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幸存，我就亲自体验了指战员们为消灭敌人而勇于牺牲自我的英雄主义豪情，我就有宝贵资源，真实地表现、歌颂他们，这是我终生难再的天价收获；若不幸牺牲，这就证明毛泽东的文艺战士是好样的，绝不辜负党的信任和教导!

　　我完全体验到了战士的豪情。或者说，战士们的豪情已完全充溢了我，全连120余颗心铸成了一颗心。于是，一首歌颂子弟兵英雄主义的长诗《进入战斗》如井喷冲天，从我的生命里喷涌而出了。

　　我从《讲话》受益极多，面对《讲话》70周年来临，心潮起伏，有话要说。

　　我在1944年9月在国统区重庆进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次年初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在学校从事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同时向伟大的诗人、理论家胡风投稿学诗，在他和郭沫若等人主编的刊物发表诗作，而他坚持鲁迅先生所开拓的文学道路，提倡作家首先要做革命者、之后才是诗人，这一教导更鼓舞我树立为革命而写作的立场。因而，1946年6月，我从重庆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就本能地马上写出了歌颂解放区新生活、歌颂工农兵的诗作，其中长诗《我看见新的兵士》，经由大诗人艾青推荐，立刻被《晋察冀日报》发表，而且十天后，该报就发表了我不相识的一位八路军宣传干部给我的信，称赞此诗对八路军战士有教育鼓舞作用，感谢我，并建议我到八路军中去深入生活。

　　此后，于1947年2月，我进入华北联大文学系插班学习，第一次学习毛泽东《讲话》文本。我以虔诚、庄严的心态努力学习，在短短4个月中，比较系统、深入地了解了《讲话》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和党在文艺方面的方针政策。当时，从我作为一名青年作者的需要出发，我得到的最重要的思想收获是：第一、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写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是总方针、总任务。第二、为此，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从原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工农兵、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这样才能喜爱、理解从而正确地表现他们。第三、由于文艺工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不熟悉、不懂工农兵，所以一定要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了解、熟悉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和语言，然后才能进行创作，表现他们。

　　我学习《讲话》后，顿时感到心灵充实，心胸开阔，心明眼亮。如前所述，我已树立了为工农兵写作的立场，但学《讲话》后，感到那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状态，而《讲话》把它提升到理性认识、战略方针的高度，成为科学的思想武装，更具主动性、自觉性。

　　以下，我要谈深入生活的实践情况了。这是我想要谈的我和《讲话》关系的主体部分。我在解放战争三年中，曾先后下部队和下工厂深入生活，各有不同的思想和创作收获。现在先谈《大清河北参战记》这个题目。

　　1947年6月，我从华北联大文学系毕业，留校任创作员。8月间校领导就安排我们几个创作员到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去深入生活。纵队领导给我们以“随军记者”身份，分别分配到不同的旅、团、营、连中去。我被分配在四旅十团三营四连。

　　伟大的解放战争，自去年6月全面展开后，我解放军经历了一年多战略撤退、内线作战，至今已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反动军队力量，现在要开始收复失地，转入外线作战，从而要解放全中国了。我们深入的二纵队，就正是从河北省中部大平原中心，一路迂回曲折北上，要去收复被敌军占领的“平津保”三角地带了——不过，这是那次战役后的认识。当年，我跟随连队日夜穿行于高杆秋庄稼原野里行军时，却是在“军事秘密”中，只有满脑子紧张、神秘感，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和去干什么。

　　虽然是随军记者身份，但我绝对不仅仅浮在“面上”采访、写报道，而是要真正实践《讲话》而“深入”下去。我自认为：我来体验生活，就是向生活索取的。是有求于生活、有求于指战员们的，因此，我必须通过帮助他们做事情，以主动奉献去索取。于是，向营教导员贺海风报到后，我就请求他把我当作是他领导下的干部使用，给我分配我能做的实际工作。于是，营部召集各连干部开会时，就由我作速记记录。连指导员分配我做类似文化教员的工作，编辑本连墙报《行军报》，发动班、排长和战士写稿，表扬先进，批评落后，鼓舞士气。战士们互相写挑战、应战书，不会写字，就各自口述由我记录。行军空闲时间，抓紧访问指导员等，多方面了解部队生活，交朋友。比我还小两岁的副连长（我23岁），见我装刷牙缸（也就是饭碗）和笔记本的土布做的背兜太破旧，就把他的旧帆布背兜送给我，给我兄弟般的关怀。连长大我两三岁，是战斗英雄，我利用雨天停止行军空闲时间采访他，他不重视自己的英雄事迹，反而对我说：“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是个光棍汉，组织上也不给我解决个媳妇，我有意见。老鲁，你替我向组织上反映反映！”这使我感到，虽然我们相处才十天左右，但已是知心的战友，感到亲切、温暖。

　　如上所述，那些天的任务就是行军、训练，忽东忽西迂回，辗转北上，寻找战机去攻击反动派军队。我和从团部下连队来的宣传干事李国忠一起，跟连勤务员走在本连大队前头，和战士们互相逗笑话、猜谜语，活跃情绪。连续雨中长途行军，大家每人背包上作饭碗用的搪瓷茶杯里都灌满了雨水。有一次，午餐饭菜已送来，指战员正要集合开饭，忽然紧急集合急行军，只有少数战士来得及抓几块小米干饭捧在白毛巾里塞几口，其他人忍饥奔跑。晚上在宿营地连部里我对指导员说外行话，“战士们不吃饭行军，真可怜！”他说，“这是训练的需要。”十几天过去，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实际情况，我对部队生活本质开始了解。现在仅仅以我写《进入战斗》诗作为中心，谈我思想感情的变化。

　　这要从我来部队前在联大学习时我写的两首小诗谈起。一年前，1946年8月，反动派军队向我解放区全面打来，我们联大师生就要撤离张家口前夕，我写了诗歌《星之歌》，预感到我军民将要付出沉重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决不怕任何牺牲，一定会赢得最后胜利。但这诗却被有的人写文章给予彻底否定，说写革命战争根本不该写牺牲，这是资产阶级颓废、没落、腐朽、看不见前途的思想感情，这是作者思想没有改造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灵魂。这“当头一棒”把我打蒙了，它逼我怀疑自己思想不健康，陷入思想混乱，丧失了创作信心。另一首，是这年春节时写的民歌体短诗《剜窗花》，表现一名农民妇女——八路军战士的母亲，在过春节时想念儿子的几许幽默情趣。拿给我们副院长、我最崇敬的大诗人艾青看了，他说：“这诗容易引起战士想家。”其深层内涵是：容易涣散战士斗志，不利于从思想上巩固八路军部队，不该写。我完全感到他热爱部队的满腔善意和用心，于是我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看法。这就使我感到，写人民和指战员的牺牲、死亡是个敏感禁区，在写作中是不宜碰的。我就是带着这样的警惕性来到了部队里。但是，在这里，我恰恰遇见了相反的情况。副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讲话，提高大家的觉悟，竟大声高喊：“我们就是要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为谁死！……我们就是去要蒋介石的脑袋！”而旅部首长向我们介绍情况说，当前战士的成员中，有50-70％是“解放战士”，被俘的原国民党兵，他们调转枪口去打反动派，部队中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帮助他们“征服怕苦、怕死思想”。而战士们自己也常说，“冲锋时不怕死，下了战场看袖口上有弹洞，就后怕了。”他们习惯地把死亡、牺牲说成为“光荣了”。所有这些，使我原来被禁锢的思想和紧张情绪开始迅速化解！我发现了、认识到了我们部队思想本质的真实性、指战员品质的真实性。他们作为拿起枪的农民，为了夺取革命胜利，为了打垮反动派后去分田地闹翻身，是不怕死、不讳言牺牲的。随时随地准备迎接生死的考验，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家常便饭”。于是，我唾弃了那种因《星之歌》而说我是资产阶级颓废、没落、不健康情绪的滥调。对于艾青对《剜窗花》的多虑，我则认识到，这是完全和战士战斗生活隔离的、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从善良愿望出发，对战士精神生活的误解，实际是低估了他们的革命的阶级觉悟，是知识分子、作家本身神经脆弱的表现！于是，我来部队前的思想禁锢彻底没有了，我思想又自由了，又完全恢复了创作的自信心！这才出现了后来我写《进入战斗》长诗的“奇闻”。所有这些，才是我因为做到了真正“深入”而必然获得的重大收获。这首《进入战斗》，几十年后收入《在前沿》诗集再版（2008年4月24日），徐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这些在一线战斗中写出来的作品，就我所知，在解放战争时期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看来，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经过整整半个月15天的迂回行军，旅政治部首长终于在9月9日晨7时，召集各团、营、连全体干部大会，第一次公开宣布战斗任务：要夺回被反动派侵占的大清河北“平津保”三角地带，收复我们原来的第十军分区，并简短进行战前动员与部署。我参加完这个大会，又紧接着参加我们四连指战员的战前动员大会，战士们已是个个摩拳擦掌、怒火冲天了。下午，我营、连从现驻地大清河南岸，跨过新镇大桥，抵达大清河北岸。这就进入敌占区了，目标是要攻打这北岸敌人的第一个桥头堡——武将台村。此刻，那个村庄正在黄熟的“青纱帐”掩蔽之中。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走走停停，悄悄逼近村庄。我自从深入二营以来，一直跟随四连行军，此时要打仗了，当然仍跟随着四连。天已昏黑，与敌军越来越接近，越接近冲锋时刻。我和指战员们心在狂跳，热血沸腾。就在此刻，两个问题突然降临我脑中：战士们手持武器，可以冲锋杀敌，而我手无寸铁，不懂打仗，冲上去干什么！？我冲上去，若侥幸生还，当然极好，但若不幸牺牲，有什么意义！？但就在几乎同时，我又回答自己：若能幸存，我就亲自体验了指战员们为消灭敌人而勇于牺牲自我的英雄主义豪情，我就有宝贵资源，真实地表现、歌颂他们，这是我终生难再的天价收获；若不幸牺牲，这就证明毛泽东的文艺战士是好样的，绝不辜负党的信任和教导！于是，我们全连指战员严阵以待，急等信号弹升空就要抛头颅、洒热血向敌人冲上去，彻底消灭敌人！此刻，我完全体验到了战士的豪情。或者说，战士们的豪情已完全充溢了我，全连120余颗心铸成了一颗心。于是，一首歌颂子弟兵英雄主义的长诗《进入战斗》如井喷冲天，从我的生命里喷涌而出了。我默念着、默念着……

　　但也恰在此时，团政治部宣传干事李国忠的声音突然把我从构思中唤醒：“鲁煤，你的位置在哪里？”“我的位置在连队！”“你请示过教导员吗？”“没有！”“快去请示教导员！”在初夜的昏暗中，他抓住我的手臂就走。三两分钟后，“在朦胧的夜色里，我被他带到高大的教导员贺海风面前。我扬手行军礼：“教导员，我的位置在哪里？”他脱口而出：“去战勤，烧开水，接伤兵！”他余音未了，忽觉一只大手早把我抓住，拖我走开了。走出六七分钟，来到村边一处独立农家小屋里，那里已有两个民兵在大锅里添水，要点火，而让我从屋外空地上向屋里搬旧的高粱秸，来供他们烧火。片刻后，战斗打响，敌我双方密集的枪炮声响成一片、如暴雷掀天动地，而流弹也如雨点嗖嗖向我们这边飞来。立刻，有伤员被抬来，在这独立屋窗外，在仅有的两盏马灯昏照下，我马上给他们喂开水，而后就匆匆被抬走。大约半个钟头后，我连的指导员也被抬来，他躺在担架上，喝过水，哭喊着：“老鲁，再见……再见。”立刻被抬走了。

　　一夜激战，至次日拂晓，我军终于拿下了武将台村。我们烧水、接伤兵的人马上进村去，参加“打扫战场”。我看到在村边空场上伫立的教导员，请示他我该做什么。他马上又脱口而出命令我：“登记俘虏！”有76个俘虏人员成双行横队站在那里，我逐一登记其姓名、职别后，马上被我军押走了。接着又让我参加全营战斗总结大会，教导员讲了我营战绩和优缺点。

　　就这样，教导员从不把我当一般记者看待，不予管理，而是时刻当做自己领导下的干部给予合适的工作。就是靠这样的“深入”，我突破了“左”的教条主义禁锢，认识并亲身体验到了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本质，并在战斗现场歌颂他们。就在此次总结大会上，教导员就说：我四连伤亡六十多人，占全连人数之半；全营三个连共伤亡一百四五十人，占全营人员三分之一。可见，生活在部队生活圈外的知识分子作家讳言指战员牺牲，或认为写到牺牲就是思想不健康的议论是何等违反生活真实、不利于创作的。

　　而且，就在这次全营总结大会上，听说原副营长壮烈牺牲，我四连被我采访过的那位英雄连长提升为副营长。

　　《进入战斗》这首诗，于1951年经胡风先生编选收入我的诗集《扑火者》出版。2006年收入鲁煤文集《在前沿》。2010年8月，文艺界举办“鲁煤创作六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众多文友写文章从史学与美学相统一方面，给予普遍肯定。这也证明了践行《讲话》、深入生活后的作品的生命力。