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不从真正的文化建设出发，不从中国自己的本土道路出发，它会割伤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

　　杭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制造”在近20年中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它从一个让人自豪的名词变成尴尬和反思中国产品的形容词，它是中国经济从乡镇经济模式开始快速进入全球化经济系统的产物，但由于“中国设计”的缺席，“中国制造”坠入了低水平、为人做嫁衣的境况之中。

　　欧美各国的环保政策使我国制造业辉煌下的外患与内忧更加凸显。从国际上看，遵循环保法规已不是一次性的个别事件，以短期纠正方式或以被动反应方式在产品中遵守环保法规，已使我国制造业疲于应付而逐渐失去优势。从国内环境看，“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能源、资源、环境已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比较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模式仍然不是理想的，因为便宜的“中国制造”背后有许多问题，单从设计的高附加值来看，我们的便宜加工就是一个低层次的行为。设计界呼吁政府重视设计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从一些有关设计协会的生存状况来看，依然是不被重视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政府有关部门开始对包装的高附加值加以重视，有了中国包装艺术设计协会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各种各样包装杂志的创办。但是30年过去了，许多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设计的理解还仍然停留在包装设计的阶段，产业界片面追求利润甚至矫枉过正，出现了繁琐包装，设计在社会消费层面产生了倒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界开始意识到通过绿色设计、绿色制造获取“绿色利润”，使我国制造业进入绿色发展通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绿色设计是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设计。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从原材料生产、产品生产制造、装配、包装、运输、销售、使用直至回收重用及处理处置所涉及的各个阶段的总合。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甚至包括中国很多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家都认为，要把“中国制造”改造成“中国创造”，必须要靠设计，而且要创新品牌管理经营。进入21世纪，中国必须树立自己的品牌，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由世界消费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过程。

　　在这样的前提下，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来整合设计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一种共识。一时间，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媒体鼓吹不遗余力，政府提倡大张旗鼓，企业、街道、风景名胜区一起动作，让人恍惚觉得中国的文化和产业已经有美好的未来。

　　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很少有人去追究文化创意产业的本来含义是什么，人人都在说的这个词更像是一种任意可以曲解的“真言”，各自向着有利于自己意愿的方面阐释，从而达到某种目的。其实，在众说纷纭的表述中，各国都有结合自己产业特点和利益的表述，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定义似乎较为客观：“文化产业指的是结合创造、生产与商品化等方式，去运用本质是无形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权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货品或是服务。”定义的本质是商业和文化互动下的“货品或服务”，这是一个很有策略的表述，它把这个新兴产业最具争议的究竟是“文化”重要还是“产业”为主，通过最终的目标的描述“货品或服务”给延伸了，从而避免了像欧美或日本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姓“商”姓“文”的长久争议。

　　现在看来，一个成功的文化产业项目推出后，最终都回归到资本。如果说最好的设计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设计，那它同时也是给资本投入者带来巨大利润的设计。那些热烈欢迎文化创意产业给文化带来新生的人可能没有想过，让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永远只是资本拥有者的策略而已。同时，在日益觉醒的社会大众的理性面前，它更是一种妥协之举。上世纪60年代中期欧美国家出现的“社会指标运动(the social indicators movement)”，是由于知识分子不满当时政府的指标系统(如GDP)将社会发展简单看成经济产值的表现，而促使政府积极强调和发展“社会指标”，以弥补经济指标所无法测量出来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活品质、社会公平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更认识到，一般指标系统无法充分呈现文化发展的现况与问题，因而修正社会指标系统倡导建立适合于文化发展的指标系统。于是，文化创意产业便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选择。

　　但文化产业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由于“资本”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片面追求“剩余价值”的商品经济的本能特性。例如所谓“好设计”是极大地调动人类消费欲望的设计，而不必考虑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节约和环境保护，手机让人眼花缭乱的更新换代就是一个最典型的阴谋，很难说清楚是设计师成为资本家的同谋，还是消费者心甘情愿被宰割，还是大众时尚的最可耻的异化。新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来批判文化商品化对文化的残害，就是由此产生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几年前是有相当代表性的用语，这几年虽然没有人再提，但对于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而言，这种观念依然存在，甚至根深蒂固，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形变得更为复杂，往往在一出轰轰烈烈的文化工程“开演”以后，不久就变了样。而最具核心价值的“创造”的含义往往被视而不见。对传统文化而言，它在现代社会的重生需要创造性发展，而不是“旧瓶装新酒”。要做到这一点，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义重大，美国人当年最早立法保护专利并定为重要的国策，是教训沉痛后的结果。不如此，一个民族就不能有效地保护“创新”进而得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两翼。但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对此的表现是软弱无力和暧昧的。其结果，在赢得微薄得可怜的利润的同时，既误导了文化的消费者也使中国的现代文化有长久地沦为侏儒的危险。

　　不可否认，文化创意产业在改变“中国制造”的产业模式的时候，确实给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产业结构的改变、就业率的提高、文化品质的全球化等等，但应该看到，文化创意产业并不是万能的，而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从真正的文化建设出发，不从中国自己的本土道路出发，它会割伤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