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开始创作这部戏，当时的行业背景是，随着《暗算》《潜伏》的播出，谍战剧形势一片大好，同时也面临创作瓶颈。当时的谍战剧有斗智斗勇的，也有比情商的。创作《悬崖》的时候，我的朋友借给我一部叫《合伙人》的美国电视剧，它也是谍战题材的。这部戏给我很大启发，它完全是从人性的角度切入的，写了一些谍报工作者的命运、无奈和理想主义的破灭。这部戏的背景是冷战时代，克格勃和中情局斗法，最打动我的是其情怀。后来，我琢磨，怎样把谍战剧写出新意来。

　　在操作层面，我曾记得有朋友说过，以往好莱坞的所有经典影片，观众记住的永远是其中的人物。因此，我觉得从人物身上寻找突破更有意义。过往的不少谍战剧，在情节上下的工夫很多，经常强调几分钟有一个高潮，要跌宕起伏之类的。但是，这些所凭靠的基础是什么？观众对此走心了，这些情节的设计才有意义。沈从文写小说也是贴着人物写的，剧本创作亦然，我便着重从人物入手。

　　下笔初，开拍前，我对这部戏的风格期待和构思都偏“淡”，偏冷峻。一般来说，作为一个谍报人员，气质一定是隐忍的，不能整天看起来都心潮澎湃的。没有情感支撑的表演就变成洒狗血了，这太不符合逻辑。我喜欢淡而有味的表演，比如马龙·白兰度、罗伯特·德尼罗、艾尔·帕西诺，这些演员的表演冷峻、节制、深沉。我想这也是和现实生活中的逻辑相互呼应的。在生活中，大多数人是不喜形于色的。《悬崖》的演员表演一定是要入心的，要超前考虑到角色内心，这样才能演出来。这是《悬崖》主要人物周乙最起码的感觉。

　　谈及周乙，我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情感。他跟以往的那种谍战剧中的英雄人物要有所不同。比较常见的谍战剧中，谍报人员都是英雄人物，对敌人充满了仇恨。但我想把周乙写得特别一点。是什么支撑他面对这么多苦难和不幸？面对内心的纠结？是爱。这是他与往昔电视剧中谍报人员形象不太相同之处。周乙是精神上的殉道者。没有强大的精神信仰是做不了间谍的，他还要有强大的心理修复机制。我觉得周乙是复杂的、善良的、纯洁的，支撑他的是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因此，他才去做这些让内心矛盾的事，让自己痛苦的事。他本不愿意杀人，但是却不得不杀害阻挠破坏地下工作的人。有了上述的精神肖像，剧本的基础就有了，人物渐渐丰满了，整个故事就有了。

　　在其他角色的把握上，我主张“不脏”。老百姓不愿意看脏的东西，没有谁喜欢看鸡鸣狗盗之徒的东西。相较来说，观众可能更喜欢大枭雄之间的斗法。因此，周乙和他的对手，只是立场不同。对手强大，才能彰显周乙的更强。《悬崖》其实写的是人的境遇，尤其是当人面临艰难抉择时的状态，一言以蔽之，人是这部剧关注的根本。

　　除了人物，讲故事的态度也很重要。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让我们记住仇恨，而是让我们记住教训。因此，我不想简单地用仇恨的态度去描绘那段历史，我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来讲故事、设计人物。在写作中，让人物更立体、丰富、真实，角色也不再简单地分为好人和坏人。

　　写年代戏，不能违背常识，在情节设计上，尽量追求真实。我是黑龙江人，小时候，老人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伪满洲国的故事。我又翻看了很多日本人写的回忆录，到博物馆看保存下的素材、资料。在博物馆里我发现一个足球、一个电熨斗，还有一张报纸。我仔细看了这张报纸上的明星海报，其实，跟今天的电影海报有很多相似点。当年伪满洲国报纸上也有很多八卦信息。这很穿越，它让我嗅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我写作时就跟裁缝似的，把捕捉到的历史碎片用自己的想象编织起来，还原一个现实的世界。整个故事走下来，我觉得结尾开放些更好。在我的剧本原稿中，周乙被捕后，在车上，想着人生，想着过往美好的事情，很从容地跟看守人员要了根烟。相对来说，这样设计还是比较温暖的。个人感觉，艺术要给人温暖和心理上的抚慰，即使再沉重，也要让观众看到希望。

　　（本报记者张成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