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年了，今日再读，文气浩浩，荡乎天地，文心昭昭，鉴于日月。有些文章能够超越时间、跨越时代，常读常新。这样的文章一定是参透了某种事物的根本规律，通天接地，近于大道。中国古代的“经”“子”，大多如此。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讲话》何尝不是这样的文章？它在20世纪的中国开创了“人民文艺”的新时代，其理论创见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文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是前人未见或未发，即“为人民”与“源泉”论。窃以为这两点是毛泽东对中国文艺思想的独特贡献，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与价值。

　　《讲话》的核心是破解“为人民”的难题

　　我们知道，文艺“为人民”的命题不是《讲话》首先提出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已有之命题，正如《讲话》所说，“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事实确实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化的呼声日高，文学改良、文学革命之声渐起，推倒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提倡白话文，文化气象焕然一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后来，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文化战线也进行了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斗争，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新文化、革命文化在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成长与发展，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但是，新文化、新文艺还是局限于市民阶层甚至知识阶层，并没有真正走向人民大众，并没有与人民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广大农民存在着隔膜。启蒙也罢，救亡也罢，新文化必须诉诸人民大众，因为大众是文化接受主体。30年代左联时期还专门讨论过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寻求文艺如何走向大众的途径。但是，这个问题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困扰着进步文艺而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文艺没有真正走向人民大众，没有为人民大众所广泛接受，那么文艺“为人民”的问题就不能说彻底解决了。

　　抗战以来，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及解放区，使延安成为抗日战争中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延安文艺界在数年的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与解放区实际生活不相适应、与抗战形势发展要求不能协调的问题。其中的问题，既有文化人圈子里存在的宗派主义，例如所谓“鲁艺派”和“文协派”的矛盾，也有文艺创作主张的混乱，是“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还有着“象牙塔”中“关门提高”的普遍倾向，许多人以一种来到延安之前“亭子间”所习惯的姿态进行文艺创作和演出，却很少考虑到身处抗战大潮中的普通民众对文艺活动的期待和欣赏趣味，脱离群众的现象普遍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和现象，既是长期以来新文化运动中固有问题在延安的表现，又是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当时延安及解放区面临的困难局面相关。

　　为了度过困难、使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方向发展，中央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并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1941年前后，解放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1941年5月起，毛泽东陆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领导全党开始了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整风的任务。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彻底扫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不正之风。文艺是整体工作中的一部分，如何求得文艺与整个革命工作协调发展、为中国革命发挥应有的作用，文艺界的整风也就成为题中之意。由此看来，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何况，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也是和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密切相关。

　　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和延安各方面的文艺家、作家多次谈话，了解情况，交换意见，表明毛泽东对这次座谈会的高度重视。问题很多，现象复杂，那么，关键在哪里？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经过深思熟虑，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召开。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抓住了文艺的核心问题：“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实际上，延安文艺界出现的一连串问题以及五四以来新文化碰到的问题，盖源于此。

　　那么，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在革命文艺队伍中，在进步文化界，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很少有人不认同，而且绝大多数进步文艺家都在身体力行这个命题，只是难达彼岸。与其说这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与其说是“知”的问题，不如说是“行”的问题；与其说是“理”的问题，不如说是“情”的问题。毛泽东根据自己多年的革命实践体会，找到了破解这个问题的答案。

　　“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从人们经常讨论的“大众化”切入。在他看来，“大众化”不单单是形式通俗的问题，而且是立场、态度、思想感情的问题，因而也是内容的问题。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感情，只有感情上的认同，才是真正的自觉。只有感情上相通，才能相互感应。要实现这样的自觉，就要和工农兵大众相结合，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彻底的改变，来一个脱胎换骨。能否实现这种转变？毛泽东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做出富有说服力的阐述：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官腔；这里也没有大话、套话、空话；这里更没有不切实际的发号施令。这里只有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从事实中找出道理，从实际中找出道路。这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感同身受的切磋、交流、对话。这样的讲话，就像拉家常，就像谈心，入情入理，何其生动！听这样的讲话，如沐春风，谁能不心悦诚服？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从文艺的功能论通向了文艺的本源论

　　当毛泽东号召文艺家们从狭小的“亭子间”走向广阔的人民大众的火热的生活时，他就从文艺的功能论通向了文艺的本源论：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从“为人民”而通向“源泉”论，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若不是高屋建瓴，怎能看到这条美学通道？若不是脚踏大地，怎能找到这广阔源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气，有势，有理，有情，可谓自古未有的大文章，好文章，通天接地，把文艺与人民、与生活、与形式彻底打通了：大道通衢在民间，为有源头活水来。知识分子、文艺家只有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在实践中磨练自己，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打成一片，与人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才能接通地气、获得源泉，同时也才能获得群众的智慧、语言和民间文艺的营养，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情感都会深深扎根于大地。人民群众就是大地，就是土壤，就是文艺的根源所在。这就是文艺的最根本的规律。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最根本的规律并指明了通向这一根本规律的途径。所以，赢得了无数文艺家的响应，开创了一个新的文艺时代。这个时代，就叫做“人民文艺”的时代，因为劳苦大众作为主人公走进了文艺作品，他们不再是作为被压迫者、被欺侮者存在，而是作为觉醒了的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创造着新的历史。1942年之后，出现了一大批为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至今仍被称为“红色经典”而流传。这样一个文艺时代，这样一批文艺作品，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个奇迹。不仅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

　　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破解了文艺为人民的难题？正像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一样，这是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认识息息相关的。实际上，革命与文艺，是一脉双流，殊途同归。毛泽东的彻底与深刻，就在于他不是抽象地谈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而是基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动力，并从这一道路和动力的实际出发，对五四以来长期困扰新文化的根本性问题的彻底解决。“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这就是目的，也是出发点。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人民”概念的主体构成。他在写于1926年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再一次强调，“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一连用了5个排比句，肯定农民在中国社会的主体作用。

　　所以，文艺如果不能与农民发生联系，文艺为人民就大半成了空话。毛泽东对于农民的充分关注和理解，是出于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文化与农民的关系的独到认识。正是基于此，他发现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农民形象的缺席：

　　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不能不说毛泽东的眼光独特，见解透辟。数百年间的新旧文人，对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倾向进行了充分的发掘，但没有人觉察到这一点，毛泽东却为农民形象的缺失“纳闷了两年之久”，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是缘于他对劳苦大众的深知与深爱。毛泽东说过，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也许就是在对中国社会、对中国革命和农民的认识上，毛泽东看到了鲁迅的深刻，看到了鲁迅小说画出了国民的灵魂，尤其是不觉悟的农民形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中国革命，恰恰是要唤醒农民，就是要依靠觉醒的农民。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的重要贡献，是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两个人物系列：农民和知识分子。毛泽东质疑旧小说中为什么没有农民形象，鲁迅的小说恰恰把笔墨集中在农民身上。毛泽东和鲁迅对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以不同方式进行追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没有唤起最广大的农民，在于阿Q、华老栓、闰土等的蒙昧状态没有得到启蒙和改变。而且，正是从这失败之处入手，毛泽东和鲁迅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为唤起民众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鲁迅比毛泽东年长12岁，他的历史感触更为深刻，如他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但是，鲁迅并没有放弃改造中国的希望，只是他冷峻了、清醒了、深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他以其小说创作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他的《风波》《阿Q正传》《故乡》《药》等等，就是以深刻的人物形象揭示了这一命题。毛泽东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并且多次论述中国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确立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唤起工农千百万”，就是以实际行动启蒙鲁迅所“哀”所“怒”的麻木的国民的灵魂。鲁迅小说中的两个人物系列，知识分子与农民，其精神是隔膜的，这也是鲁迅的痛苦所在。毛泽东所要完成的，恰恰是打通两类人物的精神世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把鲁迅所认识到的历史内容进一步深化并付诸行动。由于精神深处的这种深刻共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精神做出独特的概括，对鲁迅予以极高的评价：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样的话，今天听来，依然令人振聋发聩！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是基于一个政治家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透彻认识，也是基于一个政治家对一个文学家的深刻理解，因而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共高层领导中最深知鲁迅精神价值的人。毛泽东多次以鲁迅为例，号召大家学习他的精神品格：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行文至此，一切都已明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讲话》中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破解“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历史难题，并从“为群众”的道路中开通文艺的最广阔的“源泉”，就在于他的思想感情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了一片，在于他对于农民的认识和理解超越了所有人的认识层面，因而他超越了五四以来所有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就文艺论文艺的单向度、浅层次认识，而是从革命力量、从社会存在、从人民解放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抓住了根本。文艺为人民，是和党的宗旨相通的，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文艺思想上的体现。如果你是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艺术家，你就知道做什么与如何做，就会像鲁迅那样“俯首甘为孺子牛”。因此，这不仅是“知”的问题，更是“行”的问题。这不仅是文艺问题，更是人的境界问题。大情怀产生高境界，高境界才能澄明与透彻。

　　“人民”与“生活”：永远的“源泉”，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