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真相》剧照

日前，纪录电影《索马里真相》登陆国内院线，这是中国电影工作者首次登陆索马里直击索马里“海盗现象”、“社会状况”、“教育环境”、“民众舆论”等情况。本报记者就影片的拍摄情况采访了该片制片人季伟。

　　记者：拍摄《索马里真相》的初衷是什么？

　　季伟：两年前，“索马里海盗”现象成为全球的焦点。当时，“海盗”这个词让人感觉很神秘。其实，我们最初打算奔着海盗去，但索马里人对海盗问题很敏感。之前想起名叫《寻找索马里海盗》，又怕伤害到索马里人的感情。便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同时，我们调整了方向，想探究一下索马里的社会现实。我们不是单纯的猎奇，只是想表明，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责任感，去参与国际事务。对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亲临、参与、了解，这是中国电影工作者迈出的重要一步，不管完美与否，我们希望能从无到有，后来人才能做到更好。

　　记者：除了片中提到的难题，剧组还遇到哪些困难？

　　季伟：最大的难题就是一切都是未知。我们不知道能否安全到达、能否顺利拍摄、能拍到什么。我们不能设定主题、也不能准备讲稿，更不知道回来能不能剪成成片……我们通过索马里政府的渠道进入索马里，然而，其控制范围也是有限的。还有，剧组都为原定的两名摄像办完签证了，可是，他们又临时反悔不去了。这让我们很狼狈，只好临时另找摄像。拍摄面临一个悖论，作为制片人，当然希望自己的资金能回收，但是剧组人员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如果实在有困难，那肯定还是要保证剧组人身安全。索马里上网极其不便利；交易也困难，银行很少，货币全都得兑换成美元。每个人要背着美元进去，而且都是小额的美元为了方便交易。租车，保镖全都要花销，矿泉水很贵。

　　记者：剪辑成片有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季伟：跟预想的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也就没预设什么，但都认为客观是首位的。创作者尽量不带个人观点去看待这件事。片中呈现了索马里民众的说法、海盗的说法、官方的说法。有时候，我们举起摄像机，对方很可能举起枪。我们带去的录音师基本没有施展的余地。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好角度、架上机器、打好光来拍。而且，他们完全不允许偷拍，被发现后果是很严重的。另外，比如飞机降落的时候，是突然停在海边的，然后就让剧组下飞机。剧组人员很多时候得回过味来，才能掏出机器，这也有些延迟。大象的镜头是剪辑指导何建军建议加进去的，他说要加一些非洲的元素，要不然内容比较单调。

　　记者：尽管影片是客观呈现，但还是有观众反映不够客观，个人感觉片中的音乐还是带有情感色彩的，尤其是整部片子看起来更像是关于导演拍摄纪录片心路的纪录片。

　　季伟：片中，有些场景是外国人第一次进去，比如监狱。人们以前总认为海盗是戴着眼罩的，其实不是。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普通的渔民。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有个索马里小孩儿一直说自己是渔民。国际舆论和索马里政府都认为海盗是非正义的。海盗则众口一词，认为自己是渔民，是绿林好汉，来对付在索马里非法捕鱼的船只。索马里媒体也认为索马里海盗是非正义的。《索马里真相》只能说是由于客观拍摄条件限制而不够全面，但并不能说不客观。主创们肯定也有自己的判断，但是他们得在不干扰影片纪录属性的前提下，加入个人色彩，音乐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导演讲述自己拍摄的过程，这也是一种风格和尝试。可能喜欢纪录片的观众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

　　记者：那剧本起到了什么作用？导演的旁白是既定的吗？

　　季伟：最初，编剧提供基本的方案，但并没有想到加入导演的旁白。当拿到素材后，编剧提供思路把整部影片串起来。导演会诉说自己的感受，编剧再根据这些整理出串词。这也是剪辑的依据，拿一条线给串起来。

　　记者：除了拍摄，剧组对索马里的直观印象是什么？

　　季伟：在索马里，处处都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拍摄期间，我们正好赶上他们的一个节日，他们盛情邀请我们进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还是源于我国一贯的对非政策，中国人为他们修了铁路、建立医院，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一提起中国，都竖大拇指。他们特别喜欢中国的国旗，甚至还有个老年人自称是中国人，上世纪60年代他曾来过中国，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至今让他难忘。经常有小孩儿追着剧组要钱，但是给他几美金后，再给他，他会摆手说够了，孩子天真烂漫，容易满足。如果票房好，我希望拿出一部分在索马里设立基金之类的，来帮助部分孩子上学。因为那里的孩子们读书的极少，大家都靠捕鱼为生。不过，让我们惊讶的是，索马里竟然还有大学，周围却围着栅栏，跟常见的大学不太一样。不少索马里公务员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档期上片？考虑国际发行吗？

　　季伟：这个档期每天上片量很大，但是没有很强的对手。从题材和类型上看，在这个档期，《索马里真相》颇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国内排场仍不够多，总共才2000多场。发行方反馈的意见是，大家对《索马里真相》都很关注，但是没有前车之鉴，不敢大量投放。我希望国内能建立纪录片良性循环的市场。我们也呼吁档期延长，目前，已有院线答应延长档期。

　　记者：拍完这部片子之后，您还会继续投资纪录片吗？

　　季伟：我只希望这部片子票房别太让我心凉，我不求赚多少钱，只求回本。拍摄经费紧张，剧组就带了一些方便面，想做一些植入广告，但是后来没做成。但我还是希望能对中国纪录电影市场发展做一次尝试，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会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