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号》的票房收获5亿新台币，如果我不趁热打铁做《赛德克·巴莱》，那就是对不起自己。

　　早先，看到关于“雾社事件”的漫画引起了我的兴趣。“雾社事件”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在教科书里面，关于“雾社事件”的记述只有两行字，是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历史。没想到台湾曾经发生过这么壮烈的事件，短短的两行字里包括这么精彩的故事，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把《赛德克·巴莱》的剧本写完，希望有机会把它拍出来。它讲述了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赛德克族面临灭族危机，勇敢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故事。我想做一个有实验性质的电影。《赛德克·巴莱》的筹备其实是个很长的过程，要早于《海角七号》。当时心想，如果有人给我投资500万到700万新台币，我就去拍。我对《赛德克·巴莱》的设想是大气的，有些好莱坞大片的风范。在找钱的过程中，《赛德克·巴莱》的每个镜头我都想了很久，对于如何去拍，我胸有成竹。

　　拍一部电影的最初动机并不重要，对我来说，这是非打不可的仗，怎么打才是关键问题。当我明确地知道不会有人给我投资的时候，我便有了偏于浪漫的想法，认为找1000万新台币的投资跟找1亿新台币的投资都很难的时候，那我为什么不先找1亿来拍《赛德克·巴莱》呢？但我的想法还是过于天真了，找投资太困难了。到了2006年，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事实是残酷的。于是，我才写了《海角七号》的剧本，这源自之前看的一个新闻。由于信封上写的是旧地址，邮递员送这封信送了3年才送到。我想，如果这背后有一个爱情故事那该多浪漫。在这部电影里，新旧事物融合在一起有一种反差。《海角七号》有愤怒的因子在里面。在为《赛德克·巴莱》找投资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超过2000万新台币就不会收回成本，写本土的故事就不会有票房，没有明星更不可能有票房。我一赌气，就写了个完全本土的故事，不要明星参演，把成本提到4000多万。后来，《海角七号》的票房收获5亿新台币，如果我不趁热打铁做《赛德克·巴莱》，那就是对不起自己。

　　《赛德克·巴莱》的历史资料找起来不难，只是鲜有人去翻阅。我发现，资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因此，我便去原住民的家里和健在的老人了解情况，正好一个画漫画的朋友要拍“雾社事件”的纪录片，我就跟他去了。片中，很多历史矛盾都是真的，为了让剧情顺畅，整个安排要错落一些，虚构一些人物，把故事集中在几个人物上，从信仰的角度切入，因为台湾观众对原住民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把片长就做成了四个半小时，里面有很多关于原住民的生活细节。

　　由于事前做了很多工作，因此，我主观地认为投资方会和我一样充满信心。可是，我一开工，很多投资都撤走了。那时，我已经花了过亿新台币了，投资的撤离，让我骑虎难下，我只好边拍边借。刚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时候，我对整部片子的预算是3亿新台币左右，想把《赛德克·巴莱》拍到最好，因为有外国团队的介入，所以整体费用会高一些。倒不是因为外国团队的开支很大，窃以为，既然已经是跨国制作了，那就要有跨国作品的气象，把品质提高，最终定为5亿预算。原本预计6个月能拍完。可是台湾的天气多变，尤其是在山上，根本没有四季，风说来就来，雾说下就下，一般的天气状态是，早上有太阳，中午没太阳，晚上起雾，这消耗了我们很多时间，最终花了11个月才拍完。这也导致了预算超支，事实上花费了7亿新台币。《赛德克·巴莱》在台湾有8亿新台币的票房，但还没完全收回成本。

　　现在回想起来，拍电影的过程中，自己充满了抱怨，抱怨那些答应借钱给我的人，为什么后来又不借了。可是，电影完成泯恩仇。事后，我也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了，如果我是投资人会不会把钱投给一个没有把握的项目。这其中，也很感谢那些帮助我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借钱给我，《赛德克·巴莱》也不会如愿杀青。

　　现在，我在台湾拍电影，会使用当地的题材，当地人的思考方式，讲述起来得心应手。但是如果我到内地，比如来北京拍电影，我想我可能也会用台湾人的视角来讲述。因为，如果从我把自己假想为北京人来叙述，把握不好，很可能会被人嘲笑。

　　（本文系本报记者张成根据魏德圣3月9日在北京大学“《未尽之路——赛德克·巴莱幕后全记录》对谈交流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