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日本作家笔下的真实与谎言

　　在日本进行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期间，大量的日本文学家为虎作伥，或参加“笔部队”充当“从军作家”，或积极参与军国主义政权的各种组织和各种活动，为侵略战争效力，或在炮制的“战争文学”中，鼓吹侵略战争，煽动战争狂热。整个日本文学在战争中整体堕落，成了军国主义的一部巨大的宣传机器。日本从军作家火野苇平就因在战争中炮制《麦与士兵》等侵华小说而被日本军国主义政权誉为“国民英雄”。

　　在日军从军作家中，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专业作家”——石川达三，他早在1935年就以中篇小说《苍氓》获得了首届“芥川奖”，但是他的“战争文学”创作却一度被“打入冷宫”，迥异于火野苇平作品所受到的待遇。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12月29日，石川达三作为日本《中央公论》杂志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于翌年1月中旬到达南京，此时，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血迹未干，尸骨未寒。石川达三亲眼看到了大屠杀后的惨状，并且有条件采访那些参加大屠杀的日本士兵。而那些士兵仍然沉浸在战争和屠杀的兴奋中。石川达三有意识地深入到他们之中，搜集到了众多真实的材料。忠实地描写战争是石川达三最初的创作动机。

　　由于见闻和材料的充实，石川达三从南京回国后，仅用1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约合中文八万多字的《活着的士兵》。《活着的士兵》以进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几个士兵作为描写的中心，写了他们在南下进攻南京途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令人发指的野蛮罪行，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侵略战争中更深层次的真实，那就是侵华士兵的人性畸变，着意表现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士兵如何由正常的人，一步步地丧失人性，变成可怕的魔鬼，变成杀人机器。

　　正如石川达三自己在战后所说，当时，“内地（指日本国内——引者注）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所以，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中，抛开了军部的写作戒律，着力表现战场上被军国主义宣传所歪曲所掩盖了的真实。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忌讳、最害怕的，正是这种赤裸裸的真实。《活着的士兵》在《中央公论》杂志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立即遭到了禁止发行的行政处分，接着，又以违反报纸法，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笔祸事件”。军部当局制造这起事件，意味深长。它不是一般的对犯罪的惩罚，而是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向作家们传达了一个强硬的信息：只能为侵略战争作正面宣传，不能随意描写真实，从而使文坛彻底地服从“战时体制”，服从对外侵略的“国策”。从此以后，《活着的士兵》这样的作品，在文坛上基本绝迹了。所有的“战争文学”都成了宣扬军国主义的“国策文学”。

　　石川达三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在中国采访一个多月后，石川达三回到日本。不久就在1939年1月号上发表了长篇作品《武汉作战》，全书为日本侵华做了荒谬的辩解，在石川达三的笔下，日本侵略军简直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的侵华战争简直就是制造“和平”的“圣战”。而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粉饰侵略战争的作品，在日本国内却被推崇有加，与早期《活着的士兵》不见天日的命运截然不同。可见日本军国主义需要怎样的“文人”和“文学”！

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的认识自怜多，反省少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给日本文坛造成了剧烈冲击。1946年1月，评论家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主持的《文学时标》杂志创刊号，首先打破了沉默，声讨协力战争的作家，呼吁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成立于1945年底、以战前的无产阶级作家为主要成员的民主主义文学团体“新日本文学会”，也对文学界的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讨论。

　　然而，这样合情合理的揭发和声讨，却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并且不久就走了调儿。众所周知，小林多喜二是因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侵略战争而在1933年被军国主义当局杀害的，却有人将他和战犯作家火野苇平一同视为“时代的牺牲者”而相提并论，故意将战争责任者和弥足珍贵的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反战作家混为一谈。是非黑白如此颠倒，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自我批判”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日本文坛战争责任追究和讨论的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也反映在战后的文学创作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战后文学是以战争为主题、为背景的。这类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战后派文学”。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各国文学的整体情况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国，作为对亚洲人民造成极大祸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在战后理所当然地应当对中国这样的被害国进行反省、忏悔和认罪。但是，在数不胜数、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战后文学作品中，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品。

　　日本战后派文学极力强调、表现和描写战争给日本人本身、特别是日本人的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具有强烈的自怜性。这里以战后派文学中的一个代表野间宏为例。野间宏在战争中先后在中国、菲律宾等地当过三年半的兵，他的有关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参加过侵略战争的军人。但是，野间宏所着意表现的，不是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暴行及其对暴行的忏悔，而是这些军人战后的内心痛苦。而且这种痛苦又主要不是来自对战争中野蛮兽行的悔罪，而常常是因为战场上如何只顾自己，没有救助自己的战友。野间宏的名作、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就是这样的作品。主人公北山年夫在战场上丧失了同情和怜悯，对同伴见死不救，战后人性复苏，陷入痛苦的自责和忏悔中。因此，把日本士兵作为战争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来写，是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偏向。

　　不仅真正反省、真正忏悔的原侵华文学作者寥寥无几，而且有的原侵华文学作家，在战后仍然坚持反华立场，其中最恶劣的就是林房雄。林房雄本来是“无产阶级作家”，上世纪30年代被当局逮捕在狱中变节，变成了一个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战后，他作为战争责任者受到了处分，但却不思改悔。上世纪60年代中期，林房雄炮制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全面地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辩护。该书在日本长期成为畅销书，一版一版地印刷发行，造成恶劣的影响。1994年，日本自民党成立的旨在为“大东亚战争”招魂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的谬论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与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是一脉相承的。

罕见而又可贵的勇于表现侵华战争罪恶的作家

　　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责任，对日本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苦难进行真诚反省的文学，就缺乏生存的土壤。这样的作家作品不是没有，然而比较起来，数量很少。

　　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约10年间出现的“战后派”作家群中，有的作家写过表现侵华战争罪恶的作品。首先是著名小说家堀田善卫。1945年3月，他受日方派遣到上海进行文化活动，并在上海得到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后被国民党宣传部征用，到1947年初回国。他以在上海的经历为题材，写了《祖国丧失》、《齿轮》、《历史》、《时间》等作品。其中，中篇小说《时间》（1953年11月起连载，1955年出版单行本）是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这也是日本战后文学中最早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作品。这篇小说以一个在国民政府海军部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陈英谛的日记的形式，揭露了日军制造的大屠杀的真相。其中写道：“日军对俘虏就是斩尽杀绝。日军乱砍乱杀，塞满道路的尸体遍体鳞伤”；日军“掠夺、奸淫、犹如魔鬼降临，日以继夜”；“邻居家有个儿子，既不是士兵也不是什么，却因为每天和面，使擀面杖，手上磨出茧子来，就说那茧子是拿枪磨出来的，便用刺刀给挑死了”；“这一天，大约平均每小时就有十个男女被带到这里集中，把其中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左右的健壮男子挑出来……调查他们是否当过兵。如果在衣服上的某个地方有一点点痕迹， 那就不再检查盘问了，马上被带到后门外面。那里有条两米宽的小河，在河边将他们刺杀，尸体轱辘辘滚进水里。”……

　　如果说堀田善卫的《时间》着重于客观地描写历史真实，那么武田泰淳的以侵华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则侧重于表现内心的忏悔。集中表现这种意识的是小说《审判》（1947年）。小说中的二郎杀了两个毫无抵抗力的老人。战争结束后，为了赎罪和减轻痛苦，他不想结婚，也不想回日本了，“我想留在自己犯罪的地方。看着老人——死在我手下的人——的面孔，生活下去。”《审判》就是这样，表现了一个对中国人犯了罪的日本人的自我“审判”的主题。

　　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位大胆站出来，用报告文学的方式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记者、作家本多胜一。1971年，本多胜一以《朝日新闻》记者、编委的身份，来中国调查采访，搜集了大量材料，发表了长篇报道《中国之行》。该文揭露了日军在沈阳进行的人体细菌试验、抚顺万人坑、平顶山惨案、抚顺防疫杀人事件、大石桥万人坑、南京大屠杀、劳工奴隶船等暴行。不久，他又和长沼节夫合作发表长篇报告文学《天皇的军队》（1972年杂志连载，1974年出版单行本）。此书以入侵山东的日军59师团（“衣”师团）为中心，揭露了“天皇的军队”的侵略罪行。上述两部作品发表后，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右翼分子对作者进行了辱骂和恫吓，但是，作者义无反顾。他认为日本许多人仍在坚持美化侵略战争、颠倒是非黑白的“皇国史观”，而这种“皇国史观”是应该改变的。对此，他在《记录加害者罪行之必要》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不少人抱有这样的认识，即认为罪恶的根源在于战争……但是，让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日本不进攻中国，会有那场战争吗？不会的。罪恶的根源在于侵略，而不在于战争。如果认为根源在于战争，那就会导致如下结论：对侵略不做抵抗，便没有战争。因此，最好还是任其侵略，任其屠杀，任其奸淫抢掠。归根到底，还是当奴隶为好。并且，如果罪恶不在战争，那么，日本军不坏，天皇不坏，靠军需工业发财的财阀不坏。坏的只是战争。”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文坛上有两个重要的反战作家，那就是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和剧作家小林宏。他们的作品分别描写了日本侵华期间的最大暴行——“七三一”部队的活人解剖和南京大屠杀。1981年，森村诚一以“七三一”部队为题材的《恶魔的饱食》开始在《赤旗》杂志上发表，1982年又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一部纪实文学。在《恶魔的饱食》发表的几乎同时，森村诚一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人性的证明》。这篇小说虚构了当年从“七三一”部队侥幸逃脱的中国女子杨君里到日本寻找女儿，忽然中毒死亡的故事，从而引出了当年“七三一”部队的罪恶内幕。作品把史实和史料小说化了，但涉及“七三一”部队的史实，是完全尊重历史的。

　　面对一些日本人不思反省的现状，剧作家小林宏曾沉痛的说过：“日本民族是何等的没有自信，根本没有勇气坦率地承认自己过去的罪行。只是在那里文过饰非。如此下去，无论成为什么样的经济大国，也不会成为受各国人民尊敬的民族。”为了促使国人反省，小林宏写了3部剧本：《长江啊，莫忘那苦难的岁月——为铭刻南京大屠杀50周年而作》《在美人蕉缭乱的天崖——遥远遥远的战争啊》以及《融入黄土地里的火红夕阳——伴同随军慰安妇们》，小林宏的剧作注意把历史题材和日本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场面和现实场景交叉在一起，在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同时，批判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行为。

　　可以说，战后几十年间出现的这些作家作品，代表了日本民族尚未泯灭的良心，也表明日本民族是有可能革心洗面、永远放弃军国主义迷梦的。但是，总体来看，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恶，对战争罪行进行批判反省的日本作家还是太少了。对此，小林宏曾感叹地说：“仔细想想，写以侵略战争为题材的作家除我之外如能再多一些该多好啊。可悲的是尚未发现”。

　　（王向远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