人惊讶的蓬勃生命力，《活着》中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亦或是《秋菊打官司》中“为了一个说法而追问到底”的小人物的命运都曾深深触动人心，并得到观众的共鸣。相较于好莱坞电影，相信本土的观众是期待看到张艺谋能够奉献一部有如《辛德勒的名单》（曾获第66届奥斯卡7项大奖）那样的诚意之作的。投资6个亿，请来好莱坞一线男星、配置顶级的好莱坞爆破团队、为了奥斯卡13项提名奔走巡展、预计10亿票房……先有对媒体完全封锁任何消息的“饥饿营销”，又有宣传期抛出的制片方分账比例风波，做足了话题，但恐怕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话题”神马的都是浮云，拿出好片子才是硬道理。北京人艺有句老话——“大幕拉开才是真的”，2011年12月15日《金陵十三钗》在“秦淮景”的评弹声中款款走来，我们是否有理由对张艺谋多一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