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

　　何瑞涓（本报记者）

◎看着白纸上的那些黑字，能不能被带进它所营建的那种精神境界中去，是我确认该稿成败的前提。

◎若不是艺术品，谈什么政治性？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标准是首要的。因而，“大跃进”时，力劝周立波拿出《山那面人家》；“困难”时期，促成汪曾祺发出《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及至大转折的1976年春、1977年秋，及时地推出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刘心武的《班主任》。

◎要炼为“认千里马、识和氏璧”的编辑，总得骑过马、玩过玉。惟其也懂创美机制，给作家提的意见和出的主意，切中肯綮，醍醐灌顶，他才可能引你为知音。

◎网络上流行的文学作品，我推测更多是年轻人的新创作，虽新颖却未必纯正，有待于调理和提高。

　　银白的头发，严肃的面容，大红的毛衣又给这不怒自威的样貌添上一些跳跃的活力，这就是曾被称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他曾在《人民文学》工作42年，发现了李国文、汪曾祺、蒋子龙、刘心武、迟子建等一大批后来的当代名作家。杂志报纸等刊物往往是作家启航之地，编辑在其中充当着伯乐的作用，那么，在这位火眼金睛的名编眼中，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怎样的作家才是好作家？编辑又是如何为作家做嫁衣裳的？我们不妨听崔道怡给我们慢慢道来。

好的文学作品

　　白纸黑字营建出的精神境界

　记者：您的《小说课堂》里讲到“编辑生涯”，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工作半年就发现了李国文。请谈谈您是怎样确认一篇来稿为优秀作品的？

　崔道怡：咱俩都是编辑，但你在报社，我原在期刊社，各自面对稿件的属性有所不同。总体来说，文艺作品应该为读者或观众提供它开拓出的精神境界，文艺评论是为这种境界充当“导游”。因而，文艺编辑对作品或评论进行鉴定，需要把握不同艺术手段的独特素质。相对而言，艺术作品建构精神境界，借助相应“物质材料”，文学比较简单，仅只运用语言。作为文学编辑，就得熟悉语言的艺术功能。看着白纸上的那些黑字，能不能被带进它所营建的那种精神境界中去，是我确认该稿成败的前提。看过几段文字仍然难以进去，便可弃置。

　　在我心目中，成功的小说，仅只凭借白纸黑字，就能够呈现出另一个虚幻却更真实的世界。那是读者未曾亲历或虽身在其间却不知奥秘的。看小说可以清明扩展眼界心胸，可以滋润丰盈生命活力。在这点上，文学的质地、神韵，是其他艺术无法替代、不可企及的。当然，文学也不具备音乐、绘画等艺术独有的魅力。我的编辑对象，只在文学作品。而文学，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这就又得在保障文学基本属性前提下，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求。二十世纪后半叶，我经历过文坛的春风秋雨，感受了文学的回黄转绿。

记者：您在“国刊”《人民文学》工作42年，伴随着“双百”、“反右”、“文革”直至改革开放，文学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时代里成为政治的风向标，您一定承受过很大压力，能谈谈感受吗？您是怎样平衡作品之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的？有没有哪些优秀稿件无法刊登？

　崔道怡：1956年春，提出“双百”，进行“整风”，文学曾一度繁荣。李国文的小说《改选》，可以说就是艺术响应政治号召的“典型”。这位年轻作家艺术功力圆熟，作品结构确系地道短篇。它使我半年来寻觅佳作的眼光为之一亮，随即得到认可，发于7月头条，不料又半年后它被批为“毒草”。刚发表处女作的李国文，被打成“右派”。这使我被震慑，此后暗自警醒：对特别喜欢之作，反倒要格外小心。但我对文学根本的定力，未曾稍懈：若不是艺术品，谈什么政治性？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标准是首要的。因而，“大跃进”时，力劝周立波拿出《山那面人家》；“困难”时期，促成汪曾祺发出《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及至大转折的1976年春、1977年秋，及时地推出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刘心武的《班主任》。前两篇，艺术情味浓郁；后两篇，获得了振聋发聩的政治效应。

　　老舍的话剧《茶馆》写于1956年，1964年陈白尘任副主编，希望能组织到类似佳作。我奉命请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新篇，并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和北京市交通局领导与几位“拉洋车”出身的干部协同。老舍写出了第一幕，念给我们这些人听。还没等我们表态，他自己先泄了气：“人家讲究‘打野鸭子’（当时人艺正在上演的《千万不要忘记》，矛盾焦点在于一个“打野鸭子”情节），咱们这样恐怕不行！”就此搁笔，没有写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的编辑历程中，不是作家写出优秀作品无法刊登，而是根本写不成优秀作品。

　做好编辑

　　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记者：您的《小说课堂》讲到了编辑和作家的区别，请问编辑是否也和作家一样需要天分？怎样才能炼成一位“认千里马，识和氏璧”的编辑？您认为编辑和作家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崔道怡：我从小爱好文学，大学上中文系，曾梦想当作家。后经实践检验，自认创美禀赋不足，又因职责所在，遂以审美为任。作家创美，读者审美，作为“第一个读者”和“读者的代表”，编辑是专业的审美者。从事任何创造性强的脑力劳作，都得具备相应的天分。作家是创造另一个世界的“上帝”，尤其需要命运的“上帝”赋予天分。如果说编辑也需要天分，那么指的也是创美经验。要炼为“认千里马、识和氏璧”的编辑，总得骑过马、玩过玉。惟其也懂创美机制，给作家提的意见和出的主意，切中肯綮，醍醐灌顶，他才可能引你为知音。

　　我对能够“无中生有”创造“第二世界”的劳作，是艳羡景仰的。每见作家有新成就，都像本人也实现理想那样喜不自胜，对方会感觉到，也就会更亲近。为作家有新成就，我又像自己也投身其间那样尽心竭力。李国文曾表示：“希望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功，这是一个编辑无与伦比的美德。道怡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现者。”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的人生使命，就在于“为他人做嫁衣”，回顾来程，常默念创刊时任副主编的诗人艾青于1986年2月为《人民文学》所写的卷首语：“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记者：您在《编辑改稿趣谈》中提到老舍曾经表示“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可见在编辑和作家的关系中，改稿是个重要课题。每个人的行文风格不同，如何保证编辑修改后的稿件也恰是作家所同意的呢？

　崔道怡：编辑对稿件进行修改加工，是个由来已久的重要课题，不仅产生诸多趣谈，而且有的曾纠结为文坛的“官司”。我没有直接听到老舍的愤慨之言，但据我所了解这位大师级老作家的性格与脾气，他对自己笔下文字的严谨与执著，相信他因昏庸编辑涂改其心血结晶，会气恼而发出如此“咒语”。

　　前十七年至改革之初，有些出版社、期刊社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处于“垄断”地位，这养成了个别编辑对老作家稿件也敢“肆无忌惮”修改。我知其中“利害”，即使改一个字，也要知会对方。后来估计作家有时碍于情面不置可否，索性不改也罢。所以，我之改稿，都是针对年轻新人的，基本上属于文字的梳理和润色，改后大都能得认可。他们用我改过之稿结集出版，我就不宜再说什么。若要了解《人民文学》编辑改稿的情况，可到现代文学馆查阅档案。

　　《著作权法》原曾规定：“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但此法最近也在修改，据说把这一条纳进了“保护作品完整权”中。既然如此，编辑只消校对即可。其实，若作者都能像老舍那样珍重自己笔下文字，编辑改稿早就该下课了。

返观当下

　　单纯以娱乐为意旨的畅销作品，大都是季节性“过客”

　记者：近一时期，很多人都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您觉得当下文学质量和成就与彼时相较如何？

　崔道怡：文学是人学，是美学，源于生活源于群众，又与时代密不可分。无论任何历史时期，居于统治地位之阶层的思想无不也就是统治的思想，势必影响文学的状况。新中国前十七年，“以斗为纲”愈演愈烈，甚而发生“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事件，纯正文学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及至“文革”，十年浩劫，只有八个“样板戏”。幸而改革开放，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对于饱受“文革”苦难的公众，七十年代末的大转折，无异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这种心态宣泄出来，形成使人感慨激愤的“伤痕”等文学潮流。实际上，那是文学所表达的一种政治与心灵的拨乱反正，虽粗粝却鲜活，让人觉得有生气有力度。那种万象更新的氛围，确实值得回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人为本”深入人心，社会氛围和谐安定。与过去相比较，当下文学的生存环境，是最为宽松的。这使富于艺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得以更自由更充分地发挥才智，不断推出了总体素质愈加醇厚的精美篇章。且看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之获奖作品，近几届就比初创时的更有味道和分量。最近我正参与本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审，阅读一批70后新人新作，就再一次观赏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喜人态势。与此同时，另一方面，经济兴旺副作用之一，引发物欲和消费膨胀，精神领域里的娱乐成为大众时尚，从而涌现一批单纯以娱乐为意旨的畅销作品。其间也有经典性成果，但大都是季节性“过客”。娱乐消费的生产过度，使渴望获精神营养的公众不满，由此怀念八十年代，这种心态值得敬重。然而，现实主流纯正的文学日趋繁荣，更值得欣庆。

记者：网络的流行，使得很多作品不需传统的杂志为媒介，网民大众成为作品优劣的评判者，为此我有一种隐忧，觉得文学对生活的提升作用正在削弱，容易导致作家作品媚俗。对这种状态，您怎样看待？

　　崔道怡：网络为生活也为文学开拓了新天地，这是大好事情。但目前普及性仍有限，如我这般老者，许多尚未灵通网络。我虽用网，却很少去看网络小说。生理上需珍摄，心理上待适应。同一作品，惯看白纸黑字，不愿面对荧屏。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卷在握，静下心，读进去，恍如游历“第二世界”。春雨南窗下，雪夜暖炉旁，读书乃是一种精神享受。纸上的文字，可反复把玩，比用鼠标调来调去更随意。因此，我认为在相当时期和范围里，以传统杂志等纸质为媒介的文学作品，仍会居于主流和主导地位。纯正老到的文学生产，主要还是通过传统方式进行的。

　　网络上流行的文学作品，我推测更多是年轻人的新创作，虽新颖却未必纯正，有待于调理和提高。有些写手只为赚钱，求快求多粗制滥造，曲意迎合低级趣味，实质宣扬酒色财气，很可能会导致道德滑坡。对此，我和你一样也有隐忧，却又觉得无可奈何。这一类的所谓创作，只要意蕴仍在法律底线以上，唯有疏导读者辨识，扬弃那些文字垃圾。文学也分雅俗高下，读者各有眼光取向，难以统一的标准衡量，也不必求其价值的统一。关键在我国真正的作家群体，更明确应负的艺术使命和社会责任，以自己独特又宽广包容的胸怀拥抱生活与群众，不断创造出能够赢得更多读者认可和久远时间流传的佳作。就我所了解中青年小说家的实力与潜力，我对纯正文学繁荣发展的健壮瑰丽，是满怀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